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国家为什么要设议会?可以用来收买反对党原创2015-10-22李泽人图片来源:维基百科摘要俄罗斯共产党作为最大的反对党,经常给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找麻烦”。每年他们会在各州平均策划9.48次各类抗争,但如果他们获得了州杜马的关键席位,抗争次数就会少很多。李泽人/政见观察员在民主国家中,议会承担着重要的立法职责,是政治博弈的核心舞台。然而在大多数的非民主政体中,政治权力并没有完全开放给民众及其代议机构,而仅仅集中于少数“雷打不动”的王室,党派或者军队手中。因此,威权国际的议会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往往处于十分边缘的位置。既然议会作用不大,为何威权统治者们还要设立这样一个所谓的“代议”机构去附“民主”之风雅呢?近年来,政治学家通过研究非民主国家的选举和立法,对威权议会的功能有了比较丰富的认识。其中一种认可度很高的解释是:威权议会有利于政权的稳固。现有的理论认为,威权统治者的“江山”面临着两方面的威胁,一是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那些“大佬们”。统治者最害怕他们身边的人,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人拥有不可忽视的权力和财富,能够利用手中的资源来推翻“老大”的统治。另外,威权统治者还面临来自“人民群众”的威胁,正所谓人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兴衰,要是人民群众揭竿而起了,后果也是不堪设想。当然,人民群众零星的反抗很容易被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瓦解。然而有组织、有目的的抗争就没那么好对付。除了动用武力这种下下策,当代的威权统治者还通过议会中重要的职位来收买反对党首脑,由此减少这些“逆党”造成的社会抗争。最近,学者Reuter和Robertson的一项针对俄罗斯州杜马的研究就验证了这一收买人心的逻辑。在最近十多年的时间里,俄罗斯共产党(“KPRF”)作为最大的反对党,经常给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找麻烦”。根据俄共年报显示,每年他们都在各州策划9.48次各类抗争。但是,如果他们获得了杜马席位,抗争次数就会少很多——研究发现,在排除了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之后,在2007到2012之间,当俄共在州杜马中获得了主席或者副主席的职位时,当年俄共策动的抗争数量会分别下降15%和25%。当俄共控制了杜马中一些重要的专门委员会的席位时,当年的抗争数量就会下降34%之多。为了检验“议会议席能通过控制反对党领袖来减少社会抗争”这一逻辑,作者还细化到了月度数据的层面,试图通过排除更加微妙的时间效应来检验杜马席位与社会抗争之间的关系。不出意外,月度分析的结果与基准模型是一致的——俄共的抗争行为的确与它在地方杜马中权力的此消彼长有着一定的相关关系。另外,俄共在区杜马中席位的变化与其他非俄共组织的抗争之间并没有显著关系。当然,如果要深究一些细节,那么这一研究仍然有一些逻辑上的真空地带,例如,这项研究对议会中俄共议席的变动和抗争数量变化之间具体的机制并没有进行非常清晰的探讨。但从推进理论发展的角度上说,这篇论文却很好地融合了研究精英政治和大众政治两方面的研究。这一“收买人心”的故事很好地展现了议会中反对党的权力变化和其策动的“群体性事件”的关系。以往人们总认为,威权议会主要是通过潜在的经济利益来收买议员,机制是还是在精英内部打转。然而,这篇论文的研究者们想要指出的是:威权议会也发挥着吸纳反对党以降低抗争的功能,精英之间权力的消长与大众的政治行为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参考文献Reuter,O.J.,&Robertson,G.B.(2015).Legislatures,cooptation,andsocialprotestincontemporaryauthoritarianregimes.TheJournalofPolitics,77(1),235-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