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文学需求的培植和文学教育问题的反思

当下中国文学需求的培植和文学教育问题的反思杨文虎当下中国人对文学需求的萎缩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要重振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必须培植人们的文学需求。文学教育是培植文学需求的重要途径,但我国目前的文学教育本身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对这些问题需要反思,并提出解决方案。[关键词]文学需求;文学消费;文学教育;文学观念[中图分类号]10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8)12—0214—06杨文虎(1950—),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上海200234)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世人瞩目的增长,中国的产品在全球的超级市场中已经占据着不容小觑的地位。有了这样的底气,我们产生了文化输出的冲动。但输出什么?却是一个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把我们当下创造的鲜活文化输送出去,那么,所谓文化输出就不过是向人炫耀过去的阔绰,与破落户子弟用祖上留下的古董去换点真金白银没多少区别。但我们当下的文化又有些什么产品可以送出去的呢?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同样难以达到文化交流的良好意图,倒有可能像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日本在成为世界第一债权国以后,它的文化输出不但没有给它赢得世界的喝彩,甚至也没有消淡令人讨厌的“经济动物”色彩和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理阴影。中日建交30多年了,日本对华投资也不少,日资生产的汽车、数码产品在中国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可是,日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却急剧下降。一个国家的文化输出,是一个民族去和别的民族进行对话,这关乎一个国家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当一个民族的精神是健全时,它给其他民族的影响就会是积极、正面的。但如果这个民族的文化出现了问题,它的立场及追求中存在着让人讨厌乃至恐惧的成分,那么,它的文化留给别国人民的印象就不仅仅是厌恶了。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讨论中国文化输出的问题,而是以此为话题探讨中国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生存困窘和解困对策。中国文学的困窘,并不是表现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至今还未得到过诺贝尔文学奖,而是表现在文学在中国这个有着辉煌文学传统的国度完全被边缘化了。经过19世纪的文学大繁荣后,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文学都进入了越来越不景气的下降通道。现在有了汽车代步和为身体发胖而发愁的当代人,越来越没耐心阅读一本文学作品了。虽然这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但在中国表现得特别显眼。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改革步伐加大,文学也迅速步入了萧条时代。大多数文学刊物都因无以为生而倒闭,少数留存下来的也有不少转型为时尚类杂志或青年杂志。西方有些学者甚至断言文学即将寿终正寝,如德里达说:“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现代信息技术会不会使文学走向终结,我们可以拭目以待,马克思早就说过:消费决定生产。在现代社会,人对文学的需要是文学消费的决定性因素,它对文学艺术的生产来说也是第一位的。没有文学需要,就不会有文学的消费和文学的生产。只有当社会保持着对文学艺术的旺盛需要,文学艺术才有可能兴旺发达。一个文学大国,必定拥有大量热爱阅读、钟情文学的国民。现在,中国人对文学的需要确实是极大地萎缩了。为什么会出现极大的萎缩呢?这除了有各国共同面对的原因以外,也有着自己的原因。从历史层面来看,在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的文学艺术生产就像物质生产一样,被计划体制牢牢地控制,每一时期写什么题材、表现何种主题,甚至体裁品种的比例,都是由意识形态部门预先规划好的。