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华马克思主义从不轻视意识形态作用

崔文华：马克思主义从不轻视意识形态作用作者：崔文华0人参与0评论马克思不但不轻视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且把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与实际的国情结合起来运用得非常好。去年，秋先生在《红色故乡网》发表了置顶的重要文章—“新社会主义哲学”。此文有一些独到的观点是值得称赞的。但他过于夸大意识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如他说“历史的阶段论是可以突破的”，他举的美国和中国的例子都站不住脚。对此，笔者写了一篇商榷文章,刊登在《红色故乡网》上。(崔文华“阶级斗争、主要矛盾、国家消亡”2014-10-14)今天与他商榷的是马克思是否轻视意识的作用。秋先生说：“以至于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同样导致了对人类精神作用和意识作用的轻视，从而得出生产力决定论和人民创造历史论之类的系统见解。”秋先生还说：“马克思本人大概不会料到，其醉心钟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想的失败，部分原因恰恰根源于他的世界观的唯物主义缺陷。”秋先生把出现“唯生产力论”的右倾修正主义归罪于马克思;他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给了修正主义强大理论武器。在西方，修正主义者打着物质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阶段论马克思主义旗号......消极等待资本主义自然与和平灭亡;在东方，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步胜利的国家，修正主义份子同样打着物质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阶段论马克思主义旗号，公然合理地毁灭了无产阶级已到手的社会主义胜利成果，把伟大的列宁主义，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打入冷宫，......事实上修正主义的温床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缺陷。”当然，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句句是真理，也肯定存在缺点甚至错误，历史上的任何伟大人物都会有历史的局限性。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年轻时发表的《共产党宣言》里说，“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4页1995年版)这句话的错误就在于同一生产方式的两个阶级是同生死共存亡的关系，怎么可能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呢?这一错误观点给后世的列宁主义的左倾修正主义提供了错误的理论根据，以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资产阶级。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就说：“《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同上第251页)这就对了，随着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灭亡，那伴随着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两个阶级也就不存在了，就会被新的生产方式的两个阶级所代替。这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前提是民主宪政共和制度和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有些国家处在前资本主义的君主或官僚寡头专制时期，就号召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造成了违反唯物史观的欲速则不达的社会灾难。苏式社会主义失败的理论上的根本原因就是无条件的“超越论”——拒绝民主宪政和消灭一切私有制，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而秋先生却认为，苏式社会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的物质决定论和历史发展阶段论造成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摆在理论界的面前：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邓小平期望通过改革实现共富社会主义的失败、朝鲜的社会主义异化为极其凶残的法西斯专制主义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坚持“历史阶段论”的失败，还是无条件超越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制度的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列宁根据俄国刚开始资本主义改革的国情就认为：俄国避开民主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向社会主义是荒谬的思想路线。(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522页1972年版)遗憾的是，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改变了主义，在德国的支持下在消灭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的口号下，以武力推翻了“二月民主革命”建立起来的立宪共和制的民主政府。以后在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狂热逆流中，连高干都不能避免的杀身之祸的专制体制形成了。苏式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坚持历史阶段论造成的，恰恰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条件论”。请问秋先生，难道中国在1958年就有了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条件了?难道通过人民公社立即实现共产主义“大锅饭”的失误就是因为刘邓们坚持马克思的“物质决定论”轻视意识作用的原因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不就是过分强调意识的作用吗?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曾高风亮节的对急躁冒进的失误做了承担领导责任的自我批评。这怎么能把这些急躁冒进的不成功还要归罪于马克思主义轻视意识的作用呢?实际上，马克思是“根据国情和世情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双向决定论”，决不是单一的经济决定论。当年，对于有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过于看重经济因素的作用，恩格斯对此声明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1972年版)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不能忽视上层建筑的巨大的反作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不但没有轻视意识形态的力量，而且非常注重意识形态的理论的力量。