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陕甘宁边区银行货币发行的先导和模范作用

浅议陕甘宁边区银行货币发行的先导和模范作用陕甘宁边区银行是1937年10月，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的基础上组建的。国家银行1932年2月成立于江西瑞金，长征到达陕北后，与陕甘晋省苏维埃银行合并，改名为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陕甘宁边区是从未丢失过的一块革命根据地，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不仅形成早，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党中央的所在地。一些重大的货币政策，都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制定的，先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然后推向其他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货币实践，又为党中央制定货币政策提供了依据；货币发行中的问题和困难，也能及时得到党中央的重视和解决，陕甘宁边区是各民主抗日根据地的先导和模范，同样，陕甘宁边区银行的货币发行也是各根据地银行货币发行的先导和模范。一、“延安光华商店代金券”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为各根据地的货币发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1938年6月，陕甘宁边区为解决市场找零困难和维护法币的作用，发行的“延安光华商店代金券”，是各革命根据地发行最早的商业票币。土地革命时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流通的是苏维埃货币。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边区停止了“苏票”发行，流通国民党法币。但因国民党发给的军饷是五元、十元的主币，辅币十分缺乏，出现邮票找零现象，老百姓不愿接受邮票，致使法币贬值。为此边区政府授权边区银行发行了二分、五分、一角、两角、五角的“光华商店代金券”。因为根据国共合作协议，边区不设立银行，不发行货币，当时边区银行没有公开，实际是个财政支付机关。以光华商店名义发行，既畅通了货币阻滞，又维护了统一战线之规定。代价券以光华商店全部资产作基金，可按1:1的比价兑换法币。为确保法币与代价券的主辅关系，严格控制发行量，1938年发行只有919万元。代价券与法币的结合，是抗战初期，民族统一战线在货币政策方面的反映。这一举措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被亲切的称为“光华票”。但是，这种局面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由于拖延和扣发八路军军饷，边区财政发生困难和法币不足，迫使于1941年加发了七角五分的代价券。至1941年2月，光华票累计发行430万。方便了群众，调剂了金融，周转了财政，为接济边区的经济困难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边币的发行创造了条件。2、1944年7月1日发行的“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是一次币制的改革，将边币的大面额缩小为流通券的小面额，实际还是边区银行发行的商业票币。流通券1元折合法币2元、边币20元。100元票面的边币改印5元流通券即可。降低了会计记帐和填写凭证工作的劳动量，也好读好记。表面上看没有提高边币的牌价，也没有增发边币，还改变了人们对边币贬值的观念。这一主张是陈云同志提出的，他称其为“偷梁换柱”。原准备发行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收回边币，然后再发行新边币，所以未确定主币地位。后来因两种货币同时流通计算不便，且实际使用的多为流通券，从1945年6月1日起，实行以流通券为陕甘宁边区本位币。流通券先后发行20元、50元、100元、200元、和5元、10元、250元、500元、1000元、2000元、5000元，共11种面额。陕甘宁边区银行出于边区政治、经济和货币金融策略的考虑，以商业名义发行票币，是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创举。抗战时期，各根据地内部环境与陕甘宁边区基本相似，根据国共合作协议，市场流通国民党法币，也因辅币奇缺，找零困难，发行了不同名称的商业票币。诸如兑换券、代币券、代用券、代价券、流通券等等。有的以经济局名义发行，有的以贸易公司名义发行，也有的以商店或合作社名义发行。基本都都是辅币，与法币同时流通。后来由于国共关系的破裂及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发行主币，占领市场，采取不同策略，展开了对法币和敌伪币的斗争。二、陕甘宁边区银行首创货币交换所，为根据地夺取货币斗争胜利，提供可组织保证。“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完全停发了八路军军饷，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更为严厉。为了度过难关，根据中央决定，边区政府授权边区银行发行边币，作为本位币，独立流通市场，同时停止使用国民党法币。但因边区与友区边境交错，约有40%的地区与友区经济是密切联系的。人民要用法币，边区物资不能自给，需要外边输入，政府还要套取法币，以供贸易。所以边币独占市场，完全禁绝法币是不可能的。由于边区物资紧缺和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凡是大批边币所到之处，币值猛跌，法币飞涨，黑市盛行，边币被公开的拒用了。边区银行却无力操纵和调剂，国民党派遣特务乘机捣乱，商人也利用差价，做边币买卖，边区经济生活相当混乱。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提出成立货币交换所，实行外汇管理，允许人们买卖法币的构想。