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深圳敲门,对上海是阴影还是动力

当深圳敲门，对上海是阴影还是动力？||大视野秦朔／文“秦老师看过魏达志老师最近关于‘上海不是深圳对手、浦东也干不过前海’的文章吗？”8月8日在深圳南山科技园调研一家金融科技公司时，有人问我。没看过。但知道魏老师是复旦人，1982年本科毕业留校，两年后调入深圳，现在是广东省政府参事、深圳大学产业经济中心主任，前几年因呼吁“深圳直辖”名噪一时。飞机晚点三个多小时。我在休息室仔细研读“上海不是深圳对手”，作为在上海读书和工作16年的新上海人，一边读，心理阴影一边扩大。上海和深圳相比落后了？魏达志的观点非常鲜明：从长远看，上海不是深圳的对手，这是由上海的所有制结构决定的。上海的央企、地方国企、外资企业、民企比重为1：1：1：1，而深圳90%都是民企和个体。创新动力是完全不一样的。2015年，深圳GDP1.75万亿，香港1.79万亿，广州1.8万亿，新加坡1.83万亿，北京2.29万亿，上海2.49万亿。魏达志说，按这个基数，上海慢下来，深圳快起来，深圳赶上上海的时间大约是8-10年。再过10年，深圳有望成为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且是香港的一倍。“这个未来，你能想象到吗？”……我并不同意魏文中的一些观点，但受其触动做了点研究后，方感深圳冲击波之强。上海对深圳很重视，但一般人还是认为深圳强在高新技术和一批明星企业，论综合实力和上海还差很多。实际情况如何呢？【深圳经济总量20年后可以超过上海】2004年我从广州迁往上海时，上海的经济总量是深圳的两倍。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缩窄为1.5倍。如果深圳保持比上海增速快两个百分点的优势（去年快2.1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快1.9个百分点），预计2038年前后会超过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经济城市。【深圳人均经济指标早已超过上海，且上海难以追上】深圳是副省级城市，面积1997平方公里，2015年常住人口1137.87万人。上海是直辖市，面积6340平方公里，2015年常住人口2415万人。上海的面积是深圳的三倍多，人口是深圳的两倍多。深圳每平方公里产出的GDP和财政收入多年位居全国大城市第一。2015年深圳人均GDP是上海的1.5倍以上。上海到2020年的目标之一是人均GDP15万元，深圳2015年已达到15.8万元。考虑到深圳比上海增速快，从人均GDP来看，上海也许永远赶不上深圳了。【深圳的创新指标优于上海】到2020年，上海的目标是万人发明专利达到40件，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3.5%，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0%。这些目标低于深圳目前水平。深圳到2020年这三方面的目标分别是：64件，4.25%和42%。2015年深圳PCT专利申请量（PatentCooperationTreaty，专利合作条约）13308件，连续12年居全国大城市之首，今年上半年PCT申请量更是达到9002件，占全国申请总量的51.8%。（注:深圳和上海对新兴产业的定义不完全相同，由此可能导致该项数据比较不够精准）【深圳的产业竞争力和企业家精神强于上海】2015年上海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比深圳高10个百分点（71%对61%），主要高在金融上。但从产业竞争力角度，上海已落后不少。深圳过去五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7.4%。今年上半年，上海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同比下降4.4%，深圳同比增长7.5%；第二产业增加值，上海下降3.3%，深圳增加7.3%；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海增长0.7%，深圳增长12.1%。以上数据来自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三五”规划纲要，是政府口径。而政府报告中没有的一些指标，比如明星企业数量和经济的人格化代表——杰出企业家群体的数量，深圳可谓一浪接一浪，前浪依然向前，后浪滚滚又来，远超上海。袁庚精神、蛇口精神似乎是一种基因，在深圳代代相传。……综上，虽然上海在城市综合管理、文教卫体等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总量上仍有一定优势，但在决定经济持续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企业素质、人口年轻化等方面，上海都已落后。