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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洛·梅受这一观点的启发，并对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2]。他认为，人的存在具有多样性的统一的特点，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理性和意识与非理性和无意识的统一，内外环境影响的统一。他认为心理治疗必须建立在承认人的存在的基础之上，把存在以及存在的分析观作为心理治疗的基础[3]。[2]杨韶刚．罗洛·梅的存在分析观阐释[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1)：27—31．[3]叶浩生．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598—602．罗洛·梅认为人类的本性和人的存在是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人的存在感起着对人的本性和人的存在的整合作用，调节和控制其行为，使人能够克服一切障碍，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达到自我完善。然而现实生活没有这么理想，人的存在受到威胁，体验不到自我的存在，于是与人的本性无法整合，焦虑就成了一种基本现象。罗洛·梅认为，个体无时无刻不受到存在感丧失的威胁，而对这种威胁的觉知就是焦虑。焦虑的实质是当人的存在受到威胁时的一种心理活动。这里所说的“人的存在”不单指人的生命的存在，还代表着个人的信念或价值观等。当个体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当人意识到自己无法避免要走向死亡的时候，焦虑就会产生；当对自我存在至关重要的信念或价值受到威胁时，焦虑就会产生。因此，罗洛·梅认为，焦虑是一种强烈的心理冲突，冲突的核心是“发挥自我潜能体现价值”和“安全感缺失”之间的矛盾，它体现的是人的存在和非存在之间的冲突[4]。[4]韶刚．寻找存在的真谛[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96．罗洛·梅则从时代根源的角度对焦虑产生的原因做了详细的具有时代现实意义的分析。他认为有三大主要原因直接导致了人们的焦虑。(1)基本价值观的丧失。罗洛·梅发现人失去了三种原本健康的基本价值观[5]。其一是竞争的价值观。健康的谋求自身利益的价值观丧失了。转而形成了不健康的、恶意的竞争价值观。其二是对信念的价值观。现代科技和教育使得人的理性的地位不断提高，从而忽视了人的感性。理性和感性并存的完整价值观反而变得不适用了，过分理性导致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分裂，导致了人格的分裂。其三是价值感和尊严感的价值观。在当时社会，个人力量的微弱和社会问题的重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人体验到无力感，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存在着普遍的焦虑。(2)关系感的丧失。人类将自己与自然对立起来。人和自然的关系疏远，本属于自然的一部分的人类不再属于自然，并彻底地与自然相异化。这种与自然的关系感的丧失使得人产生被剥离之后的孤独和焦虑。(3)爱的能力的丧失。当时的社会，过分强凋理性而忽视情感,人们不知道如何以爱的方式和别人建立联系，把爱和性混淆。罗洛·梅认为，性是一种麻醉剂，虽可以暂时减缓焦虑，但最终足使人精神萎靡。罗洛·梅认为，焦虑对人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即有建设性的一面也有破坏性的一面。焦虑建设性的一面在于，焦虑就像一个警报，提醒人要适应当前的生活，体验人的存在[7]。当现实生活中存在感受到威胁的时候，它直接影响到人对自身存在感的体验，于是个体不断通过自身努力克服一切困难来达到自我完善的境界。在这个过程中，价值观可以重新得到整合，找回丧失的价值观。焦虑破坏性的一面在于，焦虑影响到了人的存在感。当人无法调整自己，不愿意接受或者无力接受那种正常的焦虑体验时，神经症焦虑就会产生，影响心理健康水平，影响存在感的体验，从而阻碍人的成长。罗洛·梅认为，焦虑是本体论的，因而焦虑是不可避免的。但焦虑使人体验到了不愉快，人们本能地希望摆脱它。他说，焦虑在人们的口常生活里必不可少，所以很有必要区分出正常焦虑和神经症焦虑。对这两种焦虑，人们的应对方式足不同的，因而也就有了两种不同的焦虑反应。其一是正常焦虑反应。由于焦虑不可规避，个体只有正视焦虑，不逃避也不屈服，而是鼓起勇气去面对焦虑，人们借其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发挥自己的潜能，达到自我实现。