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文化上对异化的反抗

巴赫金——文化上对异化的反抗阅读巴赫金的理论，发现的一个他最为强调的观点是关于矛盾性的，这一点或许与他理论的确立方式有关——庸俗社会学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夹缝中建立自己的理论。矛盾性贯穿着他理论中的每一个重要的点，无论是狂欢化理论中民众与官方对立的消失，狂欢节中的颠倒与日常生活中严肃秩序的对立；还是对话体小说或者复调小说中两个对立的声音，无论这种声音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情况都是如此。巴赫金之所以如此重视事物的矛盾性，首先我们当然可以从马克思那儿找到理论根源——矛盾的普遍性。但更重要的还是在于这一理论要符合他的目的，其实巴赫金是致力于在文化层面上抵抗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对于人的漠视，以及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首先从他的复调小说来看。作品的对话性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其平等性，包括主人公与作者地位的平等，读者与主人公的平等、作者与读者的平等等等一系列的平等关系。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巴赫金提出了“农奴主与农奴之间并不存在平等对话”（巴赫金2010）的命题，但是这一命题似乎与他对于对话小说的相关阐释是矛盾的。“复调小说的对话不只是表面的，在结构上反映出来的对话，它有更多的是深层和潜在的对话”（程正明2001）也就是说巴赫金认为对话不仅是表面的情节性的对话，更重要的是对于他人内心世界的意识或者无意识的一种体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上的交流，那么既然这样，农奴主与农奴的对话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了，因为虽然他们之间的地位不平等，但是作为拥有共通人性的人之间的“对话”还是有可能的，农奴很可能就猜得到农奴主的这一决策又是在耍什么阴谋诡计，并在潜在里与此进行一种“微型对话”。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明显的感觉得到巴赫金提出对话体小说的深意——“巴赫金的对话思想既是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战争和科技发展带来的对人的漠视，同时也是针对他所生存的年代苏联现存制度对人的压制”（程正明2001）。他正是在与资本主义带来的人类的异化与不平等性做斗争，虽然这一斗争是停留在文学文化层面。同样，他的狂欢化理论也体现了巴赫金的这种努力。他认为“在阶级社会生活中，人们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日常生活，一种是狂欢式的生活，两种生活产生两种世界观，狂欢节中产生的民众感受世界的方式是一种民众的世界观，并拿他同官方和教会的世界观相对立”（程正明2001）这就明显透露了他的观点——拿民间世界观对抗官方，这其中也体现出一种矛盾的对立统一。17世纪以后狂欢节在民间逐渐消失，在我看来，这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紧密相关，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对于人的理性的强调消解了纯粹感性化的“颠倒错乱”的狂欢节。在中世纪，狂欢节的存在使民众保有着他们最后一份解脱的精神家园，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具理性突出，人们越来越多的被效率席卷，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出现了，这就出现了加缪小说《局外人》中的现象“自从去年以来我就几乎没来探望过她（妈妈），当然，也由于来一次就得占用我的一个星期天，且不算赶公共汽车、买车票以及在路上走两个小时所费的气力”（加缪2010）因为费时间，连妈妈都不去看，那么我们还能指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多亲密呢？这样看来狂欢节的消失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了，于是民众越来越多的被剥夺了这一仅有的释放的机会，这样一种情况下，民众除了被异化还有什么路好走呢？而巴赫金对于能透过它“了解广大民众千百年来对世界的独特感受和独特见解”（程正明2001）的狂欢节的推崇也正表明了他对这条必然的异化之路的反抗。引用书目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程正明：《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加缪：《局外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