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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发展的两个阶段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大体分为两个阶段。1953年至上世纪90年代初的公费医疗阶段，主要包括公费医疗制度、劳保医疗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三大组成部分。彼时形成的医疗保障水平较高，人们对医疗服务需求也很大。医疗服务价格弹性则较低，即人们收入对医疗服务价格敏感性差，社会总医疗费用增幅巨大。如图1显示，在公费医疗条件下，人们对医疗服务价格弹性越低，需求曲线D1越陡峭，医疗服务价格为P10。其中政府支付价格为P1-P10，个人支付价格仅P10。E1点是公费医疗时的医疗保健市场均衡点，E0点是政府不参与时的医疗保健市场均衡点。从图形可以看出，公费条件下人们支付的价格降低，得到的医疗服务量却大大提高了。需要说明，尽管当时农村医疗保障水平比城镇要低，但农民在自愿基础上建立了相应的互助合作医疗体系，基本满足需求。上世纪90年代至今，是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属于医疗保障体制改革阶段。我国城镇企业职工由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过渡到现在的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80年代末逐渐消失。我国医疗市场又在寻找新的适度的均衡点E2。由于医疗保障制度改变，国家对个人医疗费用补贴相对减少，“免费医疗”逐渐变为个人承担大部分医疗费用形式。由于个人支出增加，人们对医疗服务价格弹性增强，即消费者对医疗服务价格敏感性增加，需求曲线D1逐渐平缓趋近于D0。当这个新型医疗保障市场再次平衡时，形成新的供求平衡价格P2。均衡点E2在E0与E1之间移动，当达到平衡点时，从宏观反映，医疗费用总支出减少，避免医疗资源浪费；从消费者个人角度而言，个人承担费用P2比公费医疗时期的医疗价格P1增长，而得到的医疗服务量却减少。现在这个新的均衡点E2还没有完全形成，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政策，控制医疗保障水平，影响均衡点E2的位置。二、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中国医疗保障与卫生费用支出结构变化医疗保障水平即医疗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应与一国经济水平相适宜。本文运用中国1990年至2002年统计数据，计算广义医疗保障水平结果如表1。资料显示：我国1990年至2002年卫生费用真实值增长5倍左右，广义医疗保障水平增长1.4个百分点。这与我国近15年来GDP总量增长相适应。表1反映我国医疗保障水平变化呈“U”型。1990年至1992年基本徘徊在4%左右，1993年至1994年呈下降趋势，1995年后开始回升，2002年卫生总费用占GDP的5.42%。尽管相对于改革初期，卫生费用投入和医疗保障水平都有一定提高，但与国际相比，我国广义医疗保障水平仍处于国际社会最低标准5.00%。从弹性方面考察，我国卫生总费用年增长率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卫生总费用增速与GDP增速呈现交替增长过程。根据世界各国卫生发展实际情况看，卫生服务弹性系数在1.20左右比较适宜。而我国由于相对较低的医疗保障水平，至少应当保持在经验值1.20以上，达到1.50应适当控制。当广义医疗保障水平摆脱5%的低点位后，卫生费用增长应与GDP增速相当。随着经济发展，卫生费用支出还应不断增大。广义医疗保障水平的发展速度略快于经济发展速度时，应随着经济发展而及时调整。我国人口基数大，将使医疗保障水平达到适度范围和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尚有很大距离，必须要增加卫生投入；另一方面，卫生支出增速也应有所控制，避免其挤占投资等其他经济建设费用，影响经济增长。调查显示：从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开始至今，人们普遍感觉医疗保障水平在下降，享受医疗服务成本增加，对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满意度普遍不高。我们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卫生总费用支出结构变化。卫生总费用由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居民个人卫生支出三部分构成。我国近13年来卫生总费用筹资结构变化趋势，整体呈现“两降一升”局面。政府和社会卫生支出占比呈明显下降趋势，个人卫生支出显著上升。政府支出从1990年的25%下降到2002年的15.21%。社会卫生支出即行政事业单位、企业、乡村集体经济、卫生部门预算外基本建设支付的卫生费用，占比从1990年的38%下降到2002年的26.45%。