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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hesissubmittedtoXXXinpartialfulfillmentoftherequirementforthedegreeofMasterofEngineering我国证人出庭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陈泱【摘要】证人出庭作证，是审判程序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由于立法不健全和法律规定的相互矛盾，对证人保护制度和补偿制度的缺失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证人出庭作证率低下，在很大程度上对司法公正和效率造成了消极影响。所以，要建立强制性的证人出庭制度、完善当庭质证制度、建立证人保障制度、作证费用补偿制度等.一、我国证人出庭制度存在的问题在当今的美国，由于继续运用陪审员的审理方式，诉讼过程以证人证言为中心，证据几乎都是证人出庭作证的口头证言。而在我国，证人出庭作证难是当前困扰我国司法界的一大难题。有关数据表明，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比例不足1﹪，许多案件在初查和侦查阶段证人不愿作证的现象也相当普遍。而证人出庭作证对我国目前的诉讼模式的改革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对发现一种迅速、简便和成功程序的新方式和新途径有很大的帮助，换言之，使诉讼活动的进行更有效率;其次，当双方当事人对同一证人证言的理解产生分歧时，可以通过质证、辩论的途径力求实现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一致，从而真正确保诉讼参与人的权利，这与公正的要求密不可分。面对中国审判方式改革的头号困难，有关专家指出：证人出庭作证困难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分析我国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主要有这几方面：(一)证人出庭制度立法本身不健全，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141条第1款同时也规定了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这种义务不仅体现在刑事诉讼的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更集中体现在审判阶段。但对违反法律规定拒不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证人，法律却没有规定制裁方式。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言并且经过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57条又同时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然而，刑事诉讼法第157条的规定又可以理解为证人可以不出庭，并且人民法院《解释》第58条，人民检察院《规则》第337条第2款的规定也都说明了这一点，该条对于证人何种情况下应当出庭作证，何种情况下可以不出庭，并未进一步予以明确。这样，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的可操作性就大打折扣，使得证人可以规避法律。这种立法上的矛盾无疑导致了证人不出庭作证。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将“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况”作为证人可以不出庭的情形，却没有规定什么是“特殊情况”、由谁举证证明是“特殊情况”、需要怎样的证明、由谁审查等，这既给当事人或证人提供了借口，也导致法官难以作出审查、判断、决定。(二)证人保护制度的不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刑法第307条规定了对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做证,侮辱、诽谤、殴打、打击报复证人的制裁措施.但在司法实践中,侵害民事证人人身安全的恶性事件屡有发生,对证人权利保障的缺失是导致知情人不愿出庭作证的重要原因。苏州大学法学院的张永泉教授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证人出庭作证了，让被告入狱5年，被告人叫嚣：“等我出来了，会找你算帐的!”张教授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部分人是不会为了“作证义务”以身犯险。张教授认为，证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甚至连生命都得不到保护，在权利和义务不对等的情况下，谁还愿意来作证?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非法关押、滥用暴力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地影响到我国的司法权威，导致群众直接对司法的不信任。(三)证人补偿制度不健全，侵犯了证人的合法权益证人出庭作证必然要牺牲自己的工作时间，由此产生的费用应得到补偿。而事实上，证人因作证而获取补偿的情况绝少发生。在证人向国家履行作证义务尚未深入人心的情况下，证人认为作证不关自己的事，而又会损害己的权益，试问，有谁愿意出庭作证呢?(四)传统的法律文化对证人的影响1.中国人有耻诉厌讼的传统思想中国人普遍有一种“远离衙门”的观念。中国的法院存在着一定的官僚主义现象。在百姓的心中，法院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地方。法院对社会生活的主动干预，法院在剥夺公民自由、财产甚至生命方面所拥有的权威，以及法院大门前站立的威武的武警战士，都使得中国的法院变成人们敬而远之的国家专政机关。“无事不去法院”、“有一点办法也不去法院”，成为普通中国人经常持有的看法，尽管中国人传统上所具有的“畏讼”心理在今天已经大大减弱，但进法院、上法庭总是被人们视为不正常的事情。由于中国传统法制资源的缺乏，公民法律意识淡漠，作证意识不强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作证的义务。有的人虽然知道自己有作证的义务，但认为不作证也不犯法。因此，在接到人民法院出庭通知时，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即使被迫出庭作证，也只是无关痛痒地说几句，对关键事实或事情采取回避态度。有的证人存在着明哲保身的思想和传统。在有的地方，只要是上法庭，无论是作为证人还是其他诉讼参与人，肯定会被认为是“不清白”。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传统和生活习俗，严重阻碍了证人正常地出庭作证。[1]2.“亲亲相隐”的传统的法律原则导致证人不愿出庭作证“亲亲相隐”的传统是证人不出庭作证存在的历史根源。在西方，古希腊的宗教和伦理都反对子告父罪，而古罗马法中关于亲属相容隐的规定则更多，甚至亲属之间相互告发都要丧失继承权。中国古代一直提倡“亲亲得相隐匿”，并且在唐律中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孔子曾说“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中国古代是反对一定亲等之间的人出庭作证，举发尊亲属犯罪行为，会受到法律制裁。中国古代是家国一体，直系亲属之间的“亲亲相隐”演化“同居相隐”“部曲奴婢为主隐”。