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大碰撞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边疆治理

徐勇讲的一系列的边疆治理徐勇大碰撞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边疆治理徐勇教授做客四川大学“西部边疆讲坛”讲授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边疆治理.......................1徐勇：大碰撞：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边疆治理...........................................................................3徐勇教授做客四川大学“西部边疆讲坛”讲授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边疆治理(2014-05-3108:51:01)转载▼分类：徐勇教授专栏应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邀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教授做客四川大学第十六期“西部边疆讲坛”，于2014年5月30日晚7时，在四川大学干部培训基地208会议室为四川大学教师同学进行了主题为“大碰撞：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边疆治理”的专题讲座，讲座由四川大学校党委副书记罗中枢教授主持。徐勇教授的讲座以一个维吾尔族青年的家庭史为分析案例，从全球化与国家一体化的视角出发，对边疆治理问题为何产生及如何应对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解读。徐勇教授认为，一方面，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逐步深化，国家权力日益深入边疆民族地区，使生活于同一国家不同地域上的不同族群由相对隔绝的“背靠背”关系逐步演变为接触较为密切的“面对面”关系。与此同时，不同地域居民与族群之间大规模人口流动与社会交往，使边疆民族地区特有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受到极大冲击，边疆治理问题由此产生。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生活于不同国家与地域的、具有相同宗教信仰及生活习惯的族群之间发生了日益紧密的联系，他们对于宗教信仰的认同往往超越了国家的界限，从而使一个国家的边疆治理与民族问题，具有了国际性大背景，从而给边疆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最后，徐勇教授认为，在全球一体化与国家一体化不可逆的背景下，应强化同一国家不同族群间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上的积极连接，并提出应建构“心连心”的国家认同作为边疆治理问题的应对策略。徐勇教授的讲座高屋建瓴、旁征博引，以深入浅出、幽默风趣的语言赢得在场老师同学的热烈掌声。随后，徐勇教授就在场老师同学提出的问题做了逐一解答。最后，受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教授委托，四川大学校党委常务副书记罗中枢教授为徐勇教授颁发了四川大学客座教授聘书，正式聘请徐勇教授担任四川大学客座教授。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发布时间：2014/05/31徐勇：大碰撞：国家一体化进程中的边疆治理选择字号：大中小本文共阅读515次更新时间：2015-08-2709:12:19进入专题：大碰撞国家一体化边疆治理●徐勇(进入专栏)中国是一个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多民族大国。边疆地域辽阔，差异性大，与中心地带的互动关系复杂。国家长治久安，要在边疆。当今中国边疆治理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动之中，由历史上的“背靠背”区域分居格局走向各民族民众密切往来的“面对面”状态。这一状态反映了国家一体化的趋势，有助于前所未有的大融合，同时也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大碰撞。解释问题是解答问题的前提。本文结合一个新疆维吾尔族人库尔班江·赛买提的个人家庭生活史的案例[①]，从国家一体化的角度对当下出现的大碰撞现象进行解释和分析。一、国家一体化：由“背靠背”到“面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世界各民族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中。18世纪以后，各种因素推动着世界一体化进程，世界各民族由相互分离走向紧密联系。19世纪的德国思想家马克思(K.H.Marx，1818—1883)、恩格斯(F.V.Engels，1820—1895)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这一过程。在他们看来，地理大发现，商业、航海业、工业的空前高涨，特别是资本的流动，“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②]由此就发生了世界的一体化，或者说全球化。这一浪潮由于20世纪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如互联网的发明而持续深入扩展。与世界一体化进程相伴随的是国家一体化。从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看，最初发生于四分五裂的欧洲封建社会。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Giddens)看来，传统国家的本质特性是它的裂变性，“传统国家有‘边陲’(frontiers)而无‘国界’(borders)”[③]。因为战争的推动和市场经济发展，一些欧洲国家从四分五裂状态中走了出来，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民族国家。而世界一体化，更加快了国家一体化进程，“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和统一的民族”[④]。概括来讲，无论是世界一体化，还是国家的一体化，都是一个由“多”到“一”的过程。只是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路径。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属于早熟国家。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时代后，由秦国统一了全国，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超大国家，国家的各个部分仍处于相对独立状态。中国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文明国家，其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具有“中心—边缘”的特点。尽管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但多元中有主体——汉民族主体，呈现出多元—主一体性。汉民族居住在中心地带，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边疆地区，表现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各个地方的差异性很大，特别是表现为不同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1998)在1935年提出了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最初称“瑷珲—腾冲—线”，后因地名变迁，先后改称“爱辉—腾冲—线”、“黑河—腾冲—线”。