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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英国人李约瑟原本是专攻生物化学的，但接触到中国人和中国近代史后，他有了一个疑惑：欧亚两个人类文明的中心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几乎都并驾齐驱，可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中国的科技渐渐落伍了？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虽然不少人给出了答案，但显然没有办法验证“答案”是否正确。于是，这个“难题”也就一直难到今天。申明：鄙人对人文社会历史这方面不懂，下面的整理仅来自网友的分析，“借花”献给提问者（知识产权问题），希望问者有所启发，或直接到源网与原创作者交流。（源自知乎：）就在大家渐渐忘记这个“难题”时，习近平6月9日在中科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讲了这么一段：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有的学者研究表明，康熙曾经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有兴趣，请了西方传教士给他讲西学，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甚至包括哲学，光听讲解天文学的书就有１００多本。是什么时候呢？学了多长时间呢？早期大概是１６７０年至１６８２年间，曾经连续两年零５个月不间断学习西学。时间不谓不早，学的不谓不多，但问题是当时虽然有人对西学感兴趣，也学了不少，却并没有让这些知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大多是坐而论道、禁中清谈。１７０８年，清朝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绘制中国地图，后用１０年时间绘制了科学水平空前的《皇舆全览图》，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这样一个重要成果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习总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正是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真正复兴的“李约瑟难题”，而且习总在这篇讲话中，也给出了答案，他说：“明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中国同世界科技发展潮流渐行渐远，屡次错失富民强国的历史机遇。”“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对于“李约瑟难题”，没有比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更合适的答案了。康熙确实是开放比较早的皇帝，在西学东渐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康熙是在深入研究儒学，领导编写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书之后，开始推广“西学”。“中学”知识渊博的康熙皇帝一旦接触到西方传教士，能坐下来谦虚地听人家侃大山，有时长达几个小时，并且很快就信服了传教士们拥有比中国先进得多的科学技术知识，并曾经在南巡时要求清朝各级干部虚心向人家学习，把西方的历法与治水技术引进到中国，用于河川治理。正因为他的这一事迹，康熙被西方一些学者称为“实干家”与“强势领导人”、一名真正的“知识分子”。可是，若果真如此，“李约瑟难题”也就不存在了，中国科技与创新正是从康熙前后的清朝开始一步一步落在人家后面。康熙之后发生了什么？就让我们先从康熙入手吧，因为在我看来，问题恰恰可以从他那里找到部分答案。康熙皇帝虽然是第一个从西方传教士那里了解到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哲学的皇帝，但他的兴趣仅仅止于这些“奇技淫巧”对自己的统治有什么好处，从一开始就没有从对国家的强大、民族复兴与大众的福祉来考虑。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当康熙一旦发现传教士们带进来的不但有科学技术，更有哲学、宗教与自由思想时，他立马改变了主意，再也不往前走一步，对进一步的开放与交流迅速关上了大门，甚至把一些传播进来的科学成果与思想书籍都封了起来束之高阁。康熙之后的皇帝更糟糕，一个不如一个。到了慈禧太后，竟然连引进火车都担心震动了清廷的“龙脉”，让维新的大臣在中南海修建了一段铁轨与火车，却不许用火车头带动，而是用马拉着列车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当皇帝们把一切引进都同“保护清廷统治”联系起来，别说那些先进的思想与管理方式，就是一些可能增加民间力量、有利开启民智的技术，也都会被他们视为洪水猛兽，用封锁、屏蔽的方式拒之门外，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筑起了一道又一道的铜墙铁壁。（源自：）再次声明：该文非原创，仅分享交流学习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