相反，个人卫生支出占比却从1990年的38%上升到2000年的60.60%，增幅已超过20个百分点，远远大于前两者下降幅度。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支出水平很低，很大程度上，老百姓看病费用是由个人来承担的。所以尽管卫生总费用增加了，增加的是个人支出部分，人们感到享受医疗服务的经济负担比原来加重。三者的运动变化如图2显示。三、医疗保障水平国际比较一般来说，健康水平随着医疗卫生费用投入增加而提高。但是医疗保障水平不仅取决于医疗卫生投入量，同时还取决于卫生资源有效利用程度，并最终表现为健康水平提高。所以，各国健康水平，并非确切与医疗卫生投入量呈同步提升关系。人们享受医疗卫生资源总是受一定制度安排约束。相同的医疗卫生投入，不同制度安排，医疗卫生资源使用效果也不同。健康水平提高与其具体政策导向的卫生资源使用效率相关。为此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采用系统聚类方法，对世界40个国家健康状况和广义医疗保障水平进行比较。健康水平即健康存量。本文采用人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作为判断健康水平指标。这三个健康指标不存在明显共线性，且不存在极端数值，分类测量距离采用欧氏平方距离即可。对数据较完整的40个国家进行针对健康状况的分层聚类，结果如表2所示。实证表明，医疗卫生资源投入和该国人民健康状况并非成正相关的规律。医疗保障水平较高的国家由于资源配置及其他的原因，未能达到相应的健康水平。而医疗保障水平较低的国家，通过制度安排科学高效，也可以使本国居民健康水平大幅提高，达到甚至超过医疗费用投入较高国家的人民健康水平。为证明这一点，本文采取4组数据作为评判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的指标。它们分别是：每万人卫生工作人数；医疗支出占CDP比重即广义医疗保障水平；政府卫生支出占政府总支出比重；以美元计值的人均卫生支出。同样采取以上健康水平统计分析方法，标准化四组数据后，以欧氏平方距离计算各个国家特征数据的相似程度，系统聚类结果如表3所示。通过表2和表3中各个国家卫生支出和取得的健康水平状况比较，充分证明了在医疗卫生领域，并非投入越多健康效果越好。大部分国家健康水平与总体医疗投入相协调。但几个代表性国家的聚类结果值得注意。从代表国家的分析中，可以得到有益的经验。搜集到的数据和聚类结果显示，中国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医疗卫生投入，取得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健康成果，就平均预期寿命、婴幼儿和孕产妇死亡率这三大健康指标而言，相对于卫生资源投入总量，中国整体健康水平成效卓著。通过对中国和其他21个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障水平与预期寿命比较(如图3)充分说明这一点。虽然可以认为我国广义医疗保障水平是与我国整体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但是也应看到，首先，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卫生支出还远远不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其次，政府对于卫生事业投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经费比例很高，这使得在基本医疗费用承担方面，居民自行承担医疗费用比例过高，政府、社会、企业承担比例相对较少。通过上述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本文利用实际数据和社会保障水平分析方法得出我国广义医疗保障水平为5.7%，卫生总量投入相对较低，广义医疗保障水平适度空间为5%-7%。第二，近年来卫生费用增长过快，卫生费用增速应与GDP增速协调，适宜弹性系数为1.5%。根据历年统计数据计算，1993年和1994年卫生服务弹性系数分别为0.72和0.61。自1996年起到2002年，弹性系数明显增大，一直高达1.50至2.00之间。弹性系数并非越大越好，相对于我国较低保障水平来说，至少应当保持在经验值1.20以上，达到1.50时应适当控制。当广义医疗保障水平摆脱5%的低点后，卫生费用增长应与GDP增速相一致。第三，卫生费用支出结构有待调整。2002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只占卫生总费用的15.21%，个人卫生支出比例近60%。我们认为应增大政府卫生预算投入，减轻人民医疗费用负担。第四，建国以来，中国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医疗卫生投入，取得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健康成果。显示我国医疗制度安排具有内在效率。