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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响青少年毛泽东性格的因素分析李玉萍摘要：毛泽东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是在青少年时代。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湖南特殊的社会环境，以及东西方文化和历史人物对毛泽东的影响都非常的深刻，进而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也影响了整个中国。关键词：环境；文化；性格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成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立了以他为代表的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社会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和作用。有道是性格决定命运，性格决定生命的高度，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因素促成了一代伟人无以伦比的性格魅力呢？下面将针对这一问题，作浅层分析。一、残酷的社会历史背景，造就了英雄的毛泽东19世纪末的中国，陷于甲午战争惨败，戊戌变法运动失败的水深火热之中；19世纪末的湖南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民不聊生。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湖南同盟会首先响应，并取得了成功，之后湖南成为新一轮的革命和权力争夺的拼杀之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你争我夺，是湖南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兵连祸结的社会现实，在湖南这方特定的山水中演绎惨不忍睹的暴行。毛泽东就诞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他的青少年也是在这片惨绝人寰的广袤土地上度过的。所谓乱世出英雄，独特的地域文化，在山水灵气中培育了毛泽东相对稳定的性格特质，开拓进取，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动荡的社会，赋予了毛泽东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当时的中国，民族矛盾尖锐，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很多的志士仁人“我以我血荐轩辕”、“风血雨洒江天”，揭开了一场场轰轰烈烈的拯救湖南，拯救中国的革命运动。特殊的历史，促成了一代特殊的人物，他们众志成城、勇敢顽强，毛泽东在这部血雨腥风的史卷中，开始了别样的人生。他不屈服于任何的权威，勇于逆着阻力前行；总是充满激情和热情，斗志昂扬的致力于自己热衷的事业；既沿承了湖南人倔强性、反抗性、破坏性的特点，同时又摒弃了年轻人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作风；毛泽东本性好斗，喜好运动，力主“文明其身，野蛮其体魄”，[1]提倡“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2]他不怕挑战，总是满怀信心，以百折不挠、宁折不弯的意志，在以后的革命生涯里，奠定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乱世出英雄，时代造就了英雄的毛泽东；但同时，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不能使毛泽东成为一个无懈可击的完美人物。晚年时期的毛泽东将青少年时期的这种蓬勃的、不安分的、不服输的性格发展到了另一个极点。1966年，毛泽东由于对国际政治运动发生的变局、党内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等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得出了悲观的结论，错误的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不管后来被多少居心叵测的野心家利用，但是历史却戏剧性的再现了毛泽东青少年时期不服输、不妥协、勇于挑战的性格，只是成了相反的一面。二、复杂的家族背景，塑造了反抗的毛泽东首先，韶山毛氏家族是典型的移民家族，最大的特点是具有从军打仗的传统，尚武精神十分的突出。毛氏始祖毛太华是“以军功把人楚省”著称于世，毛氏的子孙，也都秉承了这种血浴芳刚的精神并世代相2传。特别是近代湘军的兴起，更把毛氏家族的尚武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韶山毗邻曾国藩的家乡，得风气之先，故有大批毛氏子弟加入湘军。在左宗棠收复伊犁的多次重大战役中，他们功绩卓越；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民国初期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他们为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做出了的牺牲和贡献。毛泽东的父亲以及私塾老师也都有从军的经历。年幼的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个具有从军打仗的传统家族中成长起来的。家族的尚武精神，对毛泽东的性格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他从小就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喜欢读《水浒传》、《说唐》、《三国演义》等描写战争的书；在读书期间毛泽东就很热衷锻炼体魄，体力竞赛。美国学者施拉姆在研究毛泽东时发现“尚武，无疑是毛泽东个人性格中一个根本特征，这个特征我们在毛泽东一生每个转折关头都能看到”。[3]其次，家庭生活环境，对毛泽东思想性格的塑造也有很大的影响。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性情温良，恺恻慈祥，随时愿意接济和帮助穷人。毛泽东继承了母亲的勤劳善良，同情贫弱，乐于助人。他在上小学时，每天都会多带一些午饭，分给穷困人家的孩子。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精明能干，性格刚毅而倔强，拥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他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由一无所有的穷光蛋成为富甲全村的大富，在当时的社会是很不容易的。毛泽东是佩服自己父亲勇于面对困难，积极进取的精神的，甚至可以说是自豪的。但在家庭生活中，父亲对待妻儿专横而粗暴的态度，要求妻儿对他必须言听计从的专横；在发家手段上，严抠细算、不顾亲情的自私、淡漠。毛泽东对于这样的父亲又是不满的，从而也就渐渐滋长了浓厚的反叛意识，讨厌繁文褥节，阿谀奉承。他是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帐，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4]在父亲的影响下，毛泽东拥有了农家子弟的本色：吃苦耐劳、勤快朴实、不怕艰难、学以致用；但同时也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在与父亲的磨擦和斗争中，他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温顺驯从，他反而大骂我更厉害。”[5]毛泽东是固执的，同时又是自信的。因而在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他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赢家；用父亲传给他的学以致用的精神，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但是毛泽东又是独断专行的，晚年的毛泽东在党内的家长制作风，清楚地反映出了他的父亲当年留在他身上的影子。进攻、外张、不愿牺牲自我的性格，贯穿于毛泽东的整个青年时代；毛泽东与父亲冲突形成的反叛意识和家族尚武精神的结合，奠定了毛泽东一生性格的基本色调。