首先在延安裕顺通公司试验，出入口商人，均得到交换所买卖法币，依市场价由交换所公开挂牌，银行从中调剂，使之不会过高过低。边币下跌，银行抛出法币；边币上涨，银行则收买法币，稳定边币。老百姓得到边币，就能得到法币。有换出的，也有换进的。加上政府法令，拒用边币的现象得到了有效制止。1941年12月，边区政府通令全边区推广裕顺通公司的经验，在主要城镇成立了30多个货币交换所，允许人们自由交换。从而发展了出入口贸易，稳定了金融，支持了边区的经济建设，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抗日战争时期，货币斗争在各根据地是普遍存在的，不仅要与法币斗，还要与敌伪货币斗。日本侵略者及其扶持的伪政权发行的货币，在一般情况下是坚决打击的。但因日军侵略到哪里，敌伪币就流通到哪里，遍及根据地接壤地区。有的根据地在起初在敌人占优势的游击区，对敌伪货币按面值大的打折使用，最高三折，最低一折，这样与群众利益发生了矛盾。因敌人力量暂时强大，市场基本流通的是敌伪币，越打击群众越对立。后来也建立了货币交换所（有的叫交易所），变对敌伪币只打不用为打用结合。在交换所可以买卖敌伪币，在市场严禁敌伪币流通。这样打击了敌伪币，稳定了金融，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三、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陕甘宁边区银行积累了货币发行的宝贵经验，成为各根据地银行的典范。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立即做出停止使用法币，发行边币的决定。但因思想准备不够，无准备金，发行很困难。边币2月投放市场，关中、三边等地很快倒流回来。边法币比价迅速下跌，有的地方1元边币只值法币3、4角。市场呆滞，商人投机，贸易上需要货物近来，因没有法币兑换，又不敢叫近来。财政要银行发票子，银行不敢发，就产生了矛盾。有人说“我们有政治保障，可以大量发行”，“要度过财政难关，适应革命需要，不能不再发行”，“物价涨了，筹码不够，不能不随物价上涨而增加发行”。也有人认为已经超过饱和点，再不能发行了，甚至责问银行为什么发那么多票子，使边区银行的处境相当困难。为此，朱理治行长写信给毛主席，提出减少“财政拖累”的问题。1941年8月，中央开会讨论金融问题，争论也很多。主席作结论时指出：“边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金融的问题，而是经济与财政的矛盾。”他说：“金融问题的出路在于发展生产，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加以解决”。毛主席认为朱理治的信“很有些价值”，指示西北局索要一份，作为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中央财经委员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做出坚持不超过现行发行额，尽一切可能收缩通货的决定，要求“财政厅保证不再向银行透支”。所以1942年上半年经济形势有了好转，财政放款减少，币值基本保持平稳。但是这一好景不长。1942年下半年西北局高干会批判朱理治在陕北党史上的错误时，有人联系银行工作，说朱理治要少发票子是金融本位主义，是闹独立性。他们认为财政是会计，银行是保管，是出纳。朱理治被免去了行长职务，银行也划归财政厅领导了。银行失去独立性，财政金融更混乱。1943年5月边区银行归财政厅领导，6月边币即进入猛跌时期，银行发行基本都用于财政开支。1943年下半年比上半年财政放款增长了8倍，占全部放款的66.1%，引起物价金融大波动。年底延安物价指数比42年增长了24倍，边法币的比价由上半年的2:1跌至10:1左右，陇东甚至跌至18:1。银行无法币兑换，物资进不来，发行赶不上物价上涨，财政预算不断突破，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债权债务陷入相当混乱状态。这种情况，迫使财政厅的领导不得不承认“犯了拾金盲目乐观的毛病”。1943年12月，边区政府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检讨了财政贸易和金融工作出现的问题，决定停发票子和3个月经费，统一领导公营商店支持边币，财政由支持政策改为临时周转，这样才使边区金融和经济有了好的转机。1945年5月，中央决定陈云同志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任为贺龙）兼政治部主任，加强对陕甘宁和晋绥两边区财经工作的统一领导，边区银行也归边区政府直接领导。从此财政不再依靠银行发行，保持了正常的货币发行，至抗战胜利，边区经济金融形势一直处在相对稳定的阶段。四、陕甘宁边区银行的货币发行经验，给新中国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不断学习，就回有新的启示。1、温故知新，研究过去，想到未来。陕甘宁边区管理外汇的经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是适用的。可见人们对借鉴历史经验，解决现实问题是何等的关注。2、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历史的弯路，不可重走。银行的独立性，实质是货币发行的独立性，陕甘宁边区银行为扭转片面的财政性发行付出了代价。但是，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后来人的足够重视。新中国几次通货膨胀，无一不与财政性发行有关。今天，我国经济繁荣，市场旺盛，形势喜人，更要注意货币发行速度，切记不要再因货币发行失控，导致经济紊乱的问题重新出现。3、“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陕甘宁边区银行币”改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的经验给人以启示，可否将人民币改为“中国元”，经济界有人已提出这样的问题。因目前人民币最大面额一百元，已经不适应流通的需要，如再发行五百元、一千元的大面额人民币，发展下去会不会重蹈边币的覆辙。1953年发行新人民币有过改变面值的经验，如果用“中国元”改“人民币”，不仅人们不难接受，而且也有利于与国际货币单位接轨。陕甘宁边区银行的货币发行是历史了，但是挖掘它的资料，研究它的经验，是有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