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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危机根源的解读及对中国的启示牛晓耕王必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全面升级，演变为金融危机，其影响似多米诺骨牌一般波及全球，冲击着各国经济，时至2010年初，全球经济依然无法走出衰退的阴霾。这场突如其来的巨变，引起了政府、组织、学者和广大民众的焦切关注，尤其是在经济学界，掀起了金融危机成因、传导机制、应对与防范策略的研究和争论热潮，而经济学领域中的危机理论则再次陷入纷争。一、两大经济学范式下三种危机理论所谓经济学的范式，是指经济学领域内大多数学者认同的基本理念及其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当前，主要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两大范式。1.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下的危机理论①“淡水学派”的危机理论。以卢卡斯、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淡水学派”，支持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和政策，认为经济个体是理性的，市场机制是有效的，在政策选择上，淡水学派推崇货币政策，其理论基础来源于认为政府发行债务和增加税收在效果上等同的古典的“李嘉图等价”和“萨伊定律”，前者强调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不能起到刺激经济的效果，后者则认为自由的价格调整可以产生充分就业。因此，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不可能出现，即使出现经济波动也是暂时和偶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修正能力能自然地化解经济中的失衡，并且认为财政政策无效。②“咸水学派”的危机理论。由保罗·克鲁格曼领军的“咸水学派”，对自由放任持批评态度并主张重返凯恩斯理论和政策。这些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市场是有缺陷的，并从人性的无节制性解释经济危机的根源，即基于有限理性和集体非理性而将经济危机视为外在扰动因素产生的短期生产过剩，这或是源于信用、利率等因素带来的货币冲击，或是固定资本的大量更新以及新投资的急剧增长带来了产出的扩张；同时，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选择上，“咸水学派”认为传统的货币政策已难以发挥有效作用，而主张不折不扣地贯彻凯恩斯主义的补偿性财政政策。注释：①淡水学派：支持新古典宏观派的理论和政策的学者主要是普雷斯科特、卢卡斯、法玛、科赫然以及贝克尔等，他们所在的芝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坐落在五大湖边，因而被称之为“淡水学派”。②咸水学派：对自由放任持批评态度而主张回到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的健将则是以克鲁格曼、德龙等为代表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加州伯克利分校等的大学教授，它因靠近海边而被称为“咸水学派”。2.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下的危机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从生产和分配领域来探求经济危机的根源：第一，经济危机的实质是总供给相对于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的过剩。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对利润的贪婪和追逐，使得资本有无限扩大生产力的趋势，而资本积累增加的结果必然引起用于直接消费的收入减少，造成生产相对过剩。因此，相对于资本无限追求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平均利润率的下降、收入差距的扩大、群众的贫困和其有限消费才表现为引发危机的因素。第二，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固化了两大基本矛盾：一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二是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两大基本矛盾的激化必然造成供求脱节，引发经济危机。第三，信用制度是危机爆发的催化剂。正是信用制度在繁荣时期的惊人发展和借贷资本需求的剧增，造成了停滞时期的信用紧迫。信用链条任何环节的的断裂，情况恶化后都蕴含着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三大危机理论相比较而言，虽然“咸水学派”彻底地批判了“淡水学派”无视危机可能性的理论基础——市场的有效性，但是二者在根本立场上一致，即宣扬、维护和修正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咸水学派”即使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含的冲突性，依然坚信政府有能力协调修复，亦无法触及经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经济学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根本性的内在缺陷，危机问题的彻底解决只能靠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二、美国金融危机根源的深层次分析观本次金融危机酝酿、爆发和全面升级的历程（见图1），不难发现美国次贷泡沫的爆裂只是导火索，在泡沫形成、积聚、破裂、渗透、危机全面爆发的各个阶段的背后有着某种矛盾，随着矛盾的发展与演化，流动性过剩、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透支消费、监管缺位、低估风险等等问题与现象只不过是矛盾激化进程中的外在表现。图1美国金融危机产生和传导机制图示1.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生产相对过剩资本主义世界中，与现代工业相伴随的历次经济危机，其实质都是生产的相对过剩。而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同样表现为“生产过剩”，一方面是经济失衡下的房地产业生产过剩，一方面是信用过剩。当金融危机升级为全球经济危机时，其本质不过是全球的产能过剩和信用的急剧扩张，因此，危机的实质并没有改变。观察图1中的“流动性过剩”，其成因为：一是低利率的条件下美国房地产业快速发展，造成了房地产业的过剩供给。在2001～2005年间，房地产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几乎达到33%，对就业率的增长贡献接近50%。二是金融业利润率的下降和竞争的加剧，使得金融产品创新升级，次级贷应运而生，虚拟经济的超速发展为信用过剩奠定了基础，为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强化，致使房价不断拉高、信用不断扩张，与之相生相伴的是风险的积聚，一旦信用紧缩，链条断裂，房价下跌，二者反向强化，金融危机的爆发则为必然。2.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表面上看，美国金融危机是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体系的过度投机性，及其管理失控与崩盘所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放任政策误导的结果。但究其根源，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表现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供给过剩与劳动群众有效需求不足间矛盾的激化。首先，从物质资料生产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将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为追求绝对利润最大化，资本家将进一步加大资本累积和投入，至此，陷入循环。除1980、2001年，美国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率处于二战后最低水平，这些企业只得削减投资和就业，进而引致总需求萎靡，经济形势恶化。其次，从消费角度看，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大部分收入分配集中在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资产阶级手中，整个社会的消费必然不足。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时，美国的基尼系数升至0.41的高位。