而一旦一个人的性格形成，无论优劣都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深刻影响与他的无所畏惧，劲直尚气，极度的张扬个性，舍我其谁的英雄主义气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三、渊源的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了睿智的毛泽东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有机的结合起来，发掘并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份，又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最大程度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史学知识毛泽东有着深厚的史学修养，对历史研究的特别透彻。他熟读过《春秋左传》、《史记》、《资治通鉴》、《日知录》等，这些奠定了他深厚的国学基础和渊博的历史知识；他也读过“二十四史”，共850册，有详细的眉批和勾画，广泛涉猎了历朝纪事本末，以及各种野史、稗史、历史演义。孔子的“重民”；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李世民的“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思想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后来的执政中，毛泽东将其发展为改造国家的根本方法“民众的大联合”，创造了我党的根本领导路线“群众路线”。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井冈山斗争，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人民义无反顾的执行着毛泽东的号令，历史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路线的正确性和不可取代性。渊源的中国历史教给毛泽东：人民群众的伟大和重要，毛泽东将它付诸实践了。毛泽东在阅读史籍的过程中，特别善于总结历史，肯于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孙子兵法》是毛泽东非常喜欢和重视的书，他能将其中的战略思想博采众长、运用自如，甚至能将其战略精华结合中国的实际，3应用得当，科学发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毛泽东吸取了孙子的军事辩证思想，剖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35对矛盾，从而创立了灵活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游击战术，以及保存有生力量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坚持持久战反对速决战；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同时也是毛泽东战略战术的胜利。而这一切都源于历史，让毛泽东掌握了丰富的军事思想和灵活的军事战略；并在建国后，将史学理论引用到党的建设当中来，在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执政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地贡献。（二）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思想毛泽东9岁就在家乡韶山南岸读私塾，熟读《三字经》、《论语》、《孟子》、《诗经》等书籍，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19岁考入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后，攻读宋明理学、朱熹哲学，认真研读朱熹的《近思录》、《朱子语类》、《四书集注》等书，受其“知行观”的影响非常大。清代早期启蒙思想家顾炎武，将实地考察与书本知识相结合的“实学”精神；王夫之博大精深的学术和履践笃实的精神，都是令毛泽东深深佩服的哲学思想。1937年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渊源关系。当然这并不是对古代知行学说的简单继承，而是他的哲学思想摒弃了理学唯心主义，明显的转向现实，时刻不忘研究中国的具体国情，表现出了卓尔不群的世界观，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他将古代哲学中的知行关系改造成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充实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原理，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风格的毛泽东思想。正是这套理论对中国国情的正确分析，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也在政治上获得了人生至高点的升华，成为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三）湖湘文化湖湘文化的特点是“以禹墨为本，周孔为用”[6]，主张社会变革，反对因循守旧；重视民族气节，崇尚艰辛的劳动，提倡独智大醒；强调“民为邦本”[7]，推崇务实精神。湖湘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社会改革派，主要有屈原、王夫之、魏源等，他们都是社会改革的积极倡导者。湖湘文化的博大精深，潜移默化了青年时代毛泽东的睿智，锻造了他政治家的才华和诗人的内质，培养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爱国忧民的崇高理想和抱负，挑起了他与天斗，地斗，人斗，勇往直前的精神，萌发了改革现状的爱国意向。“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8]这样的毛泽东是志高理远的；橘子洲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样的毛泽东是胸襟广阔的；1918年毛泽东发起新民学会，领导湖南学生运动，创办《湘江评论》，积极参与“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这样的毛泽东是积极有为的……但是同任何文化一样，湖湘文化由于历史、自然环境、自身特质等因素的束缚，难以避免的是思想的闭塞、保守，陈旧的道德伦理观的根深蒂固；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中，蕴含着敢打硬拼，悍勇顽强的“霸蛮”精神。湖湘文化的这种精神特质，有利于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能在民族危难的时刻涌现出一批横空出世的英雄。但是在和平建设的环境里，这种独尊独断、固执己见的“霸蛮”精神,却使人容易脱离实际,滋生保守与虚骄之气；过分的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而忽视客观规律的存在。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后来的大跃进运动，从经济学角度讲，是忽视了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片面强调高速发展；从文化底蕴上讲，就是湖湘文化的负面影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影射。四、新兴的西方文化，渲染了战斗的毛泽东毛泽东最初接触的是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直到“五四”时期，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入，才使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巨大的转化。毛泽东喜欢博览群书，在湘乡会馆时，他每天都步行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学习。在这期间，他读了几十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学术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严复翻译的赫胥林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这些思想，使毛泽东接收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更是把学习和研究的重点转向西方，他开始接触并热爱上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磨擦与交融中，毛泽东开始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4论，开始摒弃传统文化的消极方面，从正面接受马克思主义，从反面接受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并将三者的思想学说合理的消融在自己的思想体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