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及理论框架基本形成于先秦至汉代这一时期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及理论框架基本形成于先秦至汉代这一时期。古代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如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商家等。许多古代经典著作，如《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九章算术》、《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成功的管理思想和经验。《老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权变谋略和在管理过程中的境界、素质及管理原则的思想;《孙子兵法》主要体现了管理者在人事、决策、环境、组织等方面的战略思想;《韩非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统御谋略思想;《论语》、《孟子》、《荀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谋略思想;《三国演义》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创造性管理思维;《红楼梦》主要体现了管理者以法治家的时效管理思想;而《九章算术》则是我国古代培训管理人员及供他们日常应用的手册，其中三分之二的题目可与财政或工程官员职能相对应，堪称两千年前世界管理数学之最。治生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的，它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管理学问;治身主要是研究谋略、用人、选才、激励、修身、公关、博弈、奖惩等方面的学问。这三部分管理思想还可细划为以下五个方面:一一认为本文二、“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4]意思是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最佳的管理行为都应是以双向约束为基本要求的，不仅约束他人行为使之端正，同时也使自己的行为得以规范。先哲们认为，“正己”为“正人”的前提，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正”，岂能奢言正人。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本质是“人为、为人”。个人首先要注意自身的行为修养，“正人必先正己”，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来从事、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人们能够在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为”与“为人”二者具有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对任何管理者或被管理者，都有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在家庭、行业、国家一切方面的管理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越是注重自身行为的素质，其“为人”即管理的效果就越好。我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管理是一个“修己安人”的过程，一切管理都以“修己”作为起点，最终达到“安人”的目标。其实，“安人”的终极目标还是实现自己搞好管理之目的。三、富有辩证法思想的“经权观”管理思想我国古代管理思想普遍贯穿着经权观，“经”指“变中不易的常理”，即管理中普遍的稳定的原则，“权”指“应变的权宜”，即根据时空和势态变化而不断改变着的方法和策略。这种经权观要求“执经达权”，即根据普遍的管理原则和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来选择和确定合适的管理策略和方法，最后达到管理目标;同时要求“通权达变”，即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势而随时调整自己的管理方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德治礼治的恒久之道正是由于不断的变通才得以持久，得以实现的。四、经世实用的战略管理思想我国古代的军事典籍中蕴藏着大量的战略管理思想，这已成为今天军事乃至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重要思想宝藏。在《孙子兵法》中，孙子着重指出了战略谋划的重要性。他强调事前必须周密分析条件，充分考虑“道”、“天”、“地”、“将”、“法”这“五事”，做到“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5］。在“五事”的基础上，还要探求和对比敌我双方的强弱优劣，称为“七计”。这里所说的“道”，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管理目标，“天”和“地”相当于时机和环境，“将”指有能力的管理者，“法”则相当于制度、纪律、组织。“法”即是经营学中的经营管理能力。五、“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观管理思想古代管理思想是以整体和谐观为基础的。也就是把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过程，促使社会与自然、管理系统与外部环境以及管理组织内各种组成之间达到最佳和谐，把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一个统一的有序结构。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灵魂是和谐观。它以追求管理系统的协调、和谐、稳定为目标，在生产管理上实现“天人合一”；在社会管理上实现“天下一家”；在人事管理上实现“知行合一”和“情理合一”。和谐观使管理不仅表现为一种科学的理性操作，更是一种人们所创造的理想境界。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一个组织中的成员都能自发地按照规范和要求办事，自觉地发挥自己的力量，维护组织的宗旨和荣誉，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丰富多彩，它们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为此，我们要发掘传统的管理思想和理念，加以整理，运用到现代市场营销活动过程中，丰富危机管理理论，弘扬民族文化。引例：道与术的追求道与术的追求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一个异常丰富的思想宝库。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较之于自然科学更为发达的文化，所以这一宝库中的经典也绝大多数为人文社科类的精粹。管理科学以一门系统学科的面貌兴起于世界，起自1911年前后“科学管理”的实践与探索。时间动作研究、定额与计件工资是这一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这一阶段，人的问题还没有被摆到突出的位置上。及至1924年～1932年间，霍桑实验开风气之先，把管理全面地引入了人的领域。