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东渡与日本起源

1徐福东渡与日本起源——浅析日本历史起源中的中国因素【关键字】：日本徐福绳文时代弥生时代引言日本的民族起源问题长久以来都没有一个确切而权威的结论，尤其随着藤村新一造假事件的曝光，所谓日本“70万年前古代遗迹”的迷梦被粉碎后，从考古学的角度上来说，迄今为止，日本本土并未发掘出早期直立人或者原始人类的踪迹，而三万年前的人类居住遗址也寡有发现。这样的现实，在将日本起源锁定于旧石器时代末期也就是距近三万年前这样一个考古意义上讲的短暂时间之外，更使亚洲移民起源说、徐福东渡起源说在民间得到了空前的影响力与支持者。本文将通过考古与人类学的人种分析、古籍记载与民间传说发展的比较，对徐福东渡传说的可信程度与日本民族起源作出自己的分析与思考。一、考古与人类学中的早期日本日本起源可以分为三大时期，即距今三万年前到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约一万年以前到公元前三世纪前后的绳文时代以及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三世纪的弥生时代。而这三大时期，其考古发现与人种学分析中有着诸多微妙的发现。（一）、旧石器时代日本与中国的渊源日本旧石器时代又称“先绳纹文化”或“无土器时代”。此文化序次依次出现的是刀形器、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和石片石器，该文化最明显的特征是未出现陶器。旧石器时代的日本时期的考古发现皆为战后勃兴，主要年表如下：1949年相泽忠洋在群马县新田郡笠悬村岩宿的赤土层发现人类加工的黑曜石碎片。随后由明治大学考古学研究室发掘，发现手斧、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这个遗址被称为“岩宿文化”。它是开始制造陶器以前的文化，岩宿文化揭开了研究日本旧石器时代的序幕。1951年，相泽忠洋发现丁东京都板桥区的茂吕遗址。1960年芹泽长介等人对长崎县佐世保市北松浦郡吉井町的福井洞穴进行发掘，出土石器、爪形纹和隆线纹陶器。这是日本最早的陶器，用放射性炭素法测定，为时2约当13600年前。1964年芹泽长介等人发现了大分县日出町早水台遗址，有石英制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等旧石器出土。这种石器被推定为第三间冰期的，属于前期旧石器。1965年芹泽长介等人又发现了枢木县板木市星野遗址，属前期旧石器。这些考古发现在证明了日本旧石器时代文明切实存在的同时，却有着出人意料的收获。如1965年发掘的星野遗址，其下层文化与周口店上层文化相类似。此前于1959年在大分县丹生高地发现的砾石石器、石核、石片等，其器形属于东南亚一带的旧石器类型，也具有与周口店文化的类似特征。无独有偶，我国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裴文中先生还指出：“日本早水台遗址中出土的旧石器在原料、器形、制作方法等方面与北京周口店第15地点的文化遗址有许多相似之处。在鹿儿岛上场遗址中发现的石球与中国许家窑遗址中出土的石球属同一类型。而许家窑中发现的尖状器和刮消器同枥木县星野遗址中第七、八层中出土的石器十分相似。野尻湖底的长石片和用其制成的刮削器与我国宁夏水洞沟遗址的长石片具有极为相似的工艺特征。”1如果说器物层面的相似可以辩解为中日两国先祖智慧的不谋而合，那么人种学研究的突破则更加不可忽视。如前文所述，日本出现人类应该在至少3万年前，但化石发现很少，仅有日本冲绳县发现的约1.8年的港川人。通过与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人的对比可知，港川人和中国南方的柳江人非常相似。通过把港川人和中国及东南亚岛屿的旧石器时代人化石对比后认为，港川人和中国南方的柳江人之间的亲缘关系要比他与中国北方山顶洞人接近，因此推测港川人更可能来源于中国南方而不是中国北方或东南亚地区。当然由于这一时期考古发掘的有限和史料支撑的不足，虽与中国同时期有诸多细节上的吻合，但光凭考古器物的相似和人类头骨的比对并不足以下确定性的判断，但也成为了作证中国起源说或者说中国移民说的一种证明与依据。而事实上，接下来的绳文时代和弥生时代，日本不合常理的生产力发展和人种学变化，才是更加诡橘与令人遐想的领域。（二）、绳文时代到弥生时代的更迭大约1万年前左右，冰河期后海平面的上升将日本岛屿从亚洲大陆分离出来后，日本岛屿发展出一支独特的文化传统，称为“绳文文化”（以陶器上装饰有绳纹而得1裴文中，1978，从古文化和古生物看中国的古交通，科学通报，12期3名）。绳文人的基本经济生活主要依赖狩猎、采集和捕鱼。从生产力水平来看，绳文时代的日本顶多止于陶器生产，本质上并未脱离石器时代生产力的束缚，因此在漫长的岁月中，绳纹人尽管将石器文化发展到令人惊叹的高度，但它终究是以渔猎采集为经济基础的，其内部始终没有积聚起足以引起时代变更的巨大能量。然而以公元前三世纪为截点，弥生时代拉开了序幕，令考古学家震惊的是，弥生时代的生产力水平与技术上的突破与飞跃是令人费解的。首先便是材料方面，弥生遗址中发掘出的主要生产工具是由石器与铁器，跳过了人类发展史上理应持续相当长时间的青铜器阶段，因此弥生时代也被认为是日本历史上金石并用的时代；其次，农业生产力，具体说是稻种技术，在弥生时代有了质的提升，稻作的大规模推广是在弥生时代开始的，并且为了贮存谷物，开始修筑干栏式的粮仓，其遗迹在兵库县的田能、静冈县的山木和登吕等遗址被发现，而绳文时代举足轻重的狩猎和渔捞在技术上虽有进步，但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已大大下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农业新气象；最后，绳文时代到弥生时代的陶器比对中，整个陶器系统风格迥异，中间极度缺乏有机继承关系的影子和痕迹，存在着一种文化形态上的非连续性和非继承性，这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都是非常明显的“断档”案例。与此同时，人类学方面也对两大时代的传承性上提出了巨大的质疑。绳文人或绳文－阿伊努类群的形态依然保留着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人的古老特征。