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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与稳定态势，但局部性的战争、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当前，大国关系继续以合作为主调并保持相对稳定。美欧、美俄之间因伊拉克战争出现的矛盾有所缓和，虽然双方之间深层次的矛盾和分歧并未消除；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经贸问题等方面面临新的考验，但双方的合作领域与共同利益仍在扩大，双边关系中的相互依存性进一步加强；中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合作关系继续加深；中日政治关系虽因日政界对二战态度、双方领土争端等问题而受到较大干扰，但双方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仍然高潮迭起，足见中日友好与合作基础深厚，日趋成熟，双边关系发展大势已不为局部问题所左右；中印政治与经济关系均保持积极态势，对促进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反映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不可逆转。然而，当前国际形势亦有相当严峻的一面。地区性的战争和暴力冲突此起彼伏，局部性的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和平与发展面临的问题愈加紧迫。局部性的战乱、动荡与紧张已从三个方面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其一，不同程度地破坏甚至摧毁了有关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环境。这不仅使一些地区的人民生活被置于水生火热之中，而且使这些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水平拉大，导致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加剧。其二，间接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环境。如今国际石油价格居高不下，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国际冲突和国际地缘政治因素中的不确定因素引起的。其三，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从而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当今许多局部冲突和地区争端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事实上，在当今多数地区性冲突的背后，都有不同大国之间的利益角逐。地区性冲突、战乱的增多和加剧，必然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对大国关系构成负面冲击，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矛盾的激化，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二、霸权主义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美霸权主义在伊拉克虽遭受挫折，但元气未伤，美谋求单极世界霸权的势头仍将延续相当一段时期；单极与多极之间的国际秩序之争，仍是国际斗争的主线。当今世界多数热点问题，如伊拉克战争的各种后遗症、巴以冲突的持续和升级、朝鲜半岛形势的紧张，虽涉及各种复杂因素，但从根本上说都与霸权主义干预密切相关。霸权主义直接间接地引起、激化或加深了当前世界的许多地区性冲突、动荡和紧张，是不争的事实。目前，由于在伊拉克遭受一定挫折，美霸权战略的策略和手法有所调整。美在伊战后治理问题上面临的困境超出布什政府当初的想象。伊战后，美在伊拉克迅速稳定局势、以美式民主改造伊拉克社会以及将投放在伊拉克的大批美军战略力量抽出他用等计划不仅一一落空，而且不得不面对伊战带来的种种问题和压力，如伊境内连绵不断的恐怖袭击和暴力事件、持续攀升的美军伤亡人数、美军虐俘丑闻、以及始终不能为发动伊拉克战争找到一条法理上站得住脚的理由，等等。美为借助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帮助其解脱在伊拉克等问题上的窘境，单边主义姿态有所收敛。不过，迄今为止，美谋求霸权的势头没有因此而受到根本性遏制。美在伊拉克等问题上的姿态变化虽暴露美难以单枪匹马独步世界，但与越南战争不同，在伊拉克受到的挫折并未使美伤筋动骨，没有动摇美推行强权政治所依赖的实力基础，亦难以使布什政府对其霸权战略进行全面反思，从根本上吸取教训。上个世纪，邓小平同志认为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小平同志的预测经过历史的验证是正确的，但是在今天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开始受到质疑。虽然各国的经济总体上在发展，世界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在提高，科学技术也在不断的迅速发展，但这是当今世界的本质表现呢还是隐藏的危机外在的假象？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在亚洲，亚洲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在中印，中印两国的制造业都比较发达，尤其是中国，这为西方发达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物质基础。