与此同时，由于二元城乡医疗制度公平性较差，消除城乡差距将是下一步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方向。四、提升医疗保障水平的几点见解1.明确基本医疗保障范围明确基本医疗保障范围并且统一标准，扩大医疗保障覆盖面，符合大数法则原理，能够缩小医疗保障不同对象群体间的差距。明确诊治范围、用药范围与医疗相关的服务和费用额度。政府针对绝大部分的常见病、多发病，为全民提供药品和诊治手段的基本医疗服务包，应编制基本健康需要的药品和诊疗项目目录，统一组织、统一采购，以满足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需要。2006年新的改革框架将医疗卫生服务分为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和非基本医疗服务三个层次。在基本医疗方面，政府按照基本健康的药品和诊疗项目目录，统一组织、采购，并以尽可能低的统一价格提供给所有疾病患者。基本医疗服务以外的医疗卫生需求，政府不提供统一的保障，由居民自己承担经济责任。为了降低个人和家庭的风险，政府可采取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发展自愿的商业医疗保险。2.逐步实现覆盖全民一体化医疗保障体制未来改革中，必须考虑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保障体制，确保所有公民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得到制度化保障。我们认为，我国建立的一体化医疗保障体制，可以采用政府向供方付费，直接向公民提供医疗服务的方式。在一体化制度的进程中，缩小我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差的现象，逐步增强制度的公平效益。需要指出，一体化不等于制度单一化和保障结果均等化。在一体化体制下，仍可以采取多种政策组合方式，不同政策追求不同保障目标。具体政策设计依据服务性质，而不是依据城乡户籍、身份等因素。2005年，嘉兴市已经确立医疗保障城乡一体化发展纲要。嘉兴市的目标是，将合作医疗作为过渡手段，到2010年农村与城市医疗保险制度正式并轨，让农村人享受到与城里人一样的医疗保障，实现医疗保障城乡一体化。2005年11月，天津滨海新区也开始进行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试点。3.政府加强医疗保障投入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支出水平很低。另外，在社会保障分项支出中，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支出挤占了社会医疗保险支出，使得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很低。因此，政府应明确自身角色定位。在政策制定上，应结合医疗保障对稳定社会、保证劳动力效率、减少疾病灾害损失、提高公众生活质量预期而拉动消费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通盘考量，在资金投入上加大力度，政府承担对公民的医疗保障责任，相对减少个人医疗支出比例。世界卫生组织对亚洲各国医疗保障监测、评价后认为：到2007年，中国政府在卫生方面投入应占GDP的3%，个人比例应控制在50%以下，到2010年全民健康保险覆盖率应达到50%以上。4.增加政府投入，建立平价医院平价医院的特殊性在于政府对其财政责任，其实质是以政府全额拨款来换取医院降低服务费用和药品价格，通过政府加大投入力度，规范医疗服务行为，理顺医疗服务价格，实行预算式全额管理，收入上缴，支出由政府核拨。改变目前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的机制和通过提供医疗服务“自我创收”的利益驱动，达到降低患者医药费用负担、而不降低医疗服务水平的目的。通过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供方的直接付费，避免恶性竞争、信息不对称和过度医疗服务等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带来的弊端。建立平价医院是一个契机，一方面有利于稳定医疗秩序，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借此重新理清医疗改革的思路。但是，平价医院并不是灵丹妙药，实行平价医院计划也面临风险。比如，全部财政拨款有“大锅饭”之嫌，再现计划经济时出现的问题，使政府财力不堪重负；有限的卫生资源面临再分配等。面对这些问题，在平价医院试点推进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平价医院不是舍大就小，而是要在公立医院的基础上改制。这样可以避免牵扯更多的人力流动和财力损失。第二，政府以平价医院为渠道，增加对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第三，积极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