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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气候变化到低碳经济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两大挑战。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在2009年上半年到达最严峻期，成为各国最为关注的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在2009年下半年备受瞩目，是因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五次缔约方会议于12月7日至18日在哥本哈根召开，这次会议也被喻为“拯救地球的最后机会”。正如学者所言，“金融危机要钱，气候变化要命”。在各国的强有力经济刺激计划之下，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下滑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好转，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正在变得日益严峻而应对难度加剧。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成为大势所趋，而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减缓则为低碳经济转型提出了新的机遇。虽然哥本哈根会议由于各方利益交错没有取得预期成果，但各国争夺全球低碳经济竞争制高点的博弈已经开始。一、气候变化难点：全球关注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问题进入社会和政治议程以来，科学界以及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研究与构建也在不断推进。最初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工业废水、废气、废渣等“三废”问题，对于环境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主要局限于地区性层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环境问题有从区域性向全球性发展的趋势，全球变暖、臭氧层耗竭、生物多样性丧失等被认为是全球环境恶化的表征，以至于到了20世纪90年代，“全球环境变化”（GlobleEnvironmentalChange，GEC）成为一个相当流行的词汇。后来，各种极端气候现象的反复出现使得人们更多地关注全球变暖问题，二全球变暖这个词也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2逐步被全球气候变化所取代。很多科学家发现，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人为因素向地球大气层中排放的温室气体不断增加，这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为此，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就进入了各国议程，并成为国际环境外交的重要议题。国际社会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关注，催生了时下颇为流行的低碳经济概念。自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发表以来，发展低碳经济逐步成为一些国家应对全球气候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2008年的世界环境日主题确定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更加唤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1.气候变化的背景解读气候变化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自然原因，包括海洋、陆地、火山活动、太阳活动、自然变率。这些方面的变化往往不完全是我们人类能够控制的。二是人为原因，包括温室气体、气溶胶、土地利用、城市化。这些方面的变化是我们人类通过研究能够改变的。2.国际气候治理的进程：1992年5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1994年3月生效，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1997年12月，《京都议定书》达成，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率先为发达国家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限排义务。2005年，后京都谈判正式启动。2007年12月，《巴厘路线图》达成。2009年12月，达成《哥本哈根协议》。3.气候灾害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损失：3近20年来，中国平均每年因各种气象灾害造成的农作物受灾面积达4800多万公顷，造成人员死亡4400多人，直接经济损失达1800多亿元，受重大气象灾害影响的人口达4亿人次，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3%。4.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论辩：国际气候制度的走向，主要受到科学认知、政治意愿和经济利益三个方面的综合影响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论辩，主要集中在科学认知、经济评估和政治角逐三个方面1997年以前的讨论多集中在科学认知层面，焦点在于气候变化究竟是否由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1996年，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促成了《京都议定书》的达成1998年到2005年，气候变化的焦点集中在经济层面，即温室气体减排的代价有多大，技术上是否可行。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主要理由是经济代价太大从《京都议定书》在2005年2月正式生效为转折，气候变化4的国际论争逐步转向地缘政治大国(或集团)的博弈5.气候变化博弈的实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剧，各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容量成为一种经济上的稀缺资源必须通过谈判达成国际气候制度，对稀缺的碳排放权资源合理使用，使全球福利最大化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以碳排放权为核心的气候博弈实际上已转化成了发展空间的争夺，即最大程度地争取本国发展所需的碳排放权和发展空间关于各国碳排放的国际制度安排会约束各国发展模式，引发国家间在政治、经济、贸易等方面激烈竞争，以节能减排和清洁能源为核心的低碳经济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新一轮竞争高地二、博弈新起点：哥本哈根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际，正值灾难片《2012》在全球如火如荼地上映之时。气候变化虽然尚未演化到《2012》呈现的那种恐怖场面，但各界都希望各缔约方抓住人类哥本哈根会议这个应对全球变暖问题的“最后一次最好机会”。喜欢创意的丹麦人根据自己首都的名字“哥本哈根(Copenhagen)，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希望哈根”(Hopenhagen)。这寄托了关注全球环境未来人士对哥本哈根会议的期待，期盼哥本哈根成为人类未来的希望之地。然而，参加谈判的各方代表心中都明白，哥本哈根会议不过是国际气候政治博弈长期进程中的一个新起点。1.旧格局中萌生新形势哥本哈根会议依然延续着“两大阵营、三足鼎立”的博弈格局。所5谓“两大阵营”，指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它们之间的互动也就是国际政治上俗称的“南北关系”。两大阵营在气候政治中的博弈始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约》（下简称《公约》）谈判启动之时，博弈的重要结果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成为《公约》框架下的首要合作原则。三足鼎立则形成于《京都议定书》谈判时期，指的是欧盟、伞形集团以及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这三大集团共同作用影响国际气候政治进程的格局。欧盟。欧盟当然不是为国际气候政治所建的集团，而是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产物。