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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中山长江流域开发思想及其现实意义雷浩①李敏昌②（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宜昌443002）摘要：长江流域是我国文明发祥地之一，但也是近代以来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孙中山在护法战争失败后蛰居上海，在思考未来中国出路的过程中，提出了系统而完整的推进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庞大计划，包括建设东方大港，整治扬子江水路及河岸，建设内河商埠，改良扬子江现存水路及运河等内容。这些构想对我国现今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与指导意义。关键词：孙中山长江流域水利开发实业救国孙中山是我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也是近代以来长江流域开发与利用的首倡者。在他坎坷而光辉的一生中，不仅投身国民革命，努力消灭旧的封建秩序，同时也强烈的向往、探索和倡导建设新的社会秩序。《建国方略·实业计划》是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铸就的不朽著作，也是他先进的建国思想的具体化。他对我国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整体规划所表现出来的科学性与预见性，非常震撼人心。研究他的长江流域开发与建设思想对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不可忽略的现实意义。一、孙中山长江流域经济开发提出的时代背景孙中山长江流域开发规划的提出，是其一生追求富国强兵思想的产物，也是他在护法战争失败后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认真思考中国未来出路的结果。（一）彷徨中对未来中国出路的思考20世纪初叶，中国这个千年古国正处于被称为“近代战国”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此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太多的惊心动魄与腥风血雨——清王朝的崩塌，辛亥革命的胜利，中华民国的建立，“洪宪帝制”和“宣统复辟”的闹剧。群雄割据，兵祸连结，天下滔滔，中原地区十室九空。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人物中，孙中山先生可以说是那段历史中的站在时代最前列的人物。孙中山革命一生，可谓命途多舛。在数次失败与下野之后他仍然以振兴中华为使命，扛起民主革命的大旗继续向前，逝世之时还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言，确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面对急剧倒退的革命局面，孙中山为了挽救民族命运先后发动了护国运动与护法运动，但是仍然无法挽救革命失败的结果。1918年，由于粤桂两系军阀的排挤，广泛非常国会召开会议，由汤漪提出《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大会投票并通过改组军政府的方案。孙中山不得已将大元帅辞职咨文送交国会，并通电辞①雷浩（1988.6-）男，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共党史。②李敏昌(1965.1-),男，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2职。5月21日，他乘船离开了广州，踏上了赴上海的旅程。这位伟人一生曾27次到访上海，但这一次他的内心充满了最悲愤的心情，并一度陷入了彷徨与苦闷之中。不过他并未就此消沉，正如他对部下所说：“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恶消长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1]15在行动上他转而在经济建设方面著书立言，继续在革命的道路上摸索前进。（二）实业救国思想的具体化早在1894年，孙中山就在《上李鸿章书》中论述了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陈述改良计划，大谈发展农林、兴工保商。可以说实业救国的思想早于革命思想生根于他的脑海中。旅居上海的这段时间，他一直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探索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他认为“革命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因为革命只能破坏一个旧世界，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尚不能建设一个新世界，尚不能发展社会生产力，达不到革命的最后目的。所以革命以后必须建设，革命和建设不可分。“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如人之双足，鸟之双冀也。”“建设为革命唯一目的”。[2]207孙中山思想体系中与军阀以及普通革命人士的不同之处是除了政治，他把经济建设也放在很高的位置。由于清末洋务运动，维新改良思想的影响，以及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把“富国强兵”作为革命的最终目的之一。戊戌变法血淋淋的事实使他明白改良思想行之不通，转而谋求民主革命，以武力推翻封建统治。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他卸任民国大总统，投入大量时间考察民族实业，希望能够实现富国强兵的夙愿。“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3]248-2491919年，激荡全国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由此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激发了上海工人大罢工等新民主主义运动，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冲击着孙中山的心灵。他高度赞扬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重新改造了自己民生主义理论。他说:“回顾当年，予所耳提面命而传授于革命党员，而被河汉为理想空言者，至今视之，适为世界潮流之需要，而亦当为民国建设之资材也”。[2]159《实业计划》由此而著，这正是“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部分新的发展。（三）对国际局势判断的结果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这场波及34个国家地区、15亿人口的战争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在整个大战期间，老牌帝国主义强国如法、英、德、俄、意等都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减轻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市场上西洋货大大减少了，尤其是德货已经到了绝迹的地步，客观上中国的民族工业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在大战期间和战后几年间，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3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主要是轻工业。“从1914到1919年间，民族资本共新设厂矿379家，平均每年63家，新投资本8580万元，平均每年1430万元。……民族资本在全国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16%增至1920年的22%。”[4]30此时孙中山正在埋头著书，他敏锐地感到中国应当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为此，在总结中外兴衰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孙中山制订了一个发展“国家经济之大政策，”即利用欧美各国工业从战时生产转为常规生产、生产能力大大剩余，大量资金亟待寻求出路的有利条件，大规模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全面开展经济建设，使中国摆脱积贫积弱的现状。