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生产中的兄弟

当代文学生产中的《兄弟》董丽敏内容提要当代文学与以出版为核心的文学生产机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19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余华的《兄弟》,相当程度上印证了以出版为核心的文学生产机制的变化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包括出版政策、编辑、作家、读者、媒介、批评家等因素在内的当代文学生产机制,为制造文学畅销书,吸纳/调和/消解了各种文化势力之间的冲突。《兄弟》无论在主题、人物,还是结构、叙事等美学追求上,都自觉地回应了当代文学生产机制转变的要求,使其无法被简单地纳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批评格局。余华的《兄弟》自诞生之日,就处在了争议的漩涡。来自读者市场的接受与主流批评界的批评形成反差。一方面,截止2006年6月,《兄弟》已行销近百万册,“被业内外153位专家评为2005年畅销小说第一”,成为目前颇为萧条的文学市场中传奇,有相当广泛的市场号召力。另一方面,自《兄弟》上卷问世,文学评论界的批评就不绝于耳,愈演愈烈。《兄弟》下卷上市不久,就有《给余华拔牙》的评论文集出版,宣告主流文坛对《兄弟》不能认同。面对外界众说纷纭,作家余华的反应耐人寻味。从《兄弟》上册出版,过去颇为低调的余华一反常态,不断接受各路媒体采访,宣称《兄弟》是目前为止他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兄弟》以其喧嚣和张扬,制造出很难一言以蔽之的文学现象。如果将其搁置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降的“纯文学”批评格局,作相对封闭的“新批评”式文本解读,可以发现,除了自娱自乐以外,难以应对《兄弟》以及围绕《兄弟》所产生的各种争议,也谈不上有效地解读作品。在这个层面上,也许只有先反省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流行模式和切入角度,以更切近作品的新的研究视野和阐释机制加以把握,才能在重新定位作品的前提下,产生令人信服的批评。在我看来,把《兄弟》放在“当代文学生产”格局中加以研究,提供了一种阐释可能性。即充分认识《兄弟》得以产生的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特点,并把《兄弟》当作这一生产机制日益成熟的结果。《兄弟》与当代文学的商品化生产方式如果以文本出现的《兄弟》,只是文学生产的一种结果;那么将叙事所传达的意蕴当作文本的全部,很大程度上便是一种被动的误读。文本要被真正理解,必须打破静态而被动的解读方式,越过已成形的文本,进入到文本诞生之前,通过对各种构成文本形态的客观的、主观的因素作综合解读,才能把握文本为何一定会以这种面貌被呈现,又为何一定要以这种内涵被解读。由出版方、作者、媒介及读者市场共同构成的作品生产流程,应该作为决定《兄弟》内部意蕴及价值指向的关键因素,纳入到研究和考察的视野中来。而“出版”,作为连接作者/读者、文本制作/市场需要之间的中介,对整个文学生产流程的核心作用,尤为值得关注。事实上,《兄弟》作为畅销书出现并非偶然。它不仅是作者余华个人精神活动的结晶,很大程度上,是作者与出版方、市场博弈的结果。《兄弟》产生过程中,余华的签约作家身份值得注意。2004年,余华同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签约,成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签约作家。此举在业内引起很大反响。因为在以往的观念中,作家与出版社的关系是彼此独立的,作家超脱物质利益束缚的“自由身”,往往被看作是作品较为纯粹的“独特性”来源,是决定作品与市场保持距离,从而超越现实的“个体精神”支点。这种“自由身”尤其得到强调的另一个依据,是在90年代以前,中国的出版主体在所有制形式上,基本上为单一的国家所有;相对经济效益,更强调思想观念的“政治正确性”。再加上“安贫乐道”、“精神至上”的传统道德体系的强大影响力,无论是从出版社还是从作家来讲,远离物质利益追求前提下建立起来的作家的“自由身”,都将是顺理成章的结果。90年代以后,随着出版体制的改革,“职业作家”、“专栏作家”等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但人们接受这些以稿酬为生的作家的前提,是他们开始就被打上“商业化”烙印,被归入“通俗作家”、“写手”的行列,与所谓的“纯文学”划开界限。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向被视为先锋文学代表人物的余华,签约上海文艺出版社,当然也就意味深长。