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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减税还是注资?（上）[摘要]激励相容银行监管的目的是，一方面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保证银行业的安全稳健运行，另一方面使银行业实现较好的盈利性。政府注资国有银行是为了充实银行资本金，提高银行业的经营稳健性。但注资具有低激励相容度，这在宏、微观两方面表现出来。微观方面可以通过净资产收益率与资本充足率的关系考察注资的激励相容程度，宏观方面则可以从不良贷款货币化效应来考察。与此同时，税收通过银行内源资本影响银行资本充足率，而目前我国银行业税负偏重。解决这个悖论的有效方法是要逐步降低银行业的税负，加大银行税返还，提高其盈利能力，通过自身的积累，增强内源补充资本能力，切实提高资本充足率。[关键词]银行税负,注资,激励相容,资本充足率税收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银行内源资本的影响实现的。税收负担的轻重会影响银行税后净利润，进而影响到银行所提取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的大小，这两项属于银行核心资本项目，其增加速度和规模直接关系到银行核心资本的比率。在会计上，每年税后净利润+年初未分配利润=提取盈余公积+应付利润+未分配利润。因而，税收负担会影响到银行自身资本积累的能力。降低银行税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这种影响可从两个角度分析，对于有盈利的银行，减轻税负、增加利润留存的方式可以补充资本金；对于亏损的银行，减轻税负可以减少亏损对资本金侵蚀的程度，减轻增补资本金的压力。一、我国银行业政府注资分析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资本比率一向较低，但2005年各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明显提高，如中国建设银行13.57%、中国银行10.42%、中国工商银行9.89%，但这种提高不是建立在银行效率提高的基础之上，而是政府注资的结果。以某银行为例，2004年该行资本充足率只有5.52%，该年净利润299.89亿元，不良贷款7846.56亿元，不良贷款率21.16%，而2005年不良贷款为1544.17亿元，不良贷款率只有4.69%，原因是：(1)国家注资。(2)转让损失类资产。(3)转让可疑类贷款。1997年以来，我国政府对银行注资迅速增长。第一次注资是在1998年，政府向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注资2700亿元资本(约合325亿美元)。1999年，大约1816亿美元的不良贷款剥离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2003年末，政府动用部分外汇储备资金分别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225亿美元(约为1862亿人民币储备资产)。此次注资使建行和中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8.01%和10.08%，达到了巴塞尔协议所规定的8%的标准。建行则是第一次迈过了上市的资本充足率门槛。外汇储备注资是在相对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巨大的资本金缺口、中国目前财政收入并不宽裕的国情下的次优选择。我国财政收入只有2.2万亿元，主要用于科教文卫、基本建设、国防等方面的支出，且从1991年以来，财政赤字逐步增加。此外，通过发行财政债券或金融债券进行注资有程序要求，必须经过全国人大批准，发行国债和金融债券一样也会增加财政负担，且按照有关规定，发行金融债券所能补充的仅是附属资本，无法补充核心资本。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而税前利润和资产利润率都较低，短时间内靠国有商业银行自身积累来解决资本充足率问题是不可能实现的。与此同时，近年来，出于种种原因，我国外汇储备迅猛增长，从2002年1月到2005年3月，外汇储备余额增加了4417.44亿美元。这么多外汇储备，隐含的机会损失非常大。动用外汇储备来补充试点银行的资本金，一则可以减少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加之风险，提高中国外汇储备的使用效率；二则可以减少财政注资的法律政策上的障碍。目前这种外汇储备注资方式在法律程序上是最简单的，不需要经过复杂的人大讨论与批准程序。其实，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1)国有商业银行股改前是国有独资，政府理应以国有股东的身份主导其改革。(2)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贷款支持的方式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埋单”，同时国有企业向国家上缴了大量的利税，现在国家以注资形式将一部分利税“返还”给国有商业银行，以解决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高和资本金不足等问题，这可以视为对国有商业银行多年来对国有企业“无私奉献”的一种“金融补偿”。离开国家的支持，国有商业银行要在短期内独立完成改制上市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专家计算表明，即使国有商业银行既不分红也不交税，在现有盈利水平下用其全部盈利弥补坏账，需要10多年的时间。(3)金融机构的高风险性和传递性使金融危机具有“公共救助”特征，为避免危机的发生，政府有必要动用公共资源进行危机管理。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任何一家银行的行为和变故都将对整个银行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健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银行的潜在危机主要集中在四大银行，主要表现为银行自有资本金严重不足和存在庞大的不良资产，解决这些危机需要支付巨额成本(张杰，2004：第21—28页)。所以，国家注资是国有商业银行成功改制的必要前提，这也说明国家注资在目前国情下具有激励相容性，但这种激励相容处于较低的激励相容状态，是低效的，这从宏、微观两方面都可以反映出来。注资的目的是充实银行业资本充足率，但资本充足率得到充实是否与盈利提高同步呢?如果二者同步进行，则注资在微观层次上具有较高的激励相容度，否则就可以认为具有较低的激励相容度。本文设计出一个激励相容度弹性系数来表示激励相容度。银行业激励相容监管机制的目的是在提高银行业稳健程度的同时实现盈利最大化目的。银行业稳健程度可以用资本充足率来表示，一般来讲，资本充足率数值越大，银行业稳健程度就越高；净资产收益率可以代表银行盈利状况，二者呈正相关关系。那么，激励相容度弹性系数可以表示为：当e1时，说明随着资本充足率的提高，银行业盈利性有较大提高，正激励相容度数值较高；当e=1时，具有单位弹性；当Oe1时，弹性较低；当e=O时，激励不相关；当eO时，激励负相关。