用他自己的话说:“盖欲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民一突飞之进步。”[3]248《建国方略》中孙中山提出的宏大的实业计划是以对外开放为主导思想，这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精神。它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友好往来，绝不有损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从民国时期以来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国人第一次提出对外开放的经济战略思想。二．孙中山长江流域经济开发规划的主要内容上海香山路7号，孙中山赴沪之后就寓居在这里。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就是在这里，他用心血为中国凝结出一部气魄空前、启迪后人的《建国方略》。《建国方略》由“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实业计划(物资建设)和民权初步(社会建设)三部分组成，这是孙中山建设国家的总体规划和设想。其中《实业计划》，最初以英文发表于《远东时报》，原名“Th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ofChina”，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该文高屋建瓴、统筹规划，描绘了中国奋发图强、求强求富的美好蓝图，至今都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实业计划》由六大计划共33个部分组成。在这个庞大的总体构思中，发展交通和通讯是孙中山关注的重点。他提出：修建10万英里的铁路，以五大铁路系统把中国的沿海、内地和边疆连接起来；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修建100万英里的公路；开凿、整修全国的水道和运河，大力发展内河交通和水力、电力事业；在中国北部、中部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如纽约港”那样的世界水平的大海港。孙中山认为，开发长江水运及其沿岸资源，发展水陆运输事业，在长江流域发展计划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长江为全国中枢，关系极重”[5]28。《实业计划》里的第二计划即为对长江中下游流域建设发展的整体规划。共分五部，即：（一）东方大港；（二）整治扬子江水路及河岸；（三）建设内河商埠；（四）改良扬子江现存水路及运河；（五）创建大士敏土厂。[3]267如果把长江比作一条巨龙，上海为龙头，武汉为龙背，宜昌则为龙腰。长江的发展需要靠龙头摆正方向，龙背挺直脊梁，龙腰奋勇发力。孙中山设计的长江4流域开发方案正是遵循这个客观规律而制订的。根据计划的纲要，首先在长江入海口建立“东方大港”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港及周边的洋山港、宁波港，然后溯流而上，在长江沿岸重要城市——武汉设立内河商埠，最后整治荆宜水路，在宜昌修筑三峡大坝，不仅可以开发长江电力、治理长江水患还可以拓展黄金水道，使重型船队直达重庆。可见上海、武汉、宜昌这三座城市担负起了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发展重任。理清这三座城市的发展头绪，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整个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发展脉络。（一）建设东方大港——上海上海一直以长江龙头示人，如今上海更是高昂着长江的头颅，屹立在祖国的东方，为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吹响前进的号角。但上海的发展也并非是顺理成章、一帆风顺的，虽然上海拥有难以比拟的区位优势，但是作为深海港的自然条件却不甚突出，上海建港并发展至今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东方大港”这个词，曾被上海港、洋山港、浙江嘉兴港以及上海石化陈山原油码头、金山嘴的车客渡引用，以证明自己是东方大港或东方大港的组成部分。由于孙中山设想的计划并没有真正实现，所以我们至今无法定夺谁才是真正的东方大港。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建设“东方大港”的计划中，上海港有着特殊地位。孙中山在书中,自长江入海口深水线起,沿江上溯至重庆,结合长江不同河段的特征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关于治理长江的规划。孙中山把治理长江入海口列在首位。他认为:“吾人欲治扬子江,当先察扬子江口”，“凡河口所以被沙泥填塞者,以河水将入海汇流,河口宽阔,湍流减其速力,而沙泥因之沉淀也。”[3]274他针对当时黄浦江航道淤浅，船航行不利的情况，提出扩张黄浦江右岸，建一新黄埔滩，新黄埔滩即位于今天的浦东地区。虽然孙中山当年的构想与今天的不尽一致，但浦东的未来发展已包含在他宏伟的蓝图上。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港回到了人民手中，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上世纪70年代大建港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建设，使上海港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港在上海市政府和交通部支持下，在黄浦江内新建了张华浜、军工路、共青、朱家门、龙吴等5个港区，在长江口南岸建了宝山、罗泾和外高桥港区。此外，宝钢集团、石洞口电厂、外高桥电厂等也各自建了专用码头，上海港吞吐能力不断扩大，对上海市的建设和长江流域以及全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1995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决策。2005年12月10日，洋山深水港区一期工程建成投产，洋山保税港区同时启用，标志着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和发展，上海港已成为一个综合性、多功能、现代化5的大型主枢纽港，并跻身于世界大港之列。据相关资料显示，2010年上海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905万标准箱，超过新加坡港50万标准箱左右，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枢纽港”重要标志的集装箱中转比例达37.7%；货物吞吐量完成6.5亿吨左右，货物、集装箱吞吐量均位居世界第一。孙中山早年一直被人称为“孙大炮”，以当年人们的眼光，建设东方大港的设想确有不可想象之处。然而，站在当今上海港发展的水平上，再来看孙中山的这些“大炮”，我们或许应该为孙中山的远见卓识而叹服。（二）构建内地枢纽——武汉沿长江入海口溯流而上，第一个特大型城市是武汉。在《建国方略》中他这样描述道：“武汉者，指武昌、汉阳、汉口三市而言。此点实吾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点，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三市居民数过百万，如其稍有改进，则二三倍之，决非难事。现在汉阳已有中国最大之铁厂，而汉口亦有多数新式工业，武昌则有大纱厂。而此外，汉口更为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又为中国茶之大市场。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及河南、陕西、甘肃三省之各一部，均恃汉口以为与世界交通唯一之港。至于中国铁路既经开发之日，则武汉将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3]294孙中山著《实业计划》的初衷，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改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