文学艺术从其本质上说,是人类自由精神的体现,对这一自由肆无忌惮的践踏,其直接和间接的后果就是,迫使全社会丧失了对文学艺术的正常需要,即:剥夺了老年人欣赏传统艺术的权利,败坏了成年人看戏、读书的胃口,更严重的是使这期间诞生的儿童基本不知艺术为何物。这种情况造成了人民群众文学欣赏水平急剧下降,对文学审美情趣的彻底败坏。当这个梦魇时代终于过去,中国在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文学需要又遭遇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改革开放让原先被压制着的物质欲望释放出来,由于人们正常的消费欲望长期被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加以批判,由于那些享受型的物质消费被革命清教主义视为原罪而大加讨伐,因此,这种物质欲望的释放在当时具有解放的性质和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意义,同时也带有爆发性的特点和恶补性的矫枉过正。在消费需要的极大刺激下,中国的工业生产虽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文学艺术的消费却没有随物质消费高涨而上升,相反,人们对文学艺术的消费反而呈现急速下滑的趋势。以经济建设发展速度最快的深圳为例,1980年,深圳文学艺术图书消费占总销售的28.9%,在各类图书中高居榜首,以后逐年下降,至2000年仅为9.2%,在被统计的六大类中居倒数第一位。文学在深圳的状况,其实也是文学在全国命运的一个缩影。文学艺术在高涨的物质欲望挤压下,存在的空间反而越来越狭小。在功利主义心态驱使下,许多人包括知识分子纷纷下海经商,但很少有人真正感觉到文学的重要性。有极大比例的中国人,一年中连一本文学书都不读,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回答不出四大名著的书名,也不觉得难为情,因为大家都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意识。可以这样说,这个年头的大部分中国人,已经不懂文学修养是什么东西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信息网络冲击之外,这是文学消费急剧缩水的更加深层的原因。更严重的是,来势凶猛的商业化大潮使仅存的一点文学需要也染上了现代社会的许多恶习,道德沦丧、拜金主义、美女作家、下半身写作、戏说历史、恶搞经典大行其道。虽然每年也会出现少数优秀的文学作品,但从总体上说,当代文学有着太多让人非议的话题。恶俗的内容、浅薄的思想、卑劣的手法、低级的情调充斥着今天的文坛。因为害怕受到不良读物的毒害,许多家长严格禁止自己子女买时下的那些作品。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小说都是垃圾,虽有一篙打翻一船人之弊,但确实事出有因。试想,如果我们把这样的文学作品放给我们的孩子去阅读,这和用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去喂养儿童有什么两样?因此,国民的文学需要大幅下降,当代文学的质量问题实在与此有着难以解脱的干系。现今的教育体制也给文学需要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国民教育承担着教书育人的主要功能,其中也包括培养学生的文学艺术修养。文学教育就是通过课程的设置和教学计划的实施,养成学生对文学的需要和爱好。而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一个孩子即使还保留着对文学艺术的微弱需要,到了学校教育阶段也常常被无情扼杀。一切为了升学,凡是和升学考试无关的活动一概靠边。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个别被视为有艺术天分的孩子会继续接受艺术教育外,绝大多数儿童从此和文学艺术渐行渐远,而家长对此显然也是支持的。为了考上大学,全社会的家长和教师仿佛都串通起来,结成了一个杜绝孩子接触文学艺术的联合战线。教育界的领导在高喊素质教育,但许多人心里却在想:小孩的文学素质和他将来的前途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指出:“越是高级的需要,对于维持纯粹的生存也就越不迫切,其满足也就越能更长久地推迟;并且,这种需要也就越容易永远消失。”与物欲相比,人对文学的需要是很脆弱的,一个小孩子一天不读诗不见得会身心难受。几乎所有人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和需要,都是在童年时代被培养起来的,因为童年是感性世界的天然领地。在理性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儿童的这份珍贵资源只有在文学艺术的滋润下才能保有,一旦和文学疏离久了,感性能力也许就不可逆转地消失了。达尔文承认,长期的理性思考使他在30岁就失去了欣赏文学艺术的兴趣,从此再也不能欣赏他曾经那么喜爱的音乐和莎士比亚剧作,为此他感到非常痛苦。