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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建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民生等多个领域的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开放型经济日益完善。改革的红利惠及社会各个领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下，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政治体制改革收效显著，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不断完善。但是，在取得一系列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还面临着诸多问题。诸如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因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异越来越大，就业问题，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峻；政治体制改革不完善而引起的社会阶层分化，社会矛盾加剧等；涉及社会民生领域的改革滞后而带来的住房难，看病难等问题。这些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弊端和矛盾，严重制约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生活的和谐有序，更给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埋下隐患。因此，促进社会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改革的深入完善，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需要直面问题，拓宽思路，寻求缓解矛盾解决问题的途径。一、针对城乡差距问题。（一）要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要重视对农村经济的发展，给予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地区和城市相同的发展机会，鼓励企业因地制宜的到农村地区投资建厂，发展特色农业模式，带动当地农村居民就业。（二）让9亿农民从扩大内需中受益,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具体措施有：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力度,鼓励农民外出打工，帮助农民加快农业结构调整,稳步提高农民农业收入。增加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二、针对地区差异问题。（一）国家侧重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完善法律、政策等配套措施保障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的落实。提供优惠政策鼓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进行技术、人才的流动，为他们提供适宜的工作、生活环境，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二）对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要立足自身实际状况，利用当地区域经济优势和资源优势，发展特色的经济产业；不要盲目接受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秉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合理规划产业结构，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道路。三、针对“就业难”的问题。（一）国家层面来讲。首先，是要切实贯彻落实《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和相关政策措施，加大对劳动者的保护力度，加重企业无故辞退或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法律责任，增加其违法成本，从法律政策层面上减少劳动者失业的风险；其次，政府要加强就业市场的畅通，完善劳动力市场的保障机制，让劳动者放心进行职位选择；适时发布各类行业的就业招聘信息，帮助民众扩大就业面。还有监督检查就业歧视现象，给有能力的人同样的就业竞争机会；再次，政府加强同企业的合作，为企业提供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增加就业岗位。各地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吸引企业投资建厂，拉动周边地区的居民就业；最后，政府相关部门要注重对失业或未就业者的技能培训，加大对其教育的力度，增加他们的人才资本。（二）企业在进行人员招聘时，要避免对院校出身、学历的过严苛限制。尽可能的给所有人均等的就业竞争机会。国家要切实采取措施改变大型国有企业、金融机构不透明的招聘模式，给外界的应聘者公平的机会，扩大招聘的范围。（三）劳动者自身，尤其是大学毕业生。不要眼高手低，对工作挑挑拣拣；要转变就业思路，不要只沉迷于公考，扩宽就业的领域；同时，还要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整体素质，拓展知识面，掌握多学科领域知识，为自己找到心仪工作增加筹码。四、针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党和国家首先，要加大医疗体制改革，要下大力气整治医疗领域的“积病”，要敢于在利益集团身上“动刀”，净化医疗卫生领域的环境。其次，加强对医院、药品供货商、生产商三方的药物流转监管，抑制药价的虚高增长。让更多的人能看得起病。最后，要加快医疗卫生资源的下沉，加大对乡镇医疗服务机构的财政、医疗物资划拨力度，完善乡镇的医疗卫生体系，让农村居民看病方便。五、由于收入差距、贫富分化的拉大，引起的社会矛盾、社会不公等现象的解决措施。城乡差距大，收入差异、贫富分化悬殊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改革的红利并没有惠及所有人，真正享受到“红利”的是城市人，特殊领域的人。而这些人又同时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造成了恶性循环。解决之策就是，国家需要不断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改变城乡二元化的发展模式，从根本上铲除城乡差异的根源。六、针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是每一个国家发展都必须付出的代价。中国也不例外。面对这些生态环境难题，首先政府应该树立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发展观，从思想上引起重视；同时，要在立法层面保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定恰当，规制有据。相关环境执法部门严格贯彻环境监察标准和环境规制制度，增强执法的主动性、灵活性。重视对公民的环保宣讲，实施环保进社区等政府活动。其次，对于企业而言，要严格执行环境质量标准，主动创新工艺技术，根据自身实力，相应国家和当地政府的环保指示，增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后，对于普通民众，要树立环境保护的意识，从自身做起，为美丽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必然要遇到经济、政治、社会民生等各个领域的冲突和矛盾。每次改革都会伴随着阵痛。中国现在就处在这种经济转型困难、政治体制改革阻碍大、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改革滞后的改革发展的阵痛期。