企业家和研究者们都逐渐认识到：管理的主体是人、客体是人、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也是人的矛盾，所以此后人的问题一直是管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研究管理学理论和进行管理实践的过程中，开启古代的思想宝库，探讨灿若繁星的人文精粹，其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简言之，就是可以得到“三件宝”：理论的依据、研究的材料、行动的参考。谈及传统文化，我们首先要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太史公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司马谈凭借自己对春秋以来各种学说的领会与把握，“论六家之要指”（《史记.太史公自序》），对阴阳、儒、墨、名、法、道进行了学术上的概括总结。可以说司马谈作了一个开创性的工作，为后世人系统研究前人的文化遗产提供了框架。司马谈对6家的评价是：阴阳家：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家：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以上6家只有道家没有涉及弊，可见司马谈本人从思想上是倾向于道家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化成果博大精深。就管理思想而言，仅上述6家就已著作林立，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成果。在6家之外，更有众多的学说。而且历史发展，人才辈出，春秋战国的时代也仅是中华文明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其后的数千年历史中，思想家与实践家们又创造了更为丰富的思想精华。所以在此，我们仅能择其要略，作一个简单的介绍。更多的内容则需要以专著的容量，作更为专深的研究。总括上来讲，古代管理思想分成了两个系统：一个是“经世”的；一个是“治生”的。经世也就是治理国家，治生就是经商，两者相比“经世”一直在管理的发展中占据主流。“经世”的体系大体上又集中注意力于“为帝王、为人臣和领兵”三个主要方面，每个方面都有若干著作、一系列的理论家和实践家。这些前人留下的思想成果，若是以二元化的简括方法来分类的话，大抵可以分成两类：一是“道”；一是“术”。“道”指的是管理过程中的信念、价值观和伦理标准。“术”指的是管理当中的方法与谋略。儒家的理论体系当中，特别是在孔子那里，“道”的含量是很高的，后来的宋明理学又对其进行了发展与补充。可以说古代管理思想中“道”的主体思想一部分来自道家，大部分来自儒家。儒家学说强调管理要从修身开始，先进行自我修养，确立在内为“仁”，在外为“义”的价值体系，并且以“礼”的规范、“信”的要求、“忠孝”的准则来约束自己，沿着“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发展道路前进。“术”的思想在韩非子和鬼谷子的著作当中都可以找到。法家和纵横家对术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主要的内容是：要懂得权变，学会把握形势，借助外力和寻找时机，依靠高明的谋略来达到目的。后世成功的实践者们的成功经验是：以“道”为原则，为“术”为方法，内外兼修、内明与外功并举去实施管理。我们选择孔子、韩非子、鬼谷子和孙子这4位大师，把他们的管理思想作为介绍的对象。因为可以说，道与术的发展都是从他们那里发源的，这也体现了“厚本、重源、道术兼顾”的原则。孔子的管理思想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也就是鲁襄公2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也就是鲁哀公14年。孔子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属于殷商的后裔，孔子的父亲是鲁国著名的武士。孔子少年比较困苦，3岁丧父，随母亲移居在曲阜。他从小就勤奋好学，17岁时当过季氏家里管仓库和牛的小官，他对工作非常认真，同时对学习孜孜不倦，到处向别人虚心学习知识和技能。孔子到30岁已经成为掌握《六易》、通晓诗书的贤者，在当时以博学多才闻名，于是一些人闻名来向他学习，从而开创了民间教育先河，打破了自西周以来教育官办的局面。青年时代的孔子已经在社会上有很好的声望。当孔子结婚生子时，鲁昭公特别派人给他送去了一条鲤鱼以表示庆贺，孔子于是给儿子取名鲤，字伯鱼。孔子36岁时鲁国重臣季氏驱逐了鲁昭公，孔子为了避乱到了齐国，受到礼遇，齐王准备重用孔子，结果遭到晏子的反对。后来孔子由齐归鲁，继续讲学。51岁时，孔子终于迎来自己仕途上的辉煌，先后担任中都宰，后来又升任司空，后来又升为司寇。相传在孔子的治理下整个鲁国路不拾遗，门不闭户，治理效果非常好。52岁时孔子参加了齐鲁的夹谷会盟，以机智、勇敢挫败了齐国企图劫持鲁国的阴谋。54岁时孔子“堕三都”的计划失败，受到排挤，于是被迫离开鲁国开始了长达14年的周游生活。孔子的周游是为了推行政治主张。他先后访问了魏、曹、宋、郑、陈、蔡、楚等国家，但是没有统治者采纳他的主张而且一路备尝艰辛，在匡被围、在宋遇险、在陈绝粮。68岁时孔子结束了流浪生活，回到了鲁国，此后他一直聚众讲学，努力地培养人才。传说孔子一生有弟子三千，其中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所以后世人说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子一生的言行和事迹都被他的弟子记录下来，写成了《论语》一书。后人研究孔子的思想都是以《论语》为最直接最重要的材料的。另外在《左传》、《国语》中都有关于孔子言行的记载，《史记》中也专门为孔子写了列传。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同时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儒家有四部经典之作：《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论语》是记录孔子弟子言行的著作，孔子的一系列思想和主张都记录在其中。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名人叫赵普，他是辅佐宋太祖赵匡胤取得政权并治理国家的一代名相。史传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只用半部《论语》就把天下治理得一派升平景象了。《论语》这部典籍里确实包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值得后人去思考和借鉴。我们对孔子管理思想的概述主要就以这本著作为依据。孔子的管理思想可以概况为以下几个方面：“和”就是和谐统一。相互差异的事物组织在一起，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就是“和”。我们的故宫有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从大殿的名称当中我们即可以看到古代的国家管理者们对“和”的追求和向往。孔子主张“和为贵”，明确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孟子进一步明确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把“人和”的理念推到管理准则的最高位置上。那么，如何实现这种“和”的理念呢？在方法论上孔子又提出了“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并非是我们贯常说的老好人主义。关键的理解在这个“庸”字上，我们所持的语义系统里，“庸”代表的是平庸无能，没有作为。但孔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