最后，发展次贷的最终目的是满足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需要。通过信用扩张，刺激借贷消费，提前将终身的劳动力让渡给资产阶级，而透支不可能持久，必然埋下信用危机的隐患。注释：基尼系数，在0和1之间，国际上常用基尼系数定量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认为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过于公平；而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故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社会不安定。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为0.16（是绝对平均主义造成的），2007时已经超过警戒线0.4达到了0.48，但是在目前基尼系数已经是超过了0.5。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中国实际收入的差距还要更高。中国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如日本基尼系数仅为0.23）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否则将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造成社会动荡，危及社会主义人民政权。3.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推手：自由市场观念、金融创新、宽松的货币政策崇尚自由主义的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始，逐步解除了政府对金融的严格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企图建立一个纯粹依靠市场的无政府的经济状态。金融管制解除后，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大量资本从实物生产和贸易领域转向房地产市场和金融等投机场所，导致证券、存贷款、外汇等无实物载体的虚拟资本剧增。总之，自由市场观念、金融创新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房地产和金融业的快速发展、虚拟资本的扩张以及次贷泡沫的积聚提供了温床。基于以上分析，按马克思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认识逻辑，美国金融危机产生和传导的机理可用下图表示（见图2）：图2美国金融危机产生和传导机制（基于马克思危机理论）三、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启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过后，政治经济格局将会产生新调整，崛起的中国将迎来全新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此次金融危机的实质及其根源，正视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的冲击，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1.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中国市场经济的特色就是政府对经济主体和活动具有的强大的监督管理作用，历史证明这种模式是卓有成效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调节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作用。危机冲击之下，我国政府的4万亿大规模投资，正是旨在借助政府调控这支“看得见的手”的调节与拉动，通过增加投资需求以及由此带动的固定资本的有序更新和对国民经济的技术结构及其比例关系的调整，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2.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同样蕴涵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必然性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特有产物的判断与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密切相关。更为客观地来看，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内生现象。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着诱发经济危机的各种因素，且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本次金融危机更是给我国经济带来了重创（见图2）。所以，重新认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探讨化解可能导致危机的各种因素，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大有裨益。3.转化货币政策目标，加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稳定性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货币供给持续增加（见图3），与之相应，金融深化指数（M2/GDP）迅速攀升，远高于主要发达国家。长期的金融深化指数过高累积了货币冲击的风险，在人民币升值的前提下，大量的贸易顺差直接垒高了外汇储备，为此而强制发出的货币又会导致资产价格的大幅上升。因此，当前货币政策目标重点应由经济增长转向稳定币值和抑制资产泡沫。图3中国1991～2009年M2供应量变动率与经济波动趋势图注释：我国对货币层次的划分是：M0=流通中的现金；狭义货币（M1）=M0+活期存款（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广义货币（M2）=M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信托类存款+其他存款。另外还有M3=M2+金融债券+商业票据+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其中，M2减M1是准货币，M3是根据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而设置的。M1反映着经济中的现实购买力；M2不仅反映现实的购买力，还反映潜在的购买力。若M1增速较快，则消费和终端市场活跃；若M2增速较快，则投资和中间市场活跃。中央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可以据此判定货币政策。M2过高而M1过低，表明投资过热、需求不旺，有危机风险；M1过高M2过低，表明需求强劲、投资不足，有涨价风险。另外，政策时滞在很大的程度上使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扭曲。我国的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应具有充分的前瞻性和科学的预见性，而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形成理性预期，避免危机之下的恐慌和悲观预期的形成，使公众远离萧条之下的恶性循环。4.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国内有效需求现代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源于收入分配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一系列的“透支消费”制度仅能暂时延缓经济危机，甚至起到助推泡沫累积的反作用。此次危机首先在欧美主要经济大国爆发，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导致内源型需求不足、经济大面积萎缩。相关数据表明，我国当前的基尼系数比改革初期扩大了1倍，甚至超过了0.5，远高于发达国家0.3～0.4的水平，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5.4%，不仅比发达国家低了30个百分点，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最低点。这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并严重影响了有效需求。只是由于我国的有效需求主要是外源型的，依赖于国外市场，从而收入分配对经济波动还没有形成严重影响。但是，世界性的产能过剩以及国外市场因经济危机而萎靡时，提振内需就成为中国经济复苏并持续增长的根本途径之一。5.处理好虚拟经济发展、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更多地表现为虚拟资本的生产过剩，与美国虚拟经济过度发展不同，中国金融市场相对落后于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