张爱玲的古典情结与小说的中国化想象

张爱玲的古典情结与小说的中国化想象作者：白春香来源：本站原创发布时间：2011年05月21日点击数：171摘要：张爱玲文化上的末世意识使她总是怀揣着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向往和眷恋。她的这一古典情结通过小说中男主人公的中国化想象表现出来。《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集中书写了张爱玲的古典情结，然而，范柳原中国化想象的破灭也寓言了现实生活中张爱玲古典梦的毁灭。关键词：古典情结中国化想象《倾城之恋》一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再版的时候，用了这样一个封面：“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①这里，描绘的是一幅古代社会人们饭后家常的一幕，那清幽的女人、抱着孩子的奶妈和那雅致的骨牌，构成了宁静和谐温馨的场景。这是张爱玲心中期望的生活场景，然而，它却一去不复返了。现实的人生，已经变成了像鬼魂似的苟延残喘地生活的现代人。在这个封面中，幽雅的传统文化与“鬼魂”似的现代文明并置在一个画面中，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和冲突。张爱玲说：“如果这画面有使人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②，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张爱玲对古代文明的眷恋和对现代文明的拒斥。张爱玲本来有着深厚的贵族血脉，如果不是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动荡，那封面上展现的可能就是她每天能享受到的最普通的人生。然而，资本主义的渗透、军阀的混战、日寇的入侵，都使中国社会处于最动荡的时期，这是一个岌岌可危的动乱年代。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正逐渐取代封建秩序和伦理道德，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思想也渐渐吞噬掉了封建主义的伦理和亲情。旧的东西在崩溃，新的在滋长中，这是一个伦理颠倒、价值错位的时代。它就像一张惘惘大网，笼罩住了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普通人，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挤压着他们的心灵，灼烧着他们的灵魂，他们的心灵被扭曲，人性被异化，人们感觉到“日常的一切都有点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③。对现代社会的恐惧也滋生了张爱玲文化上的末世意识：“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④；“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⑤；“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⑥……这种悲观的末世意识使她总是往后看，对往日繁华的古代社会和文明充满留恋。她曾经说：“为了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⑦。她对古代的东西都很喜欢：她喜欢蹦蹦戏里“风急天高”的胡琴声；喜欢申曲里的套话“五更三点望晓星，文武百官下朝廷。东华龙门文官走，西华龙门武将行。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马上定乾坤”；也喜欢申曲里“老夫”“老身”的私生活唱段。她说：“不论是‘老夫’是‘老身’，是‘孤王’是‘哀家’，他们具有同一种宇宙观——多么天真纯洁，光整的社会秩序：‘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马上定乾坤！’思之令人落泪。”可见，她喜欢它们，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总是能够唤起她对那尊卑有序和谐安稳的古代社会的神往。她还喜欢“古代的夜里的更鼓”，把它想象为“千百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而认为那是多么“可爱的年月！”⑧她甚至认为古人在颜色上“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的“参差对照”也是绝美的，因此她把它拿来作为小说创作的艺术原则。⑨张爱玲这一潜在的古典情结也在她的小说创作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系列归国华侨的男性形象，他们有学识有才能，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他们或是腰缠万贯的富商，或是有一定地位的公司职员，或是有相当技艺的医生。西化的教育和现代的文明把他们锻造成一个个相当成熟的现代人，但在择偶上，他们却相当的保守，大胆开放、热烈娇艳的女人围着他们团团转，但他们却偏喜欢“中国化”的女人。《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对“爱低头”，“穿着月白蝉翼纱旗袍”的白流苏一见钟情；《金锁记》中的童世舫深信“妻子还是旧式的好”，因此“多年没见过故国的姑娘，觉得长安很有点楚楚可怜的韵致，倒有几分喜欢”；《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保虽然心里爱着热烈娇媚的红玫瑰，但他还是娶了“很少说话，连头都很少抬起来，走路总是走在背后”的烟鹂做了自己圣洁的妻；《花凋》中的留学生章云藩喜欢的也是“旗袍长过脚踝”的中国女人。在这些西化开放的现代男性身上，张爱玲却赋予他们美好的中国化想象，也许正如上世纪40年代的批评家所说的，张爱玲像“一位从西洋来的旅客，观察并且描写着她所喜欢的中国”⑩。当然，张爱玲绝不是一个为迎合西方有意渲染古中国的东方主义者，她小说中这些美好的中国化想象显然出自她潜意识中对古中国由衷喜爱，是她内心深厚的古典情结不自觉的艺术表现。二《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最具中国化想象的小说，范柳原是完成中国化想象的主角。学术界对范柳原的评价，多受傅雷的影响，在那篇颇有名气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中，他称范柳原是“饱经事故、狡猾精刮的老留学生”，是虚伪地把爱情当作高级调情的“唐•裘安”{11}。后来的评论者大都持这一观点，认为范柳原对流苏是没有真情的，他是一个自私的享乐主义者{12}。这是对范柳原的误读。实际上，范柳原绝不仅仅是一个风流浪荡、贪图享乐的花花公子，如果只是这样，香港千娇百媚的女人多得是，他大可不必在流苏一个人身上下那么大功夫。范柳原对流苏的一见钟情，说到底，是流苏身上有一股独特的东西吸引了他，用他的话说是“难得碰见像你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真正的中国女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柳原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觉得流苏“看上去不像这世界上的人”，“有许多小动作，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气氛，很像唱京戏”，“真正的中国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永远不会过时”。