绳文人的体质特征主要包括长而宽的头颅，发达的眉嵴，低宽的面部，深陷的鼻根，较突起的鼻骨，低宽的眼眶，钳子状的前齿咬合关系，明显的咬肌痕迹，相对严重的牙齿磨耗，短而较粗壮的肱骨，较长的前臂和手骨，长而扁平的胫骨，较大的脚骨。中国古人类学家吴新智认为，绳文人是分布在中国南方、日本大陆和九州群岛等地区的旧石器时代人的后裔，他们与中国南方邻居共享着头骨和文化特征，而与东南亚岛国人群共享着牙齿特征。头骨的非测量特征也指出绳文人和太平洋人群之间没有直接的亲缘性。而在现代人群中，阿伊努人与绳文人最为接近。但弥生时代开始，包括其后的古坟时代、乃至现代人群，形态特征基本相近，属于一个形态群体，具有较平坦的眉嵴、浅平的鼻根、高狭面、圆而高的眼眶和相对的高身材等，与亚洲大陆的朝鲜、中国和其他蒙古人种人群类似。这样的特征与日本新石器绳文时代人群有很明显的差异。正是由于日本人群在绳文到弥生体质形态构成以及文化面貌上表现出的复杂性，导致出现了围绕这一时期日本人来源问题的大量研究和讨论，其中“移民说”正是最主流也是最合理的解释，这一观点认为，绳文时代以后的日本人群的体质形态上的巨4大变化是因为有来自大陆移民的强烈的基因和文化的影响，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外来文明介入，使日本历史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完成了一次革命性的飞跃。“移民说”的提出，是得到头骨形态学研究、牙齿人类学研究以及血型、耳垢、指纹、血液成分遗传因子等多方面研究的支持的结果。这些研究说明，从弥生时代到现代，日本人群存在形态上的连续性。同样，他们与绳文人之间形态上的不连续性说明有来自日本岛以外的基因，现代人基因研究和古代人母系线粒体DNA的研究，包括病毒残留物的鉴定也得出同样的结果。在牙齿人类学的研究帮助之下，1975年美国学者克里斯蒂.托纳（ChristyG.TurnerII）更是第一次对日本人、绳文人、阿伊努人、史前中国人群的牙齿形态特征进行比较后提出了关于日本岛屿人群的“二重起源－混血说”。他认为在日本列岛居民中同时存在巽他型（Sundadonty）和中国型（Sinodonty）两种牙齿形态类型的人群，绳文人和阿伊努人属于巽他型，弥生人及现代日本人属于中国型。这个事实说明至少3000年前，没有或极少有跨越日本海或中国东部海域的人群接触，即便有接触，也几乎没有对绳文人产生基因的影响，但公元前三世纪开始的弥生时代，并非日本本土绳文文化顺向发展的产物，而极有可能是来自中国的移民促成了绳纹文化与弥生文化的时代更迭，这种更迭，帮助日本真正从绳文时代的新石器阶段文化，挺进了所谓弥生时代社会制度的换代。虽然现代日本人起源的“移民说”基本得到认可，日本学术界也将其发展为“渡来说”成为学术主流，但对这些移民的来源地依然存在不同的看法，尤其是1950年，香港学者卫挺生《徐福入日本建国考》一书的出版，日本各地徐福纪念活动的兴盛，都使徐福东渡传说成为日本起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种观点，这就必须回到徐福东渡传说的文献记载与传说发展过程中寻找答案了。二、文献传说与众说纷纭的徐福东渡徐福东渡问题至今众说纷纭扑朔迷离的原因十分复杂，一者源于文献记载中语焉不详，证据不足；二者日本早期史书，诸如《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多为传说整理与中国文献转述，缺乏事实上的记载与说服力，三者民间传说的兴盛、两国外交关系的态势以及文人墨客的诗文的描绘，直接影响着中日两国尤其是日本一方对于徐福东渡的记录。因此在整个学术界至今都未能对徐福东渡的准确性提出结论性的评价，成为难以定论的谜团。（一）文献记载与民间传说的发展5徐福传说的起源，正是司马迁所著《史记》的多处记载，分别记录于《秦始皇本纪》与《淮南衡山列传》之中，《秦始皇本纪》中的三处记载为：“既已，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2“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3“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4《秦始皇本纪》的记载中的“徐市”即为徐福，明确指出徐福乃“齐人”，这也是徐福籍贯最早也是唯一的记载，而《淮南衡山列传》中对于东渡一事的记载则更加详尽：“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原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穀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5据司马迁《史记》所言，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的结局十分令人遐想，这也是徐福前往日本的起源与出处。但司马迁在文中并未正面指出所谓“平原广泽”究竟是何处，其后《汉书》对此事的记载于司马迁也大致相同，此处不再放入原文，而真正将徐福的目的地进行明确说明的，是范晔的《后汉书》与陈寿的《三国志》，记载如下：“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治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2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中华市局，247页3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中华市局，249页4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中华市局，250页5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中华市局，3086页6不可往来。”6“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7从《史记》到《三国志》，我们可以发现，史书对徐福一事的记载出现了一定的分歧：司马迁与徐福的年代最相近，但对于目的地的记载最为语焉不详，而与徐福相隔百年的范晔却明确指出目的地为澶洲，可信度层面来说，是比较存疑的。唐代作为中日交流的高峰期，在官方史书中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