根据他的划分，该线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两者平均人口密度之比为42.6∶1。该线东南方，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该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为游牧民族的天下，表现为“东田西草”的地域差异。而西北方，正是边疆民族生存的地域。在长期历史上，不同地域的民众世世代代生活在不同区域里，处于“背靠背”(Backtoback)状态。不同地域的人口由此形成自己特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活习俗、精神信仰，并由此构成一个个有着强大自我认同和归属感的地域“共同体”。在民族共同体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文明差异，即东南农耕文明与西北游牧文明。由于江河、高山、大漠阻隔等交通技术方面的原因，位于中心地带的中央政权并不能对边疆地区直接行使有效的治理。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Weber，1864—1920)所说：“政权领域的各个部分，离统治者官邸愈远，就愈脱离统治者的影响;行政管理技术的一切手段都阻止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①秦始皇可以做到“书同文”，但无法实现“言同声”;可以做到“车同轨”，但无法实现“路同样”;可以做到“行同伦”，但无法实现“俗同一”。因此，传统中国的“统一”与现代国家的“统一”不同，属于“统而不一”。秦统一中国只是统治权的范围，但内部的差异性导致边疆地方是“统而不治”——中央掌握统治权，相当部分的治权仍为边疆地方行使。中心地区实行中央直接管辖的郡县制，许多边疆地区实行的则是地方自治制，即“因俗而治”。在中央政府的统辖下，边疆民族地方依据当地习惯法自主管理，保持着经济、文化、社会的原有形态。例如，西藏地区在经济上实行领主庄园制，治理上实行政教合一制;蒙古地区实行部落制和军事贵族制;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有“头人制”、“土司制”等等。由此，呈现出“一国多制”的治理状态。这一治理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当代发展为民族区域自治。在国家治理方面，除了在中心地带的“皇权不下县”以外，还表现为边疆地区的“皇权不到边”。正是由于边疆地区的“皇权”即国家统治权薄弱，造成国家战乱不断，中心地带的民族与边疆地带的民族交往表现为和平暴力互动，特别是差异性强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争斗时有发生。秦朝是介于两大民族文明之间的混合体;汉代则以中心地带的农耕民族为主，因此中国主体民族为“汉族”;汉之后到唐代，是两大民族文明的混乱和混合体;唐之后的宋代，恢复以中心地带的农耕民族为主;宋之后的元代，则以边疆游牧民族为统治者;明代建立后，仍以中心地带的农耕民族为主;明之后的清代，又以边疆游牧民族为统治者。中华民族正是在中心地带民族与边疆地带民族的互动中所形成，只是互动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征服与臣服。这种互动，既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同时也植入了民族之间隔阂的因子，产生了不同的民族认同心理，以至于到近代辛亥革命时，还以“驱逐鞑虏”为旗帜。但是，相对而言，由于各民族民众生活在自己相对封闭的地域之内，基本上处于你不理我、我不理你的“背靠背”状态。自18世纪开始的全球化，不仅将全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席卷到一个共同世界，而且推动着各个国家内部的一体化。没有国家内部的一体化，就无法建立起统一的主权国家，形成国家整体力量，从而在世界立足。例如，20世纪初，日本策划的“满蒙独立”，正是外部力量利用传统中国的“统而不一”和“统而不治”，图谋对中国“分而治之”。而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建构，又必然要求结束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背靠背”状态，进入到一个各民族之间日常生活交往的“面对面”(Facetoface)生存状态。与西方国家首先通过经济力量推进国家一体化的进程不同，中国首先是以军事-政治力量推进国家一体化，由此实现主权与治权的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执政党的力量进入边疆地区并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派遣大量内地干部到边疆地区工作，培养当地人成为拥护执政党统一领导的干部等措施，使中央与边疆地方的政治网络贯通。从治理的思路看，虽然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属于在国家法律高度统一前提下的有限自治，国家的政党领导体制、中央领导地方的单一体制、地方的经济体制与治理基本架构都与全国一致，由此在国家治理上达到了“既统又一”和“既统又治”。国家权力不仅下了乡，而且也“到了边”。边疆民族地方不仅政治上由中央所统辖，经济、文化、社会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日益与内地形成一个整体，一部分政治精英与边疆地区的民众也实现了“面对面”的生活。只不过，这种“面对面”的生存状态主要是服从中央的政治精英在边疆地区生活，并且他们直接掌握着民族政策。至此，各民族之间总体上作为“一家人”相安无事。1990年代中国兴起的市场经济，将全国所有的人都卷入开放的经济过程之中，社会处于高度流动的一体化状态。在大量内地人流动到边疆地区，直至深入到从未有外人去过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同时，大量的边疆民众也流入到内地。为了缩小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经济差距，政府还有意识地组织边疆地区的民众到内地务工。仅2008年，新疆就有二十四万多人到经济发达地区务工。内地与边疆地区的民众第一次全面深入地在工作、生活上“面对面”，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库尔班江的父亲长年在外做生意，他最担心的是弟弟：我最小的弟弟，高中没好好上，前几年是我家最头疼的问题。2007年，纔读高一就退学了，和社会上的小青年一起混。我爸跟我说，想想办法，你弟弟在和田这种环境继续待下去，很危险，必须把他带出去上学。我就问他，你想学什么?要么到北京来，学什么都行。但他死活不愿意离开和田。幸好2007年年底，一个四川的朋友在和田开影楼，我就让他去了影楼。拍照、灯光，或者后期，喜欢什么干什么。我想让他对某个东西感兴趣，转移一下注意力。他对后期处理感兴趣，一坐就是八九个小时。二、“面对面”：社会大融合中的冲突社会大流动形成的“面对面”，无疑大大加快了国家内部的大融合。广大的社会民众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面对面”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认同，由此为国家一体化提供了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促使国家建构的“机械团结”向民众生活谁也离不开谁的“有机团结”的转变。但是，历史性的大转变必然相伴随着曲折。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推动下的国家一体化进程是内地和边疆地区的双向流动，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的。流动的成员缺少对其他民族民众的了解和理解，同时也缺乏民族政策意识。而长期历史造成的各族群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