需要党和国家以及整个社会进行“刮骨疗伤”的治愈，只要全社会咬紧牙关，忍住疼痛，度过难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将取得伟大的成就。过去的一周，无论是党政会议、专家研讨，还是街谈巷议，焦点都离不开一份2.1万多字的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决定》在11月12日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11月15日公布。在这份文件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60项改革具体任务，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制度等多方面改革，且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表。从长远看，《决定》在未来7年时间里都将是各部门、各地方工作的重心。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很多重大政策都在三中全会出台，体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施政纲领。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6次三中全会都不同。“尽管前几次三中全会也都聚焦改革，但主题仅是某一方面的改革，而这次全会定位全面深化改革。”参与《决定》起草组工作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把主题定为全面深化改革，与当前改革形势相适应，在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只有坚持全面改革，才能继续深化改革。不过，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虽然是全面深化改革，但仍然选择了一个“火车头”，强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领域改革的牵引作用。在《决定》确定的15个方面改革任务中，6个是经济，1个是与经济密切相关的生态文明体制，占了所有改革任务的近一半。《决定》中写道，“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公报将过去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两字之变，意义十分重大，是《决定》最大的亮点和重大理论创新，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质’的提升，也是未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杨伟民说。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回答了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我们改革要往前走，向哪一个方向走？向市场化方向走，还是向强化政府对于经济、对于社会的管控这个方向走？三中全会肯定了市场，而且把它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也表示，两字之差，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走了一大步。“在走市场经济道路上，如果说，过去提‘基础性’作用，还是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这一次是市场的作用真正得到承认。”周放生说。外资金融机构也对《决定》出台高度关注。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从经济方面来看，优先考虑的改革领域或多或少与我们的预期相符，其中包括行政改革、金融改革、财政改革、土地改革和资源价格改革。但是，仍有一些意外惊喜值得关注。首先，报告强调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次，报告包括很多详细的积极改革措施，如若得到成功执行，将推动中国实现长期均衡的可持续发展。另外，三中全会还宣布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这很可能将会强化新一届领导推动各项改革的执行能力。”在6个经济改革任务中，涉及国有企业改革、建设统一市场、转变政府职能、财税体制改革、激活农村资产要素等，均是当前改革的热点和焦点，也不乏难点。市场化导向如何在这些改革中发挥作用？改革将给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下一步哪些配套政策有望出台？《中国经济周刊》邀请权威专家一一解读。国企红利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决定》中涉及国企改革的章节，颇为引人注目的一条是，“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周放生看来，这当中包含两项有积极意义的内容。第一，上缴比例提高，蛋糕变大了。过去，国资委监管的央企按企业类别上缴比例为5%～15%，烟草类央企上缴20%（不缴国资委，缴财政部，入国库）。第二，蛋糕的受益者有变化。过去，国资委收的这笔钱，大部分用于解决央企历史包袱、改革成本支付、资本金投入、重点扶持等，可以说把来自央企的钱又用回央企去了，对全民的公共福利贡献很小，现在提出要把这个蛋糕更多地分给民生。“国企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实现国有资本最大化，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应当是国民福利最大化。”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对《中国经济周刊》说。高明华多年来一直在从事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研究。他说，《决定》中的有关提法让他感到“振奋”。《决定》提出，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并把国有企业分为公益性企业、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行业三类。“每一类将来怎么来经营，预计还会有实施细则。”高明华说。高明华同时表示，稀缺资源类行业最好也能单独分为一类，采取合理的定价机制，以防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决定》还提出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这一制度在竞争性行业没问题，在公益性行业还适不适合就有待实践。因为经理人的专长还是在于利润最大化。在发达国家，公益类国企的领导人往往是参照公务员来进行评价，对他们的激励是通过职务晋升。”高明华说。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也是国资改革的重点。《决定》指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过去，国资委是监督和出资人职责合一。打个比方，在国资领域，制定游戏规则者、裁判和领队是同一个人，国企是球员。未来，将通过改革来理清国资委的职责。”周放生说，总体来看，《决定》将国企改革导向了市场化方向。建设一个对所有主体开放的市场《决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吴敬琏表示，从市场本身来看，目前的市场经济体系有三个主要缺点：第一，在条块分割的情况之下，使得市场碎片化；第二，因为存在着许多妨碍竞争的垄断行为、行政干预行为、行业保护行为，使得市场失去了竞争性；第三，市场发展不平衡，商品市场的发展程度好一些，但仍不完全、不充分，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则很低。“统一开放，意味着要消除条块分割，是一体化市场，是对所有市场主体开放。竞争有序，也就是说要排除垄断行为、行业保护、地方保护等。”吴敬琏说，要建立这样一个市场体系，需要进行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