（这种由于特定事件而引发的，时间较短，对象明确的焦虑即为正常焦虑。这种焦虑在更大意义上是个体的存在受到威胁的指示灯，同时这种威胁不足以毁灭存在，故而产生焦虑。面对这种焦虑时，我们应该直视其及其背后的威胁，坦然处之，将注意力集中在过好当下的生活以及威胁的处理）其二是神经症焦虑反应。通过压抑、禁忌或逃跑的方式来消除焦虑，是一种病态的方式。正常人有时也会运用这个方式，病态的界定只是个程度上的划分。（神经症焦虑是指，行为与威胁不均衡，个体对客观威胁做出不适当的反应。一般而言，个体在威胁发生时采取防御机制。神经症焦虑是正常焦虑的病态发展。面对威胁时，个体不能正视，而试图回避，逃跑，保护脆弱的自我免受焦虑冲击。针对神经症焦虑，罗洛·梅认为关键是要帮助焦虑的个体建立起自尊，让个体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甚至可以用宗教信仰等方式来唤醒个体对自我存在的觉知。）正常焦虑对促进人的发展有积极作用[8]，可以促进自我意识的发展，体验到自我的存在；但如果应对方式不正确，这种焦虑发展为神经症的焦虑，则是对人有害的。对于神经症焦虑，罗洛·梅认为心理治疗的核心就足帮助来访者体验到自己的存在，通过对患者潜能的动．唤醒丧失的价值观，达到人格的完善[9J。罗洛·梅对焦虑的两极区分,不论对于个人焦虑诊断，还是对于临床咨询干预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6]罗洛·梅．人寻找自己[M]．冯川，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l：78．[7]HalRitter．Anxiety[J]．JournalofReligionandHealth，1990，29(1)：49—53．[8]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536—576．[9]Kiser，Scott．BecomeWhoYouAre：IntegratingTheCOnceptionsofWillandBeinginthePsychotherapeuticTheoryofRolloMay[J]．JournalofHumanisticPsychology，2007，47(2)：151—159．2．罗洛·梅的焦虑观。罗洛·梅可能是最著名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专家。他认为，焦虑乃是人对威胁他的存在、他的价值的基本反应，只要个人主观上认为某个价值受到威胁，人就足以产生极度的焦虑。他认为，焦虑与恐惧不同，因为恐惧并没有直接威胁到人的基本价值，且恐惧的对象明确具体，当恐惧对象消失时，恐惧随之消失；反之，焦虑的对象模糊不清，焦虑危及的是人格的核心，它不但可以影响生理系统的正常功能，而且打击人的心理结构，歪曲人的意识。罗洛·梅把焦虑区分为正常与病态两种。正常的焦虑是对焦虑的体验做出适当的反应。由于人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或挫折，因而焦虑产生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罗洛·梅认为，现代社会中价值的分裂是焦虑产生的社会原因，而焦虑产生的心理原因是空虚与孤独。他认为当代社会价值分裂的最主要后果是导致人们空虚与孤独感的产生。空虚感来源于人对自己生活的失望。空虚与孤独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当人内心体验到空虚时，就会转向依赖他人。我们对他人的依赖程度越大，越感觉孤独，为了能同他人相处，我们学着适应他人，包括自己不喜欢的人，结果我们自己的个性也在适应他人的过程中被窒息了。罗洛·梅认为，越是逃避焦虑的人，越会体验到更多的内疚，而个人忍受焦虑的毅力越大，他的自信心越足，因而体验到的内疚越少。他认为焦虑是人格的基本成分之一。因为人有自由选择的能力，而自由选择必然会引起焦虑；另外，人自出生起便走向死亡，死对人来说是唯一绝对的事实，而认识到自我存在的有限性，即死亡的意识必然也会引起极度的焦虑，因此，焦虑必然构成人格的基本成份之一。另外，他认为，治疗的目的就是唤起病人的存在感，让病人从神经性焦虑中解脱出来，从而面对正常焦虑。治疗者将帮助病人体验自己的真实存在，帮助他们体验承诺和决策的价值。罗增让.存在主义的焦虑观与心理疗法探析[J].学理论,2010,(26).1．焦虑的本质。罗洛·梅认为焦虑是个人的人格及存在的基本价值受到威胁所产生的忧虑。他对焦虑的本质作了以下描述：(1)焦虑是存在受到威胁时的一种反应。存在包括个人的牛命和同生命有同等意义的价值观，当自我力量对威胁无力解除时就会体验到焦虑；(2)焦虑是人的基本价值受到威胁的一种反应。