人类两千年来的教育制度,就是以片面发展理性压制感性走到今天的。我们现在围着高考指挥棒转的教育结构,还在变本加厉地驱使儿童远离文学艺术。这样做的灾难性后果是,在培养文学艺术爱好的最佳时段空转之后,再想养成一个人对文学艺术的需要,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难上加难的。我们实际上是在让我们的儿童提前品尝达尔文中年才尝到的苦果。这种后果的严重性,人们至今还没有充分认识到。马斯洛的话不仅对个人是真理,对社会同样适用。一个社会在长期隔绝某种精神需要后,这种需要也会难以挽回地消失。我们社会对优雅生活和待人礼仪疏离已久,甚至把礼仪和生活风度视为剥削阶级的虚伪讲究而屏弃。不少人已经对粗鄙生活安之若素,把行为粗鲁视为豪爽,把出言不逊当作率真,把食言违约看作不拘小节,毫不顾忌他人观感。到过台湾访问的人普遍有一个印象,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都彬彬有礼、谈吐文雅。什么时候我们社会才会对这些礼仪的缺失痛心疾首呢?中断一代人的文学需要,也会使这代人永远不再需要文学。文学需要难道也要步礼仪的后尘,变成一种日渐遥远的回忆吗?和其他有些艺术相比,文学还算是幸运的。因为语文仍为高考主课之一,托语文高考的荫庇,文学多少还能在学生宝贵的课时资源中分得一杯羹。相比一下,同为人文领域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学科,因为沦为非必考课目,中学不再重视,学生不再学习,大人也不当回事。中国人的历史知识水平,降到了历史从未有过的低点。因为中学现在只需一个历史老师应景足矣,不少师范大学的历史系纷纷改成了社会学系或别的什么系。所以在目前的形势下,文学多少还应该感谢现在的高考制度。但这种感谢却保留着太多的酸涩。高考固然为文学赢得了一点生存权,但为高考制度所决定的教育模式,却在严重败坏着文学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文学本来是一种非功利的审美活动,它的功能是让人感悟,使人得到美感的享受。而现在的教学机制,却把文学变成了一堆枯燥的知识考题,将文学阅读变成了让孩子抓耳挠腮的一场精神磨难。本应令人兴趣盎然的文学,现在变得索然无味,甚至在不少中学生看来,连枯燥的数学都比语文还有趣。这种心理阴影对文学的潜在损害,比它败坏学生对艺术的胃口要严重得多。因为他们从此留下一个刻板的印象:文学是一种使人不开心的倒霉东西。他们一旦通过高考,就把课本扔开,从此便告别文学。我国文学读者人数的惨淡剧减,与这种教育不无关系。即使不考虑别的因素,仅仅为了文学事业的未来,我们的语文教育方针也应该重新设计。目前,教育界多少已经意识到语文教育的弊端,正在通过课改增加文学内容的比重,并在语文考试中改变测试文学的方式,加大主观试题的题量,以求体现文学教育的特性。这种改革无可非议,但更加根本的改革是转变语文教学中的文学观念。文学就是文学,而不是载道的工具。把文学等同于传道的工具,永远也不可能引领文学走出困境。除了文学观念问题,要改变现状还有一个障碍需要去克服,那就是缺乏大批称职的语文教师。我国的现代教育一直有重理轻文的倾向,师生大多信仰“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此,一流人才都流向理工方面。本来师范生免学杂费的制度,还可以吸引一些家境困难的优秀生来做教师,但现在一律收费就使师范招生的唯一优势也失去了,最后含恨而进师范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大多是高考竞争中的失落者。这些学生本来就缺少对文学的体认,现在要他们修习文学教育专业,将来要他们去教别人爱好文学,确实是太难为他们了。为了学历文凭,他们或许能考个过得去的成绩,也能完成规定的学业,但很难养成对专业的热忱和必要的敬业精神。这样的学生毕业以后进入中学工作,因为缺乏对语文教育的钻研热情,加上以前文学课给他们烙下的刻板印记,他们只会按照教案的现成模式去授课。在一年一年的教育实习中,笔者发现师范生对文学的领会越来越肤浅,把文学作品讲解得支离破碎,毫无意趣。上海近年来开展的语文教学改革工作,反馈回来的信息竟然是,课改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老教师,而是来自近年来培养的师范毕业生!据笔者了解到的情况,他们倒不是反对课改,只是不想扔掉现成的教案,去劳心费力地研究新教材、编写新教案而已,因为这个工作对他们来说太无趣味、太吃力了。他们自小反感他们老师教的语文课,可现在轮到他们抱着旧教学模式不放,去培养又一代厌烦文学的学生了。我们的文学教育就这样陷入了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中。要彻底跳出这个轮回,只有调换大量合格的语文教师上岗,但短时间内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的合格师资?所以基本上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等待师资队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