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在民国,有哪些高端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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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民国,有哪些高端粉?希特勒以政治强人的形象,俘获近代中国诸多政学界人士之“芳心”,所反映的,乃是当日国人的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心态。知识界,如蒋廷黼、雷海宗等,曾向希特勒“深深地脱帽致敬”据媒体报道,德国近日即将再版希特勒之自传《我的奋斗》。希特勒死于1945年,依照德国版权法,版权保护在作者死后70年失效,成为公版书。为防止该书被右翼分子利用,德国政府将于2016年1月推出《我的奋斗》学者注释版,“加入大量标注并放进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对希特勒的言论进行批驳和辨析。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曾将中国人归为“劣等民族”,认为相信“一个黑人或中国人”能加入德国生活,是“错误的”。1934年,中国驻德公使刘崇杰对此表示抗议,德国政府承诺会在再版时删掉这一段。①不过,希特勒对中国人的蔑视,并不影响《我的奋斗》一书在民国热销。1930年代,该书先后有多个中译本问世。1935年,商务印书馆在《申报》上刊登“希特拉《我之奋斗》”的新书广告,还得到了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作序推荐。罗在序言中赞叹“希特拉之崛起于德国,在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②该序虽被鲁迅撰文嘲讽,却也可见知识界当日对希特勒的推崇。除罗家伦外,地质学家丁文江、历史学家蒋廷黼、法学家钱端升、政治学家陈之迈等,在1930年代,也都曾对希特勒颇存好感,主张效仿意大利、德国、苏联、土耳其等国的独裁体制,实现国家统一,以挽救民族危亡。譬如,希特勒上台不久,钱端升即观察到,“德国的劳、资团体虽未能如意大利的组织整齐,但比别的国家也向来高出一筹……也将全国一切生产会社,如德意志商业协会等置于民社党人领导之下……民社党将德国一切的政党或归并于国社党,或则禁止其存在……德国的宪法虽尚未变更,而国权则已统一于一党……”③钱端升希望中国也能如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德国一样,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府。到了1940年代,中国面对日本侵略节节失利,知识界又出现了一个以历史学家雷海宗、莎士比亚专家林同济、剧作家陈铨、政治学家何永佶、哲学史家贺麟为代表的“战国策派”(他们所办杂志名为《战国策》)。雷海宗等信奉尼采思想,鼓吹“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及“英雄崇拜”,并在杂志上刊登希特勒语录。战国策派虽然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但却有很多推崇、鼓吹希特勒的言论。如何永佶在《希特拉的外交》一文中,开篇即引用《我的奋斗》里的话“内政的任务是如何制造国家的武力;外交任务是如何保障这个已制造出来及在制造中的武力,并在战争时找寻作战的盟友”,并称赞“这是希特拉对于政治一针见血的名言,充分表明希氏的政治天才与灼见”。何永佶甚至说,“研究希特拉之外交的人们,不由得忘记他道德上的缺憾,而对于他的聪明、机警、敏捷,深深地脱帽致敬!”④民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我之奋斗》政界,如力行社及张学良等,都曾期望蒋介石做“中国的希特勒”在政界,最早提议学习希特勒和法西斯的人是刘健群,时为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1931年前后,他起草《改组国民党的刍议》,建议蒋介石,“国民党仿效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党的组织,一切惟领袖之命是从,其组成人员,以著蓝衣为标志”。⑤其后成立了被认为有法西斯性质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和“中华民族复兴社”。力行社先后由滕杰、贺衷寒、刘健群等任书记;复兴社有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民、曾扩情等13名骨干,多出身于黄埔一期。直到晚年,邓文仪依旧视德国为当年“欧洲的中流砥柱”,“运用国家社会主义武装德国人的精神思想,促使德国复兴进步。”蒋介石也一度对希特勒及法西斯产生浓厚兴趣。但国民党信奉三民主义,蒋自己亦是“总理信徒”,因此在公开场合,蒋曾多次表示法西斯主义不适用于中国。为了借鉴法西斯主义中对中国有利部分,蒋介石将其抽象化,总结法西斯的三个特点,“第一是民族的自信。凡是一个法西斯蒂一定相信自己的民族是一个最优秀的民族……第二是要一切军事化,凡是法西斯蒂,其组织,其精神,其活动,一定统统能够军事化……第三是领袖的信仰。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任一个贤明和有能力的领袖……”⑥期望以此约束党员。张学良游欧归来后,也相信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他“对于希特勒与国社党领导德国的复兴,以及墨索里尼与蓝衣社领导意大利振衰起弊的成就,不仅是欣羡,而且说起来,头头是道。他认为中国的富强复兴,应以德、意为借鉴……他口头上常表示,不仅是以委员长为,为领袖,而是亲切的长辈。”⑦他说,“在德国正逢希特勒崛起,加深我的想象——一个受压迫的国家,如果希望更生。必须万众一心、精诚团结之外,还需要一位能干的领袖来领导。”⑧国民党元老张继也推崇蒋介石,希望他成为“中国的希特勒”。希特勒在德国所开创的政治模式,满足了许多人寻求抗日救亡路径的需要。如1934年,桂永清、酆悌在郑州视察,声称,“法西斯是极权的政治形式,大权集于一人,一言出口,重逾立法,随机应变,行动敏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意竟能一跃而起称霸世界者,正由于实行了法西斯统治……法西斯运动是中国救国救民的唯一良策,是民族复兴的唯一途径。”⑨力行社《前途》、CC系的《社会主义月刊》,是当时宣传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重要刊物。与希特勒在中国大量收获拥趸同时,1930年代中期,中德关系也走入了蜜月期。1936年前后,蒋介石几次致信希特勒,洽谈经济合作事宜。在信中,他赞扬希特勒,“先生为德国力增光荣,时深钦佩”“德国民众仰赖大总理坚毅有方领导之力,能与困苦艰难中发奋上进,获取其继承光荣历史而应有之民族地位,良为〇〇之所钦佩也”⑩。这种赞誉,并不全是客套的外交辞令。略言之,希特勒以政治强人的形象,俘获近代中国诸多政学界人士之“芳心”,所反映的,乃是当日国人的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心态。1937年,孔祥熙访德,与希特勒合影注释:①(美)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1、192页;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67页;③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田晓青主编《民国思潮读本》第3卷,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546页;④何永佶:《希特拉的外交》,李帆主编《民国思想文丛:战国策派》,长春出版社2013年,第300页;⑤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99页;⑥单世联:《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1、172页;⑦刘健群:《银河忆往》,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33、234页;⑧《张学良自述》(1957年),窦应泰编著《张学良遗稿》,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⑨卞西九:《法西斯组织内片断忆》,《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政治军事编),第403、404页;⑩陈红民:《蒋介石与希特勒关系论》,《史学月刊》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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