换言之，上海的优势更多是总量优势和存量优势，而深圳的优势更多是结构优势和增量优势。在金融这一上海最重要的领域，由于金融政策由北京决定，金融资产的半壁江山也在北京，且金融市场的开放度还不足，所以上海的市场优势无法充分展现。这从外资法人银行的情况就看得很清楚，虽然他们注册地在上海，但开会都要去北京，以至有人抱怨“还不如注册在北京”。而在和互联网高度相关的新金融以及私募股权投资等更具活力的方面，上海已经很难说有领先优势了。深圳领先的意义在哪里？家在上海，户籍在上海，我当然希望上海好，不希望被超越。但站在大历史角度，我觉得深圳领先的意义或许更大——它证明了市场经济的力量。邓小平说，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特区特在哪里？就是破旧，就是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的规则接轨，大胆图新。邓小平对中国的最后嘱托主要体现1992年南方谈话中，可以说，是深圳“一夜之城”的实践给了他对自己理论更充分的信心。在某种意义上，只要深圳不回头，中国就不会回头。中国市场经济因深圳而立，是深圳的成功探索，促使邓小平下决心让浦东开发开放，让整个上海和全中国都加入到市场经济的历史潮流中。它证明了越新越好，越高越好。一个年轻的、有着更充分的内生动力和开放活力的城市，它能在几十年间超越中国100多年来不可动摇的经济中心，证明了创业创新的力量，自主自强的力量，不墨守陈规的力量。邓小平曾说：“要发展高新技术，越新越好，越高越好，越新越高，我们就高兴。”土地资源约束和成本压力倒逼深圳只能往上走，往高价值的创新方向走，这条路走通了，它是一条通衢大道。它证明了新制度的力量和人的力量。很多人喜欢研究商帮，研究地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潜台词是，某些地方、某些人不太适合搞市场经济，不太讲信用，不太愿意吃苦。深圳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它证明了市场经济的熔炉会接纳一切参与者，市场经济的舞台会为一切有梦想的人打开，不管你来自哪里都有机会成功。只要政府尊重市场，敬畏市场，服务市场，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法为本，则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不会无所作为，而是大有可为。走法治化、阳光化的服务型政府之路，就能激发起人民群众不可想象的力量。这就是新制度的力量，以及被新制度唤起的人的力量。给中国人一点阳光就能蓬勃生长，深圳证明给了全世界看。回看上海的一段历史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上海正式开埠，自此对外贸易激增，从一个海边县城跃居远东第一大都市，不过数十年的时间。今人谈到上海，都会提到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如通江达海、紧邻江浙、远接长江中上游，离韩、日、新加坡等国距离最为适中。但当年《南京条约》谈判时，清政府官员最担心的是外国人提出开放苏州府。在最后确定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中，广州、福州是省城，厦门、宁波是府城，只有上海是县城。但为何是上海后来居上、执中国城市之牛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戴鞍钢指出，清政府还是眼光内向，着眼于内河航运。而外国势力是从海上来的，工业革命后世界已进入蒸汽时代、轮船时代、海洋时代。上海当时确实不如苏州繁华，但从海洋时代眼光看，上海的潜力更大。所以外国人提出上海开埠。仅仅十年，上海就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内外贸易第一大港。一方面，上海周边的丝和茶不用再千里迢迢到昔日“一口通商”的广州出口了；另一方面，上海的内河航运也很发达，保证进口货物运到后很快就转运分销出去，不愁卖不掉、运不走。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指出，1843年的上海，人口规模在中国城市中排第12位，在北京、苏州、广州、武汉、杭州、成都、福州、西安、南京、长沙与天津之后。上海不是江苏省的中心，甚至连松江府的中心也算不上。上海在松江府一般被认为是比较重商、缺少文化的地方。但上海有一个特点，就是城市人口中外来商人占有重要地位，本地人排外观念不强。熊月之研究了五口通商后各个口岸的反应——广州：外国人要入城，广州官绅软磨硬顶就是不让，斗争持续了十几年。