《公约》生效之初，欧盟仅有12个成员国，1995年扩大到15个。在《京都议定书》中，欧盟15国集体性承诺到2012年前将温室气体减少到比1990年低8%的水平。随着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盟迄今已发展为27个成员国。多年来，欧盟一直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并自称为领导者。伞形集团。伞形集团形成于1997年，由9个国家构成，即：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冰岛、俄罗斯和乌克兰。“伞形集团”这一名称从何而来，至今尚无定论，该集团也从未对此发表声明或解释。但一般的说法是，伞形集团国家在地图上的位置用线条连起来就像是一把伞，故此得名。伞形集团成立的初衷是反对在《京都议定书》中制定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其自议定书达成以来的所言所行也从未违背其成立初衷。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七十七国集团成立于1964年，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集团，目前有130个成员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七十七国集团长期以来拥有良好的合作。作为一个大的谈判集团，“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并非创建于国际气候政治领域，而是开始于国际贸易领域，该集团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际气候谈判问6题上，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自《公约》生效以来就一直代表着广泛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应有的减排责任，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在《京都议定书》谈判过程中，伞形集团、欧盟以及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的三足鼎立格局对进程的作用相对而言是积极的，它直接推动了《京都议定书》的生成。进入哥本哈根谈判阶段，虽然“两大阵营、三足鼎立”的格局依然延续，但国际气候政治形势已发生了较大变化。首先，国际社会空前关注，各国都不愿背负“历史罪国”的骂名。自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第四次评估报告之后，国际社会对全球变暖变得空前关注，希望各国切实做出应对行动。再加上世界各国媒体对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和之中铺天盖地的空前报道，国际社会对这次会议异常期待。这使得哥本哈根谈判不仅是政治性问题，也成为一个道德问题，拖后腿者将遭受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为了避免成为舆论谴责对象和背负“历史罪人”的骂名，各国都力争占据道德制高点，从而转移舆论压力。其次，美中两国的谈判地位突出，成为主要焦点。美国和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具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两国年度排放均超过全球总量的20%。全球减排行动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中两国的作为，这使得两国成为哥本哈根谈判的主要焦点。众所周知，美国国会对气候变化问题一直存有怀疑和消极态度，这使得奥巴马总统在应对气候问题上有心无力。就连奥巴马政府提交的，载有美国减排承诺目标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在参议院也迟迟得不7到通过，即便该承诺目标是那么的微小。美国希望其他国家理解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关系。言外之意，国际社会必须顺从美国“民意”，哥本哈根成果必须符合美国利益。美国这种一如既往的拖后腿态度给哥本哈根会议带来了极大的阻力。中国是气候变化问题上唯一有能力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国际社会希望中国能够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施加压力，以推动各方在哥本哈根达成积极协议。正是出于推动全球气候合作进程的初衷，中国宣布了2020年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水平上降低40%-45%的目标，此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然而，一些发达国家带着先入为主的怀疑与偏见，对于中国的积极承诺说三道四。这在增加了中国谈判压力的同时，也削弱了两大阵营之间本来就少的政治互信，影响了谈判的推进速度。再次，欧盟推动谈判进程的能力和意愿都有所下降。欧盟多年来一直是全球气候合作进程的积极推动者。在清洁技术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欧盟未来减排成本日益增加。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盟在做出更积极的减排承诺方面变得十分谨慎，在哥本哈根会议中依然沿用其一年多前提出的目标，即到2020年比1990年水平减少20%，如果其他国家也同样付诸积极行动，则欧盟将减少30%。这一减排承诺与欧盟作为推动者的身份并不相符，因为它最多也只能达到IPCC报告提出的“发达国家到2020年比1990年减少25%-40%”的基本要求，因而谈不上积极，更说不上是推动。至于意愿方面，欧盟在哥本哈根会议的表现让人甚是失望，从各方面报道中都几乎看不到欧盟的身影，听不到欧盟的声音。最后，三大集团内部或多或少出现了不一致的声音。欧盟在其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机制下“一致对外”，但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也并非8铁板一块，同样也存在着不同意见：一是在减排承诺方面，西欧国家成员希望提高欧盟的减排承诺，而意大利、奥地利和东欧国家成员则不愿做出减排30%的承诺；二是在资金问题上，成员国间就如何分摊资金难以达成共识。伞形集团本来就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成员之间差异非常大。伞形集团成立之初的共同目的是反对制定雄心勃勃的减排计划。但在哥本哈根谈判时期，加大全球减排的速度和力度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国际民意”，伞形集团成员在强大民意面前分歧日趋加大。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日本表示，如果一些发达国家必须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承诺，而其他国家不必，那么这就是一个问题。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则认为，“世界经济大国，也可说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应当立即担负起必要的责任义务并予以严格遵守”。日本和俄罗斯的这些言语实际上都是对美国不作为的不满，意味着伞形集团成员间立场的明显分化。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内部存在诸多子集团。小岛国联盟关心的是海平面上升对家园的毁灭，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和非洲集团偏重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融资问题，石油输出国集团则关注全球减排行动对能源需求的影响，等等。利益的分歧使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在很多时候难以取得一致共识，削弱了集团的整体力量。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在哥本哈根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基础四国”（BASIC）的形成。基础四国由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组成，得名于四国的英文名首字母拼写。基础四国的形成有助于协调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有利于凝聚和领导发展中国家，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内部分歧的加大形势。总之，美中谈判地位突出，欧盟作用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