西方发达国家走的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发展之路，而中印等发展中国家走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之路。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因为如此，当今世界经济在此配合下迅速向前发展。当然，中印不甘于做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大国，它们正在积极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之路迈进。中国的许多高端科技领域聚集了大量的优秀人才、物力和财力，其许多研究也走在世界的前列，印度也同样如此，信息产业和生物制药领域拥有很强的实力。金融危机的来临，正是这种但是我们也看到，美国陷入伊拉克战争不能自拔；恐怖主义日益猖獗，一个本.拉登倒下，无数个本.拉登又站起来；非洲这片贫穷的土地动乱不断；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要部署到俄罗斯的家门口，俄罗斯扬言要报复，北约等国促促不安；同时，美国和俄罗斯重新修订国防战略，日本成功修改“和平宪法”，台湾政局混乱不堪，东南亚政局稳中有乱，印度大力发展军事以抗衡它国；伊朗和朝鲜犯上做乱，研制核武器吓坏中韩日以美；以上的种种世界危机中，中国在艰难的选择中进行抉择。和平崛起－新时代的国家战略，到底能崛起到什么程度，国际环境有着重大影响。美俄的总统大选牵动着世界的神经，普京和奥巴马的当选，一个意料之中，一个情理之中。世界的发展不会受制于某一个或几个人物，但他们的选择会使这个世界发冷或者发高烧。我们也许会再次想起联合国这个寄居于美国的各国平衡利益的工具，新上任的潘基文能否成功解决安南先生遗留下的“财产分配”问题考验着联合国在以后大灾难来临前能否起到稳定器作用。潘基文这个亚洲的黄皮肤人，他能令美日欧等放心吗？他会令亚洲人民放心吗？他会令其它发展中国家放心吗？也许老天爷也不敢给你做出保证。世界军事、外交的恶化来源于各国经济利益的分歧，经济学中假设人是理性的，或者说白了，人是自私的。我们受到的正规教育是劝我们讲奉献、讲爱心，但是一谈到国家之间，自私这种受到人类抨击的思想却可以风行天下，即使有些国家不愿意也迫不得已而屈从。中国有句古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国家也是如此，各国对世界资源的疯狂掠取已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石油被喝光，煤炭和有色金属等矿产被吃光，天然气等气体被吸光，简直是现代版的“三光政策”。在我们的教科书里永远记载着历史的惨痛教训，老师也在反复的教导大家吸取教训，以史为鉴，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也许这些只是政治家们说给我们这些不是政治家人听的。那些道貌岸然的决策者们势必将自己的错误决策进行到底。南极和北极的冰雪在痛苦的哭泣，珠穆朗玛峰和阿尔卑斯山也在慢慢褪下自己雪白的上衣，臭氧层的空洞像一张无边的大网向人类袭来，西欧大量的蜜蜂在迅速的消亡-------，而越来越多的怪物却在不断的横空出世。难道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世界吗？难道发现几个据称适合人类生存的星球就能解决问题吗？我们不得不对此深思。近来美国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包括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和新现实主义派，都忧心忡忡，纷纷议论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国的处境，为“美国病”探病因，寻药方，出谋划策。他们有些观点是比较接近的，那就是承认美国“一超独霸”的辉煌已是明日黄花，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正在衰落，单边主义再也行不通了。但他们对产生这种局面的“病因”和治疗前景，在很多方面意见相左，甚至大相径庭。2月8日，第51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又称“荷赛”）获奖名单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揭晓，英国《名利场》杂志的摄影师蒂姆·赫瑟林顿拍摄的这张照片获得2007年年度照片奖。图片说明为“2007年9月16日，一名美军士兵在阿富汗战场上的掩体里休息”。（新华社发）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评委认为，这幅照片传神体现了“一个男人的疲惫和一个国家的疲惫”。有些人认为，“病因”主要是布什政府奉行了“扩张性甚至侵略性的全球政策”，企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塑造世界”。布什要努力实现“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并没有什么错误，这是美国的“历史使命”。但布什太倚重于“硬实力”，轻率发动伊拉克战争，以至造成如今这种难以收拾的局面，81%的美国民众都认为路线错了。也有些人认为，“病因”主要是“反恐”扩大化和以“反恐”划线（说什么“不是站在美国一边，就是站在恐怖主义一边”），把“宝”几乎全压在这方面了。结果让中俄印等潜在对手“钻了空子”，趁机发展、壮大起来，开始挑战美国的权威。