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菊与刀》有感

读《菊与刀》有感张建军《菊与刀》这本书是此次国培计划中贺老师推荐给我的，读完它给我留下了太多的思考。菊与刀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写的一本研究日本民族性的著作，到今天它仍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主要著作。本尼迪克特用“菊”（爱美、尚礼）和“刀”（好斗、尚武）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日本的禅的修行以及茶道就如“菊”，而在战争中犯下的种种罪行就是“刀”。矛盾看完该书对日本的评价：矛盾的日本。我觉得用“精神分裂”更符合我对他的理解。作者认为人类文化各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具体表现为以民族精神为主旋律的文化模式。而任何一种文化模式主导下的人们的行为都是一小部分受到重视和发挥，另一部分被压抑和限制。所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化影响人格。那么什么样的日本文化塑造了什么样的日本人格，这种人格具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日本人认为精神必将战胜物质，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他们甚至相信完美的精神可以千年不变，所以他们不惧怕数量，不担心物质基础，这是一个精神狂热的民族，因此二战时在遭受敌人空袭的形势下，在缺少食品，白天工作劳累的情况下，他们仍能做广播体操来消耗体力，同样人们会以自杀撞机（非专业人员的学生）的激进方式来参加战斗。日本人经常会说：“全世界的眼睛如何注视我们”，他们非常注重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他们怕像军官训导的那样他们的丑态会被拍成电影，在美国纽约放映。他们非常注重荣誉，他们的B29轰炸机上没有救生器械，二战中军队里并没有专业的医疗救援队伍，他们认为荣誉就是战斗到死，他们鄙视俘虏，鄙视投降，认为他们丧失了名誉，在绝望的情况下他们通常会自杀。在狂热的精神背后，日本人也有一种易乎寻常的冷静力量，日本人有一种信念－万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决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所以在美军轰炸日本时，广播里会说“敌人终于飞来了我们上空，我们已经预料到此事发生，并为此做好准备，所以没有丝毫值得优虑的”。日本是一个人情的世界，他们非常注重报恩，日本人说：“我对某人负有恩情”意思是说“我对某人负有义务”，享受恩情必须履行义务，报答恩情。如果时间拖欠越久，负恩感越强，报答需要越厚。在日本的百货公司或小商店里，你会听到这样的话“谢谢你，（这可太难得了）”“这怎么得了”其真实表达的意思是你买了他们的东西，给他们巨大的恩惠，可是他们无以为报，所以他们感到欠疚，羞愧和耻辱。美国人极端轻视社会对他们的恩情，敢说他们不欠任何人的，而日本人绝不会这么说。美国人对一个人严厉的惩罚是宣布他人格破产，而日本人会说这个人不懂情义。人们非常注重人情上的往来，礼物都要相互惦量，一方面人们会对每一个给予恩情的人以回报，惟恐受之有愧，无以为报，有失体面。另一方面日本人也忌讳所受馈赠更厚的回礼。今天日本人有许多句子形容只是迫于情谊，如“录用那个人完全出于情谊”甚至“这门婚事出于情谊”。日本人的情谊不仅包括善意关切，对传统荣誉的维护，也包括必须消除毁谤和侮辱。这些荣誉感包含着一些具体的要求：如能忍受痛苦，保持稳静和克制的行动，对于危险和痛苦必须坚忍和处之泰然。它要求在生活方式上要守本分，对于专业人员比如医生和教师，要维护自己的名声，例如教师不能说我不知道，实业家不能说资产枯竭等等。日本人的耻感非常强，“对于杀人犯，我可以酌情原谅，但对嘲笑，则无可原谅”它为了情谊要洗刷耻辱，为此可能会报复或自杀。报复心理极强。直到今天，大年除夕，仍有很多人因为还不起债务而自杀，许多官员因为某种不幸事故而引咎自杀，许多恋人因结合无望而双双情死，许多上不了高中的青年及不愿意当俘虏的士兵最后把暴力对准自身。为此日本人也想出一些办法来避免直接竞争，例如农村男青年求婚时常会蒙面，主任迎接客人时必须换上新衣。今天美国人对随便评论他人视同儿戏，而日本人对轻微的批评也当做大事。美国人谴责自杀，认为他屈服于绝望而自我毁灭，日本人尊重自杀，认为它是一种光荣有意义的行为。日本人这种有恩必报，自我克制的道德准则，似乎要把个人欲望等同于罪恶，坚决从内心根除，但日本人同时又对感官享乐非常宽容。他们并不谴责个人私欲，相反追求肉体享乐，认为这和义务一样需要学习。日本人喜欢洗澡，甚至有洁癖。