小说中流苏的外在形象始终是朦胧的，除了她穿旗袍很美和范柳原特别两次提到的“你的特长是低头”外，就是空白。实际上，在流苏身上，那最具中国性的服饰——旗袍和最具中国女性神韵的身体符号——“低头”融为一体，已经构成一幅最具中国女性魅力的图画。对范柳原来说，流苏的美不是个体的美，而是能够满足他中国化想象的意象美。因此，为了使流苏更符合他的想象，他把她从上海带到香港，又想从香港带到马来西亚的原始森林中去，目的是让她“回到自然”，回到他想象中的原始的中国化情境中。总之，正如流苏所说，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与其说他是和白流苏在谈恋爱，不如说，他是在与白流苏代表的梦中情人——中国谈恋爱。范柳原是一个华侨富商在海外的私生子，早早父母双亡，孤身流落英伦，身心备受煎熬，他本来是带着一个温馨的中国梦投入故乡怀抱的。然而，作为他父亲的私生子，又获得了财产继承权，族人对他分外仇视。这对他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他总是住在上海的时候多，轻易不回广州老宅里去。”亲人的仇视伤害了他的心，也打碎了他的中国梦。很多年之后，他不无感伤地说：“我回中国来的时候，已经二十四了。关于我的家乡，我做了好些梦。你可以想象到我是多么的失望。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不由自主地就往下溜。”在上海他对流苏的一见钟情，蓦然间又唤起了他的中国梦。然而，毕竟流苏只是一个中国女人，并不是范柳原心目中的“中国化”女人。因此，流苏说到底只是充当了范柳原中国化想象的替代品，这便决定了白范之间爱情的悲剧性。流苏对范柳原，始终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所以，他对她是崇敬的，“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斯斯文文的，君子人模样”，“他连她的手都难得碰一碰”；他要求她懂得他，并真诚地对她说“我一辈子都爱你”；他会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甚至认真地品味起《诗经》中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来。但现实中的流苏，却是一个物质性的个体存在，她是一个穷遗老的女儿，为了躲避兄嫂的羞辱离家出走，“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她与他虚与委蛇、调情算计、以退而进是为了婚姻。所以，物质的流苏与精神的流苏的错位，使范柳原始终找不到精神的归宿，他的精神追求在流苏那儿得不到回应。因此，他断定：“流苏，你不爱我”，“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诗经》中那首美好的爱情诗也被范柳原用来揶揄流苏：“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的离别，都是大事，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范柳原对这首诗的有意曲解实际上是在巧妙地拒绝刻意追求物质婚姻的流苏。而在情感本质上，范柳原追求的正是那种中国化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美好爱情，他晚上一次次地给流苏打电话寻求精神的沟通，就是试图从流苏那儿获得精神的满足。但遗憾的是，流苏却“始终没有彻底懂得柳原的为人”{13}，因此，他感到既失望又烦恼。胡兰成在这一点上是很懂得范柳原的，他说：“作者描写他的无诚意，却不自觉地揭露了他的被自己抑制着的诚意，爱与烦恼。”“他在深夜里打电话给流苏，也不是为了要使流苏烦恼，却正是他自己的烦恼的透露，他说出了爱，随即又自己取消了”{14}。实际上，《倾城之恋》与其说表现了范柳原对中国古典爱情理性的执著，不如说范柳原的思想正是张爱玲自己的。王安忆就曾经说张爱玲在这儿是“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15}；李欧梵也认为“柳原的突然引用《诗经》确实谜一样难于解释。一个在国外出生在国外受教育的人……如何可能突然记起一句中国古典诗，那还是用文言文写的，而不是小说叙述和对话所用的现代白话？为什么在无数的诗行中单挑了这一句？”{16}实际上，唯一的解释是，张爱玲在借范柳原之口表达她的古典情结。在《自己的文章》中，张爱玲就曾直接道出了自己对这首诗的喜爱：“‘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17}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张爱玲对中国古典爱情理性的向往。然而，想象毕竟是想象，残酷的现实，还是摧毁了范柳原的中国梦。实际上，何止范柳原的中国梦以失望而告终？七巧的变态和金钱欲拆散了童世舫和长安的婚姻；振保对情欲的追逐也毁掉了他与妻子之间“圣洁”的爱情；郑先生夫妇视金钱高于女儿的生命，川嫦花一样生命的凋落也宣告了章云藩中国化爱情的破灭……这一个个中国化想象的失落，不正是张爱玲古典中国梦毁灭的寓言吗？张爱玲渴望素朴的生活和人生的安稳，这是她古典情结的内核。然而，正如那些归国华侨的中国化想象一样，张爱玲对古代文明的向往只是内心深处一个永远虚幻的美梦而己。现实中人们对金钱和欲望的追逐导致了人性的崩塌和异化，空虚、自私、孤独和冷漠成为生命的常态。在这样的世道，张爱玲的亲情也被现代文明毁掉了。父母离婚，父女反目，即使还存有一丝温情的母亲也因为金钱变得很冷漠，张爱玲曾这样回忆：“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碎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18}难怪年仅十九岁的张爱玲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19}；难怪张爱玲对人生的认识总是悲观和虚无的：“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吗？事实是如此。”{20}①张爱玲：《传奇再版序》，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第259页。②张爱玲：《传奇再版序》，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第259页。③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第174页。④张爱玲：《童言无忌》，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第89页。④张爱玲：《留情》，见《张爱玲文集》第1卷，安徽文艺出版社，第212页。⑤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第40页。⑥张爱玲：《传奇再版序》，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第135页。⑦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第174页。⑧张爱玲：《私语》，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第110页⑨张爱玲：《童言无忌》，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第89页。⑩转引自《“民间社会叙事”的失败和张爱玲小说的意识形态性》，《人文杂志》1996年第3期。{11}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