人是价值性的动物，当威胁触及人类视为生存基础的价值观时，焦虑必然产生；(3)焦虑是对死亡的恐惧。死亡是人存在的最大现实，死亡意味着彻底失去自我，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类焦虑中的一个必不可的成分；(4)焦虑是内部冲突的结果。个体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在不同选择的权衡取舍中必然产生内部心理冲突，引发焦虑。焦虑直接攻击人对自己存在的感觉，是人的存在面临威胁时所产生的痛苦的情绪体验和紧张忧虑的心理状态，对个体的存在可能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2．焦虑的根源。首先，焦虑所涉及的内在冲突总是发生在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焦虑是个体意识到他的存在可能会被摧毁、他可能会失去他的自我和他的世界、他可能会变得“一无所有”的主观状态，是对“非存在”的恐惧。死亡是人类最恐惧却又无法回避的“非存在”。人要想充分认识自己的存在，不仅要懂得他的生存正处于发展和形成之中，还要懂得命运的最终归宿是死亡。死亡使入对存在有了时间上的认识，懂得了存在的脆弱性，死亡是所有焦虑的基本根源。其次，焦虑根源于人的价值观的丧失。价值观是主观选择和文化沉的结果，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是心整合与统一的尺度。罗洛·梅指出，有三种传统的价值观已被现代社会所抛弃：第一种失去的价值观是旨在最大限度地谋求利益的、健康的竞争的观念；第二种失去的价值观是解决问题时的理性功效的信念；第三种失去的价值观是人的价值感和尊严感。价值观的丧失是罗洛·梅焦虑理论的核心。再次，焦虑根源于自我感丧失后带来的空虚与孤独。现代人迷失了主体意识，个人消融在群体之中，丧失了对人的存在的深刻崇敬，丧失了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在这种分裂的氛围中，语言交流也丧失了应有的统摄能力，其中所表达的真实情感极其贫乏而混乱，人们不能有效交流，空虚和孤独更是加深了内心的焦虑与不安。最后，焦虑和社会文化背景之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是社会的产物，是有思想、有感情、有创造力并且和社会、社会文化、自然密切关联的统一体，焦虑的性质、程度、形式和数量无不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和限制。如果个体正处于时代演替、多元文化激烈冲突，正确价值尚未形成的文化氛围之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关系无法和谐统一，那么自我就会在复杂的社会动荡中迷失。个体面临重寻自我与存在意义的人生重大难题，就必然会体验到强烈的焦虑感。罗洛·梅在本体论的基础上结合亲身体验和长期的心理治疗实践，提出了与焦虑作斗争的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神经症患者采取的消极的变态方式。他们往往使用压抑和禁忌的方法来摆脱焦虑，通过缩小自我意识的范围来减少焦虑，消除心理冲突；第二种方式是健康的积极主动的方式。在正视焦虑性质的基础上。把焦虑作为一种习得的经验或作为测基人的潜能的一种手段。罗洛·梅认为正常焦虑不能从人的存在中排除，个体应该正视生存和自由中固有的焦虑，发展自我的生命力，正确认识和深刻的把握人的存在，积极采取建设性的意志活动去应对焦虑、实现自我、实现其作为一个独特个体存在的独特性。张峰.罗洛·梅焦虑理论的研究[J].鸡西大学学报,2009,(4):36-37.心理治疗的最终目标也就是唤起病人的存在感,是这种存在感把个体的身与心、个体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个体与他人整合为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如何去发现存在感，洛·梅提出了几条原则:第一,“自由”是人的存在的基础,是“人的全部存在的一种性质”[4]。存在有了自由作基础,才能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但是这种自由并非任意妄为,而是受到时空与遗传和环境的限制。第二,自由的个体不但充分“个体化”,而且还是社会整合的。个体化是指个体认识到自己生命的独特形式,并发现和肯定“真正的自我”;而社会整合要求个体发现对社会有建设性并且是可接受的活动方式,以这样的方式“在一个能创造自己的人格、发现生命意义的世界中”[4],彰显个人的存在。第三,“宗教道德感”是保证个体存在、促使人格不断变化完善的动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