同样，日本人也特别能睡觉，他们不拘于何种姿势，也不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们睡觉不是为了明天的工作，只是一种享乐。在空闲时也会烹调佳肴，当作享受。特定情况下也会把把绝食当作一种意志锻炼。日本人培养浪漫式的恋爱，把它当作一种人情。但他们并不排斥性享受，情妇，艺妓，妓女都是公开的，他们也并不谴责同性恋。只是把这种享受放在低微的位置，对情妇也有保障，自愿除外。日本的婚姻和性享乐，并不违背。同样日本人也把酗酒当作一种享受。日本人有一句口头禅：“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这是日本等级制的表现。日本对秩序等级的信赖信仰犹如美国对自由民主信仰一样虔诚。人们的礼仪，敬语仍有相当大的区分。日本不仅是一个以性别，辈分和家长嗣继承为基础的家庭生活，同时也是以神社，氏族神为联系纽带的宗教生活。日本的女子地位比男性要低。但日本并没因此而成为专权社会，对家长，长子来说，地位越高，责任越大，否则会受到家庭成员的不尊重。有时他们为此常常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同时在封建的社会生活中尽管有等级区别，但人们仍可通过适当途径，适当方式，表达意愿，改变命运。人们常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可见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多么大。日本人的人生曲线是一跟U形曲线，幼儿和老人有最大的人生自由，到结婚前后降至最低。他们在最富有创造性的壮年时期受到最大的约束。日本人在婴儿期会受到礼仪，卫生，和家人亲自教育，及姐弟间照顾。他们会受到训诫，转移注意力，尤其是行为习惯和嘲笑的教导。但在学龄前后，他们被给予充分的自由，童言无忌即使性游戏也不受谴责，他们会在伙伴之间相互接丑，相互炫耀（常父），甚至为此出手从形成玩伴到九岁是强烈的个人本位主义时期。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会受到各种行为规范的约束。以期受到社会的赞许，接纳和认可。这种教育方式是日本人的人生观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在幼儿期过着娇纵的特权生活，他们无需为未来描绘天堂，童年就是。死后也会成为神。因此他们固执，自信，敢于坚持己见。六七岁后会谨言慎行，知耻，力求取得伙伴的承认。因此他们对嘲笑和排斥的危胁异常敏感。日本人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性格，使他们在成人之后，既可以沉溺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可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溺于享乐和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承受极端的义务；谨慎的教育使他们举动往往怯儒，但又可以勇敢的近于鲁莽；他们非常殷勤有礼，却又傲慢不逊；他们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却又容易被新的方式所吸引。日本文化给我们的印象是樱花、木屋、武士以及那个大大的“忍”字。日本人呈现给世人的是极为矛盾行为。“菊花与刀”两者都是这幅画中的一部分菊是日本皇室族徽，象征忠诚和圣洁；刀是武士文化的代表，象征勇敢和力量。菊与刀的组合，正好形象地刻画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他们一手捧着花，一手拿着刀。有西方学者将其称为“精神分裂的民族”。就拿“报恩”和“复仇”这两个概念来说，在日本文化中却有异于我们熟悉内涵的东西，它可以在同一人身上并存。说到这儿想起了小说“基度山伯爵”，主人公得到巨额财产后，先是报恩，接着报仇，报恩和报仇的对象不同。但若基度山伯爵是个日本人，则可以在同一人身上既报恩又报仇，比如对那个曾爱过他又抛弃他的女人，他会报她爱情的大恩，又报她背弃的大仇，在他可以并存而不难受，这在我们看来很莫名其妙，在他却很自然。中国和日本，同属儒家文化圈，曾经同样地闭关锁国，曾经同样地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国门，“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的西学理路如此地相似，然而结果却十分不同。这种不同的关键，不在于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而在于我们怎样审视和利用民族文化的本土资源，这一根本的文化差异。总之对于在历史上曾饱受日本民族带来深重苦难的中国人，认真阅读和思考本书具有更加特殊而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