直到1859年广州沙面租界设立，租界与华界之间开挖了人工河，严格实行华洋分处，地狭人少，发展缓慢。福州：开埠之后，福州官绅以极为傲慢的方式对待英国领事，让他极不体面地自己摸索上岸。厦门：外国人起初所划的居留地是较场、水操台一带，英国人认为过于偏僻，恐遭窃劫，不愿前往，1862年后才开辟英租界。宁波：离上海较近，先到那里的外国人后来不少转到上海。上海呢？英国人来了，上海人一是好奇，二是谋利，跟外国人做生意，和跟外地人做生意没多少区别。有人发现围观外国人是个商机，就在英国人住地附近卖票，每个参观者收费。这种灵活性和适应性，加上地缘优势，让外国商人、传教士、外交官都认为上海人与广东人很不一样。上海人对外国人，至少表面上愿意接近。开埠两年后，英租界设立，随后是法租界、美租界，英、美租界后来合并为公共租界。公共租界面积最大时有33503亩，法租界最大时有15150亩，加在一起是全国其它23个租界面积总和的1.5倍。历史中的启示：自治、法治与安全根据熊月之的研究，上海的租界从最初的华洋分离到后来的华洋杂居（1854年7月修改的土地章程删去了华洋分居条款），使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出现了一道缝隙，在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统治中演变成一条灰色地带，一个战乱中可以藏身、新生政治力量也可以利用的空间，并形成了亦中亦西、中西混合、中西并重的文化和风俗。上世纪30年代有西方人说：很多人不理解上海何以会这样迅速地成为一个大工业城市，因为从环境来看，上海并不是理想的地方，地价贵，房租高，工资昂，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那时中国其他地方经常动乱不安，工业发展遭到骚扰，上海则不然，这就形成了工业集中于上海的趋势。那一批又一批从四面八方涌来的难民，则成为上海工商业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混杂、多元、相对安全、贸易发达，令上海成为资源的汇聚地，能够配置各种商业机会。从开埠到1900年，上海人口从不到20万增长到100万，为中国之最。“战乱时，大批难民涌入上海，那是迫不得已。承平时，很多达官富商、文化名人来上海居住、置业、发展，则是理性选择。很多达官富商、文化名人先前并不在上海生活，而是在外地为官、经商与活动，但他们将家安在上海，将钱存在上海，一旦仕途受挫，商途不顺，便折返上海，当寓公，做隐士，……这些人有钱、有闲、有识，于是，上海房地产业、银行业、书画业变得那么兴盛，上海也由此平添了那么多名人故居。”（熊月之）多元杂处之地，有商机，能做生意赚钱，还要有太平秩序，住着安心。1930至1931年，英国籍南非法官费唐到上海调查租界，结论是，上海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发展为现代大都市，关键在于三大要素，即自治、法治与安全。公共租界实行的是自治制度，法治管理也相当严格，早期《申报》经常刊载居民因随地大小便、粪桶过街不加盖子、乱倒垃圾、斗殴闹事而被处罚的案件。上海也是中国最早出现律师的城市。熊月之指出，“长期的自治与法治，培育了上海人的契约精神，养成了上海人遵纪守法的习惯。民国初年人们就看出：上海人历经英人熏蒸陶育，‘服从法律习惯已较胜于内地’。租界内西方司法制度的引进，也使上海人早于其他地方的人有了寻求法律保护的意识，当时外地人就有‘沪人健讼’之说。……到了上世纪30年代，‘打官司’一词在上海社会已经十分普及。1930年江苏全省6300件民事诉讼案中，上海市占了4577件，达73%。1935年上海仅律师公会等律师组织的成员就达1000多人，上海一地集中了全国40%的律师。”有商机，有法治，企业当然喜欢，所以上海，也只能是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大本营。不仅李鸿章将三大制造业企业——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和机器织布局放在上海，近代中国各行各业的知名企业和扛鼎人才，大多数也都扎根在上海，基本为民办企业。他们打败洋货的案例不胜枚举，如佛手牌味精战胜日货味之素，五洲固本肥皂战胜英商祥茂肥皂，华生电扇夺取美商独占的电扇市场，等等。租界是不光彩的殖民地，我援引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是要证明“租界繁荣论”，因为全世界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境遇都非常悲惨，即使独立后也发展不好。近代上海经济的历程说明，上海从“数千年未遇之变局”中磨砺出的重视商业契约、讲法治、讲职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