结果，把好端端一个“美国一统天下的时代”让位于美国不得不与之“分享权力的时代”。还有些人强调，“病因”一是美国的手“伸得太长了”，顾此失彼；二是随意挥舞制裁大棒，到处树敌；三是奉行双重标准，丧失人心。结果被动挨骂，成了孤家寡人。更有些人认为，“病因”主要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变了”。实际情况“并不是美国变弱了，而是其他许多实体变强了”；“与其说是美国的衰落，不如说是印度、中国、海湾国家以及其他重要力量的兴起”，这些国家的兴起，正在改变着国际力量对比。美国现行的错误政策，只不过是我们时代变迁的一种“催化剂”而已；布什总统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只是进一步“加速了美国影响力的衰落”。由于对美国“病因”诊断不同，“药方”当然也很不一样。一、以罗伯特·卡根为代表的美国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认为，“民主政府和专制政府之间的全球竞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特点”，世界将再次被一场大规模的两极意识形态斗争所撕裂。鉴于中国和俄罗斯是这个“专制制度”体系的旗手，美国应未雨绸缪，筹组“民主国家同盟”来对付它们。二、以美国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认为，当前有“五大战略威胁”正在逼近美国，其中位于最前面的是中国，其次是俄罗斯和伊斯兰“狂热势力”，以及“失败国家”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图谋等。美国必须把挫败这些威胁作为国际战略和政策的出发点。三、以《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和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他自称是经过反思从“新保守主义理想家们”阵营“变节”出来的）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现在世道变了，“全球化所释放的力量正在形成一个使美国受到更多制约的世界”，“多极化体系已经出现，这正是主宰今天这个世界的现实”。美国“须有自知之明”，“最好是学着如何顺势而为，别总以为它可以阻挡潮流”。他们还认为，今天的新兴强国（主要指中国和印度）都相对温和，同历史上帝国的崛起不一样；俄罗斯也和“历史上的侵略者”没法比；伊斯兰狂热分子只是13亿穆斯林的极小部分，成不了气候。美国不应用冷战思维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夸大它们的威胁。美国“需要更有想象力的多边主义”，并让这些新兴大国成为国际规则中“利益攸关”的合作者。四、还有一个“巧实力战略”处方。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声称，它“能通过对外战略转型，帮助美国摆脱当前困境、重振全球领导地位”。这个报告的牵头人一个是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一个是前国防扛辈砍ぴ忌颉つ危强绲撑傻摹K翘岢觯拦Ω貌扇∫恢?ldquo;更聪明的战略”，从“硬实力”阶段，“软实力”时期，进化到“巧实力”以取胜，从而“提高美国国际行动的合法性，巩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这个药方强调要处理好几对矛盾，特别是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平衡，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平衡。目的是“修正目前走偏了的外交政策路线”，摆脱顾此失彼的被动局面，重振美国的霸主地位。这个药方给的一个“药引”是：美国要表现得“更加宽容”，要投资世界的善事，要提供他国人民和政府需要、“但没有美国的领导就无法得到的东西”。一句话，就是奉劝美国要做一个“仁慈的霸主”。很显然，上述前两付药方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如果美国政府采用，无异于饮鸩止渴，既会破坏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给人类带来更多和更大的灾难，也将加速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后面的两付药方，都有些可取之处，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有利于缓和国际局势，也有利于改进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但遗憾的是，这两个药方都念念不忘维护美国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好像这个地球没有美国领导就不能转了，天下就要大乱了。因此，只能治标，不能治本。那么，当前的“美国病”究竟应该如何诊治呢？杜鲁门总统早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就当众告诫说，今后，不论美国多么强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为所欲为。杰斐逊总统也有遗训告诫说，不要试图将美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盲目地卷入海外事务。他强调“战争是要努力避免的最大邪恶”，它“既是对受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