《唐律•名例》篇中规定“诸同居，若干功以上亲及外祖父亲、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唐律疏义》中对“同居”作扩张性法律解释“同居，谓同财共居，不限籍之同异，虽无服者，并是。”“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消息及摘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亲相隐，减凡人三等。”[2]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亲亲相隐”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包括直系亲属之间，同居之间，奴婢、部曲都可以为亲隐，为主隐，并且这种相隐不构成犯罪，相反如果举证倒构成犯罪。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法律原则影响了我国证人出庭作证。二、证出人出庭制度的改革通说认为，证人制度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中，证人是指促使审判官确信当事人主张之事实为真实的证据方法之一。在世界各国的证据制度中，人证是一非常重要的证据方法。在英国，证人制度在证据制度中占据着绝对重要的地位。而在我国，证人规避出庭的问题十分突出。困扰着我国审判方式的改革，进而直接影响到司法的公正性与效益性。正确认识这一问题的本质和根源，并进而解决它，在当前具有现实性和迫切性。对此，我们应针对以上原因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一)建立强制性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以及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制裁机制，维护司法权威，避免立法上的相互矛盾和冲突我国现行立法未规定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致使出现了不履行法律义务也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的不正常现象。从世界刑事立法看，对证人不出庭作证行为的法律责任均有明确的规定。如英国刑事诉讼法“口证”一节中规定：“证人经传唤而未到庭时，法院可再通知其到庭，或者，在认定他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时可以签发逮捕证，必要时，可以处藐视法庭罪”。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依法传唤而不到场的证人要承担由于应传不到造成的费用。对他同时还要科处秩序罚款和不能缴纳罚款时易科秩序拘留。对证人也准许强制拘传”。日本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已经受到传唤的证人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到场时，得以裁定处5000元以下罚金，并可命其赔偿由于不出庭所产生的费用”。我国也有必要对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视情节科处罚款、拘留、强制到庭直至追究刑事责任，以督促、引导证人履行出庭作证的义务。我国应借鉴国外立法的有益经验，尽早确立中国式的证人出庭作证的强制制度和证人拒证的惩罚制度，具体规定证人拒证的强制性措施和制裁措施。首先，规定其民事责任，证人对因其拒证而造成的费用和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其次，规定其行政责任和刑事强制性措施，以妨碍诉讼程序行为而处以警告、训诫、1000元以下罚款、司法拘留，还可以拘传方式强制其到庭作证。最后，规定其刑事责任，对证人拒证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以“拒证罪”论处，可以处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单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金。这样，才能强化证人的责任，保障刑事审判的顺利进行。(二)还要完善当庭质证制度，判断证人证言的真伪质证是司法文明的基本环节之一，也是诉讼活动的基本程序之一。在古今中外的司法实践中，质证活动都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并没有把质证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在理论上加以阐释和在法律上加以界定。质证是指诉讼当事人及其法律代理人(在刑事诉讼中包括检察官)在审判过程中针对对方举出的证据进行的质疑和质问。质证是诉讼双方反驳和攻击对方证据的重要手段，也是帮助和影响法官认证的重要途径。[3]可以说,如果没有规定这一制度，证人出庭作伪证的情况将会大量存在，也就失去了证人出庭作证的意义。广义上来看整个审判过程，主要是质证与辩论过程。[4]对于证人直接言词证据，必须通过质证的程序来去伪存真，构建质证程序必须兼顾以下几方面内容。1.申请程序。公民依法出庭作证并不仅仅限于一种社会道德问题，更重要的是涉及国家的法律尊严和正常的审判秩序问题，为此，各国都毫不例外地将这一问题纳入公法调整范畴，否则，一个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将失去其存在的社会基础。[5]《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了证人出庭的当事人申请原则。由于举证责任在于当事人，人民法院不主动行使职能，当事人未依法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视为放弃权利。2.传唤程序。在英国民事诉讼中，采取证人传唤令状(WitnessSummons)方式，在刑事诉讼中则采用四种传票(Order，Summon，WarrantorSubpoena)方式。《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了传唤作证的方式是通知。笔者认为，以通知的形式传唤证人缺乏法律严肃性，应采取传票的方式进行。3.抗辩程序。接到法院出庭作证传票的证人，如无正当理由，都应当到庭作证。但有几类情形的“证人”在接到传票时可以提出抗辩，经法院审核后，可免予出庭作证：(1)有证据证明其不在案发现场或对待证事实不知情;(2)有证据证明其与一方当事人或案件所涉标的有利害关系;(3)有证据证明会受到攻击与恐吓。4.具结程序。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意味着法院可以不顾及证人的意愿而要求其提供证言，同时，隐含着证人提供虚假证言对抗司法权会承担不利后果。在英国，通常情况下，证人作证前(Oath)与誓愿(Affirmation)两种。德国《民事诉讼法》亦有相应的规定证人宣誓制度，在两大法系内部是较为通行的做的法。由于民族传统的差异，我国用证人具结保证的方式取代外国宣誓制度，这在未来的证人制度中是不可忽缺的。5.作证程序。证人在履行具结保证手续后，可以进行陈述，进入作证程序。在英国民事诉讼中，证人是当事人的证人，因而询问证人亦属当事人的事项，只有当事人或其律师才能询问证人，法官一般不得主动询问证人，强调法官在传唤和询问证人上的“自我克制”。[6]笔者认为，在构建质证制度时，应把英美法中的主询问(DirectExamination)、交叉询问(CrossExamination)、再询问(Re-Examination)制度借鉴过来，做到洋为中用，博采众长。6.辩论程序。证人陈述并接受发问后，在法庭辩论阶段，由诉辩双方对证人的直接言词进行辩论，再由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根据证人的陈述、当事人的辩论，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对证人直接言词的真实性作出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