马克思这样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同上第1卷第9页)恩格斯举例说马克思并没有轻视意识和政治的巨大作用，恩格斯说：“他只须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普遍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肯定是政治行动的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或者看看关于资产阶级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同上第486页)恩格斯认为，这种不分时间、地点的把经济或者把政治看成是起绝对性作用的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在危机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同时第487页)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都是把唯物史观与国情世情结合起来的辩证法的大师，他们都认为，必须根据现实发展的实际情况确定先解决经济问题还是先解决政治问题。如马克思主义认为，专制国家通过垄断政治权力剥削劳动群众，这种国情企图从消费资料的分配上解决两极分化是徒劳的。因为决定消费资料分配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而生产资料所有制主要是政治问题。马克思曾批判这种在消费资料分配问题上兜圈的庸俗社会主义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同时第13页)这就是说，在集权专制的国家里不解决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问题，仅从经济体制改革和在消费资料分配上解决两极分化问题是不可能的，最近在《红色故乡网》发表了李华亭的文章——“富人怕革命，穷人怕改革”。他说：“改革本来是好事，可是‘改革’一词现在已变成私有化、两极分化的代名词，成为人们“谈改色变”的贬义词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作者认为是私有化改革造成的。实际上，穷人”谈改色变”和两极分化原因是“经改政不改”造成的，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会把国营全民公有制变成国有官僚集团的国家“公有制”而形成两极分化。所以，两极分化不是经济改革能彻底解决的问题，而是人民是否当家作主的政治问题。笔者发现，马克思是根据国情确定先经济还是先政治解决无产阶级和全社会的解放问题的，而不是单一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法国这样的民主宪政国家是可以“从社会自由这一必要前提出发，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的。(同上第1卷第14页)马克思是说，民主宪政的法国的社会公民可以在政治自由权和民主权的基础上，去解决经济问题——限制自由资本和消灭雇佣劳动私有制实现共同富裕;(瑞典的共富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同时，马克思又认为，而在专制的人民没有政治自由的德国企图从经济上解放无产阶级实现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只能求助于人权的”推翻专制大厦支柱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必须先进行解放整个社会的政治革命，才能在“社会自由”的基础上进行限制自由资本和消灭雇佣劳动私有制的经济改革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这一伟大思想对于当代没有经过宪政民主共和国洗礼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既不是经济决定论也不是政治决定论，而是根据国情来运用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秋先生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的所谓的物质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本意是认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可以跨越宪政民主的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跨越论”是有条件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出于马克思致查苏利奇的复信手稿之中。在复信中马克思写道：“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用到公社来。在欧洲，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是广泛地在全国范围内保存下来了。因此，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再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5—438页。)从而看来，马克思主义的“超越论”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借鉴“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苏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就是违背了马克思说的“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用到公社来”的嘱咐。原苏东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拒绝借鉴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的一切成就——反对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结局是力挺73年之后不得不转向民主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学习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但却拒绝借鉴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的成就，出现了国家官员集权的严重腐败和世界前茅的两极分化，邓小平期望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改革失败了(邓小平说，如果改革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就是古巴真正采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普选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限制官员收入的“国家干部道德法”、司法独立的分权制衡，以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私有经济为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所以古巴成为了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明珠。最近，古巴与美国和解，预示着古巴的前景更加美好。关键是古巴共产党取得胜利后，依然保持司法独立的光荣传统;关键是古巴在苏联垮台后的1992年把主人的权利还给了人民。古巴也是一党领导，但古巴共产党实行了巴黎公社式的社会主义的宪政民主体制。那种否定历史发展阶段论的无条件的“跨越论”是地地道道的民粹主义，这种形左实右的民粹主义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官僚专制主义和形左实右的民粹主义都反对宪政主义，他们同声相求、同气相应的内呼外应极大地阻碍了中华民族走向文明。总之，马克思不但不轻视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且把物质与精神、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与实际的国情结合起来运用得非常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和有条件的跨越论是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是值得后来者继承和发扬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