本文利用上述指标，对我国目前银行监管激励相容程度进行研究，根据弹性系数公式(4)可得到表1、表2：首先，我们可以得到十国集团活跃银行1986－1995年激励相容弹性系数(见表1)。从表中数据我们可以知道这些银行在这些年份里激励相容程度都比较高。《巴塞尔协议》于1988年实施后，十国集团各活跃银行纷纷提高资本充足率，在资本充足率提高的同时，净资产收益率也得到大幅度提高，这说明随着资本充足率提高，银行的稳健性和盈利性都得到加强，也就是说，十国集团活跃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的方式具有较高激励相容度。同样方法，可以得到我国主要商业银行从1996～2005年的弹性系数。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并没有随着资本充足率提高而同步加强，激励相容弹性系数虽然为正，但几乎接近于0，与十国集团活跃银行1986—1995年激励相容系数相比差距较大，这说明注资方案虽然提高了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但对其的盈利性改善甚微，具有较低的正激励相容度。这再次说明了仅仅采取一些措施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重组和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彻底改革是两回事。由于公司治理结构是由内部所有权决定的，在没有对所有权进行有效重组的情况下，很难提高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绩效。财务重组能够使国有商业银行看起来比以前更像商业银行，但是并没有真正把它们改造成为商业银行(热若尔·罗兰，2003：第12页)。国有商业银行具有内在的信息不对称性。作为委托人，政府意图把许多任务交给代理人。这些委托任务通常有不同的优先顺序并且彼此相互矛盾(Diamond，1984：第393—414页)。例如，作为国有制银行的所有者，政府要求它们自负盈亏经营。但同时，为了发展本国经济和实现社会发展计划，政府通常命令银行给某一特殊部门提供更多的贷款，规定贷款利率上限。当贷款成为坏账时，很难分辨出是由于政府干涉还是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管理层经营不善造成的。因此，政府作为委托人就不能根据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挑选管理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责任不够明确、治理结构不够完善。显然，政府注资提高了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但没有显著改善它们的所有制结构。即使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了，它们还会继续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假定政府控制所有权结构以及内在信息不对称性保持不变，则国有商业银行很难把它们自己改革得富有效率。结果，注资并没有导致有效率的改革，相反，可能诱导出更多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认为只是简单地拿出一些资金就能建立一个良好的经营机制的想法不符合实际。从宏观来看，注资增加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满足了监管目标，但是这是以牺牲其他政策目标为代价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注资在宏观层次上具有低激励相容度。本文以外汇储备注资的不良资产货币化效应来验证这一观点。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不良资产的货币化。在理论上，如果解决不良资产问题的方式，包括核销以及补充资本金是通过中央银行释放基础货币来实现的，就应该认为是不良资产的货币化(Schwartz，2002：第315页)。但是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由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特殊性，在实践中有时很难判断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救助是不是通过释放基础货币进行的，中央财政以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那么，外汇储备注资到底算不算不良资产的货币化?这就涉及货币化的具体方式和机制问题。从实践经验看，不良资产的货币化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的或明显的货币化，比如直接由中央银行提供再贷款支持；另一种是间接的或隐蔽的货币化，用国家外汇储备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就属于这一类。这可以从国家外汇储备形成机制得到验证。近两年来的外汇储备增长伴随着比较明显的货币较快增长，这本身就是一个隐含的货币化过程。2001～2004年，尽管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仅为1672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却累计增加3971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资本项目结汇实现的。受其影响，央行基础货币增速由2001年的11.9%，增加到2004.年末的53.8%，货币供应量M：也由15.8万亿元增加到25.3万亿元。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央行采取了相应的对冲措施回笼货币，仍未能阻止货币供应量的较快增长。2000～2004年，M2年均增长达15.5%，M2占GDP的比例由2000年的151%上升到2004年的185%。由于货币供给迅速膨胀，银行存款和贷款二者都开始加速度地增长。当贷款显著地增加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持续下降。然而，这也有负面影响。随着银行资产增加和不良贷款比率下降，它的资本充足率也开始下降，这反过来有碍于银行的稳定性。政府注资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这就为下一轮的资产膨胀铺平了道路。简单地讲，外汇储备增加导致了货币供给膨胀，此后银行存款和贷款迅速增加，导致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下降。资本重定又提高了不良贷款比率和资本充足率，把银行带入了下一轮的资产膨胀。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历史原因，政府对银行业具有低激励相容性：一方面，通过注资，监管的目的暂时实现了，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提高到“理想”的水平；另一方面，银行盈利性增加跟不上注资的步伐，并且带来了监管目标与其他政策目标的冲突。作者：李红坤来源：《金融论坛》（200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