这次签约,按照上海文艺社总编郏宗培的说法:余华之所以能够成为该社的签约作家,是同出版社为其提供的服务分不开的:余华除了几部长篇以外,更多的是一些中短篇和随笔,这些作品分布在几个不同的出版社,作者本人很想将这些作品集中整理推出,但是这样做投资比较大,一般的出版社没有这样的勇气和气势去尝试。上海文艺社在了解到作家的出版意图之后,同作家达成了协议,于2004年春节前推出了余华12本作品集,从而奠定了作家同出版社长期合作的基础。从表面上看,上海文艺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简称)与余华的签约是雪中送炭:由于余华之前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在《活着》之前的作品——先锋意味十足,在出版归类中属于“小众”,因而其他出版社普遍没有“勇气和气势”去结集出版。上海文艺社逆流而上,似乎更多是一种文学“赞助行为”,与“盈利”的关联不大。但实际上,签约背后,恰恰有着相当明确的对余华及其作品的市场定位的考虑。郏宗培在另一次采访中谈到:余华是实力派作家中的佼佼者,更是一代年轻读者的偶像。……我们看好余华,是他的作品与其他先锋派作家相比,颇具特殊性。《活着》在广泛的读者心目中占据了不可动摇的位置。他能以近乎炉火纯青的技巧,营造出一种完美的阅读快感来。他的文字,他的叙述节奏,也非常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口味。实践证明,余华的小说生命力是很强的。也就是说,在出版者看来,余华不是作为“小众”的“先锋派作家”,而是作为能制造完美阅读快感、拥有广泛读者群的“颇具特殊性”的“偶像”作家,而受到他们的青睐。在这样的定位中可以发现,出版者更看重的,其实还是余华可能拥有的市场号召力,而不一定是余华作品的文学性。文本的市场性与文学性由此形成一种内在矛盾。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出版社立足于出版运作文学类畅销图书的基本原则,认为文学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一是抓原创小说,……二是抓实力派作家,……三是抓营销。”按照这种说法,“原创”、“实力”与“营销”必须三位一体,才能成就文学畅销书。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畅销书运作模式,更多的时候,文学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并不如此和谐。仍然以《兄弟》为例,郏宗培谈到:“畅销书是可遇不可求的,它是个系统工程。要找到一本适合畅销的书,要做好畅销书,是在有为而治和无为而治之间进行权衡。刻意去找未必能找到,因为好书不一定畅销,畅销书并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为了达到畅销目的,出版社选择的图书不一定是最优秀的,这其实是出版社对于畅销书在文学性上的基本定位,这一定位的合理性在于,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会以其高标独格的个人创造性形成大众接受层面的障碍,从而影响其畅销程度。当郏宗培以《兄弟》来论证这一道理的时候,可以说,《兄弟》并非一流的文学品格却可能有巨大的市场效应,这一点在出版社操作的时候,就已相当明了。在这样的前提下,再来看待余华与出版社的合作,其潜在的意味就明朗了很多——无论是余华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签约,还是其后围绕《兄弟》展开的运作,它更应被视为是在90年代之后文化市场逐渐形成的背景下,一种双方合作的市场操作行为。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说,签约成名作家的方式,可以垄断出版作者全部创作,使自己可以在更有保障的前提下,更宽泛、更自由地挑选并制作畅销图书;亦可以从营销的角度介入作家的创作,要求作家配合其营销策略从文本创作到市场推广予以全面配合。另一方面,从余华的角度来说,与出版社合作,意味着放下原本精英作家的架子,以出版社为中介,寻找更大的读者群与更广泛的市场回报。但是处在文化转型期,在多年以来文化精英观念与成名作家身份的共同作用下,余华这一代作家的市场化道路就不可能像“80后”作家那样彻底,那样公开,签约时声称为了出版先锋文学在内的全部作品,声称《兄弟》是自己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作品,其实并不像外界指责的那样,是虚张声势,更确切地说,那是作家的一种生存策略。在《兄弟》产生的过程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是《兄弟》的高额版税:像我们上海文艺社出版的《兄弟》(上、下),累计发行近100万册,作者余华拿到的版税当然是相当可观了。