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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藏传佛教对藏区出版文化的影响近代以前的藏区出版，由于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寺院成了藏区出版文化的基地。该文从寺院的经济实力、文化教育基础和人才力量的准备方面分析了寺院所具有的藏区出版文化的条件，探索藏传佛教对藏区出版文化的形成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藏传佛教对整个藏区社会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就出版业而言，受藏传佛教和特殊的“政教合一”制度的影响，文化出版机构一般都设在寺院之中，这一现象说明了出版业和宗教具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因为出版的产生和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诸如深厚的文化底蕴、强大的经济支持、文化教育的发展，强烈的文化传播需求等。藏区寺院，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具备了以上的特点，使出版业只能依托于寺院。本文仅就现有资料对近代以前藏区出版文化形成于寺院的原因作初步探讨，不妥之处尚祈斧正。在藏族历史的长河中，藏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经历了“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的时代。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完成了统一青藏高原的宏伟大业，建立了吐蕃王朝。他派大臣土弥·桑布扎等人到印度留学，仿照古印度文字创制了拼音文字——藏文。文字的创制使用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标志着藏族历史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发展历史，为藏区的出版印刷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松赞干布是一个能征善战，又善于学习和吸收先进文化的郡王。为了加强和巩固集权统治的需要，他首先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积极渗透佛教文化，力图把佛教作为统治人们的精神工具，被称为“政治姻缘”的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意味着佛教入住吐蕃王室。两位公主来自佛教兴盛的尼泊尔和唐王朝，带来了大量的佛经和进行佛事活动的法器、佛像和僧人。在她们的影响下，松赞干布及其王室成员也成为佛教的信仰者。于是在松赞干布的支持下修建了具有尼、汉风格的佛殿建筑——大昭寺和小昭寺，以此来安置两位公主带入的佛像，标志着佛教已传入吐蕃。同时，松赞干布还派藏族青年到唐朝学习医学、工艺、天文历算方面的科学文化知识。赤松德赞时期，佛教十分兴盛，佛经翻译达到了高潮。莲花生大师和静命大师主持修建了集印、藏、汉三种建筑特点为一体的寺院——桑耶寺，它的建成，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桑耶寺成为藏族历史上佛、法、僧俱全的第一所佛教寺院，尤其是译经场的建立，为早期寺院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据史书记载，当时的藏族译师达千人之多，编成了藏族文化史上著名的三大目录，即《钦普目录》、《旁塘目录》、《丹噶目录》，遗憾的是前两种目录已经佚失，惟有《丹噶目录》独存，亦被收入《甘珠尔》中，译经达二十七种门类，约六、七百种之多。“吐蕃所译经论，除写在纸卷上外，还有的把佛经中的颂圣、祈福的词句铸造在新兴的佛教寺庙里的大钟上；还有的模仿贝叶经的形式，把佛经刻写在贝叶、竹片和石片上。”［1］（P71）译经业的大力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文字运动的改革，藏文的规范性和统一性得到了厘定，翻译更为准确、完整和统一，寺院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赞普赤热巴巾执政时期，实行“七户养僧制度”把佛教推到了至尊的地位，并以法令的形式来维护僧人的特权。吐蕃王室对佛教的崇奉达到了极端的境地。物极必反，随后出现了朗达玛灭佛的惨景，“禁佛运动”使佛教文化一度陷入空前的劫难，大量文化典籍被毁，再加上吐蕃社会发生的奴隶大起义，吐蕃王朝土崩瓦解，藏区社会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佛教在此后的沉寂达百年之久。到了公元10世纪后期，佛教从多康和阿里分两路又传入吐蕃，吐蕃佛教从此进入了发展的后弘期。此时吐蕃封建势力交错并存，教派林立，教派的创始人多以寺院为据点，以建寺为手段，通过寺院着书立说，引经据典来为其学派的理论体系服务，发展各自的理论学说，事实上就已为出版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思想文化的传播，为近代以前寺院出版文化聚集了能量，输送了营养，各类藏文典籍的95%都相继问世，门类涉及历史、逻辑、文学、医学、天文历算和语言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