余华自己说,去年是他创作生涯中收入最高的一年,仅上海文艺社支付的版税就有一百多万。相形之下,出版社所获利润似乎也并不算丰厚:现在出版社一本书的毛利也就是在20%以内,不会再大,比十几年前大大缩小了。如果你把书做大了,还是可以薄利多销。像《兄弟》一类的文学畅销书还需要投入大量的媒体宣传、巡回签售等费用,出版社取得的直接利润不见得很高,尽管它要承受的是比出版一般图书更大的风险。由此形成的第二个疑问就是,在这样的预期风险下,上海文艺社出版《兄弟》,是否还有其他的目的?由此,90年代后,上海乃至全国出版界所遭遇的转型,便进入我们考察的视野。随着改革开放加大力度,文化市场进一步开放,出版社纷纷进行改制:在所有制形式上,开始由单一的国家所有向多种所有制形式转化,股份制、民营、外资逐渐进入图书经营业,尽管在政策层面上,这种渗透仅限于图书的发行与零售,但不可避免会对图书经营的上游如编辑、出版产生深远的影响。在经营方式上,图书出版开始从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单一的事业型经营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主导的企业化运作,在强调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前提下,在实际经营中,经济效益这一面往往会受到更多的重视。但是,在初步完成出版集团的组建与企业化改制之后,各个出版社却普遍碰到了发展的瓶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提供的《2004--2005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指出,“我国出版业面临历史性考验”,其主要表现为:2004年,全国图书品种增长9.4%,总印数下降3.8%,定价总金额增长5.5%;发行业纯销售数量下降1.32%,销售金额反而增长5.28%;库存数量增长8.04%,金额增长11.9%。……说明我国图书生产力上升,但消费能力在下降,出版业仍然靠提价保持增长。相当一部分出版社的库存量超过年产值,出版社不得不通过增加品种来广种薄收,并造成新一轮退货,如此恶性循环,新书泛滥成灾,便形成市场泡沫的现象。在不太景气的出版格局中,以上海文艺社为主体的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的经营策略,也就很值得探究。依然以《兄弟》为个案,可以略窥门径一二。事实上,在处理像《兄弟》这样的畅销书的时候,出版社的思路是相当缜密的。首先,他们对出版现状有着较为清醒的理解:出版现在进入了微利时代,你不能一下吃成一个胖子,……如果出版社还像以前那样做,肯定是做不大的。但这并不是他们就要冒很大风险出版《兄弟》的全部理由,另一个更加野心勃勃的想法其实是想以点带面,通过成功操作几部畅销书在目前的出版困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来求得生存”:一个出版社做畅销书,实际上是搅动你的长销书,甚至带动你库存书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老出版社如果只捧着你的铁饭碗,不去寻求更多货源的话,会被人家淡忘的。作为一家综合性的出版社,做好畅销书只是阶段性的战略,或者说常规性战略之一。也就是说,在出版社的策略中,之所以要大张旗鼓地制作像《兄弟》这样的畅销书,很大程度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主要目标与整个出版社的品牌战略有关。通过畅销书的运作,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凝聚市场人气,形成读者关注的热点,进而带动出版社相关图书甚至库存图书的销售。《兄弟》出版之后,余华那12本文集顺势热销便是证明。更进一步说,出版社自身亦可借短期内较为集中的话题,吸引媒体进行大量报道,从而成功建构出版社自身的品牌形象。上海文艺社形成这样的以单个畅销书带动品牌建构的策略,实际是在当前出版格局下形成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应对之策。在“全国图书出版业竞争力研究课题组”提供的最新报告中,尽管以上海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出版业,依然被看作是仅次于北京的第二大出版业中心,但是在综合竞争力、教育、社科、少儿、科技等各项分类统计中,上海地区出版类榜单中居于亚军地位。之所以有这样的排名,除了总资产、年销售利润等硬性指标外,与上海文艺社这两年的畅销书策略有着很大关系——《兄弟》、《品三国》、《话说中国》等一系列在国内外卓有影响的畅销书出台,为文艺社作为品牌出现的无形资产增值不少。事实上,与北京有中央背景的大出版社相比,像上海文艺社这样的地方性出版社并不具备很强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