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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网首页|论坛|人文社区|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院邮箱：mail.cass.org.cn|2016年8月3日星期三首页马研学部马研院简介当代中国研究所简介研究人员人才培养课题研究通知公告图片轮显首发文章经典语录著作推荐著名专家学者成果快递马克思主义大讲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与当代中国经典导读科学无神论理论动态热点评论思想争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与党建马研院创新工程信息马研院内部信息发布有问必答国情调研人物故事期刊与年鉴讲坛与论坛研究中心ENGLISH站内搜索我的位置首页经典导读孙奎霞：论梁赞诺夫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整理和传播的理论贡献兼谈梁赞诺夫和迈尔的争论Pclass=acontentlistB/B/PPclass=list1SPANlang=EN-USo:p /o:p/SPAN/P梁赞诺夫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首任也是唯一一任院长，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一版(MEGA1)和俄文一版的主编，在主持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全面收集、甄选、整理、编辑和出版工作中，梁赞诺夫把《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从老鼠牙齿的批判中解救出来，使其重见天日，并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一篇重要的文献。然而梁赞诺夫做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新消息》的报告却引起了他与首部《恩格斯传》的作者古斯塔夫·迈尔(笔者注：又译为古斯达夫·梅尔或者古斯塔夫·迈耶尔)之间的关于“发现”的学术争论，本文试图通过解析这场争论来论述梁赞诺夫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整理、编辑和传播的理论贡献。一、梁赞诺夫与迈尔的争论十月革命后苏联开始运用国家的资源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1921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莫斯科成立，梁赞诺夫任院长。列宁非常关心和支持梁赞诺夫的工作，仅1921年他就给梁赞诺夫写了四封信，这四封信中包含支持建立研究院、研究院的工作方向和寻找收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等内容。在列宁的支持下梁赞诺夫从苏联政府获得了购买、复制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资金。于是1921年夏梁赞诺夫来到了柏林，开始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全面收集工作。据《伟大的遗产》记载，经过艰难的谈判，1923年秋天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人签订了使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协议，作为早期的成果梁赞诺夫从柏林运回了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在内的七千页照相复制品。在这之后又经过几年曲折的谈判，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才与文献遗产的保管人伯恩斯坦(此时倍倍尔已经去世)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代表布劳恩、吉尔弗丁格签署了协议，在这个协议中伯恩斯坦放弃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书信的所有权利，授予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翻拍和出版所有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权利，为此支付给伯恩斯坦4200帝国马克作为补偿。梁赞诺夫是第一位实际着手系统审阅、整理、编制目录、描述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工人运动领导人的所有文献遗产的第一人。他理所应该获得我们的敬重和感谢。但是时至今日，西方学术界在论及梁赞诺夫对收集和整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贡献时，依然使用充满贬损之意的“发现”一词，认为梁赞诺夫夸大了自己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贡献。西方学者的观点根源于梁赞诺夫与迈尔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之“发现”的学术之争。这场争论起因于，梁赞诺夫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做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新消息》的报告，在报告中梁赞诺夫质疑了迈尔的学术能力和学术规范。他认为迈尔不具有理解作为一种哲学和革命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因为其不能很好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所以迈尔在他的《恩格斯传》中只能把恩格斯描述为一个善良的德国人，而不是一个哲学家和革命者。梁赞诺夫还认为迈尔有意隐瞒文献来源，对他的写作规范和材料来源问题提出了批评。除此之外梁赞诺夫也肯定了迈尔的贡献，指出他的著作有可取之处，提供一些新的东西。迈尔写了一篇文章《＜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发现”》来反驳梁赞诺夫，在这篇文章中迈尔简短地回应梁赞诺夫对其学术能力和学术规范的质疑，用两个说明来证实自己没有隐瞒文献的来源：第一个说明来源于《恩格斯传》的恩格斯早期著作这一节的403页；第二个说明来源于这本书第十章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说明。在这两段不长的原文中，迈尔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部分手稿的来源和出版情况做了说明，并对手稿的内容做了简要介绍。所以梁赞诺夫对迈尔学术品格和学术规范的评价不完全正确。迈尔简短的回应了梁赞诺夫的质疑后，就把争论的焦点聚焦到梁赞诺夫是否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发现者”这一问题上。他认为梁赞诺夫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发现”是想象，根本不存在，因为“他根本用不着为‘发现＇《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作这次旅行。我们真心地对他完成了全书的印刷(尽管暂时还不是以原文语言)表示赞许，但是人们根本用不着去发现那从来没有丢失的东西。”在马克思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已经有了关于此手稿的记录，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重述了马克思的观点，因而读过这两篇序言的人都应该知道手稿的存在。恩格斯去世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委托伯恩斯坦和倍倍尔保管，因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既知道《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存在也知道去哪里能找到它。所以梁赞诺夫所谓《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的“发现”是想象，手稿始终存在并没有丢失，无需去“发现”它。这一问题也成为两人争论的核心问题。从以上阐述中，可以知道这场争论是因为梁赞诺夫在1923年的报告中质疑迈尔的学术能力和学术规范而引起，争论的核心是梁赞诺夫本人是否夸大了自己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贡献。《社会主义文库》的主编也是德国法兰克福社会主义研究所的首任所长格律恩贝格不想《社会主义文库》成为双方论战的阵地，他尊重迈尔发言的权利并在《社会主义文库》中发表了他的反驳文章《＜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发现”》后，运用主编的权利强制停止了这场争论。因此我们看不到梁赞诺夫对于迈尔质疑的直接回应，梁赞诺夫也失去了为自己辩解反驳的机会。对上述背景缺乏了解的学者，往往认为梁赞诺夫默认了迈尔的观点，他夸大了自己的贡献。在这场争论被强制终止后，1930年梁赞诺夫遭遇政治劫难，他被开除出党失去自由后被清洗。梁赞诺夫成为苏联学术界的禁忌，他的作品大部分被销毁。而苏联之外的学术界也得不到关于梁赞诺夫本人和他的学术研究的信息，所以迈尔的文章《＜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发现”》成为两人争论的结束。因为看不到梁赞诺夫的辩解，学术界往往以迈尔的文章为标准来评价梁赞诺夫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贡献。因而西方学者在论及梁赞诺夫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贡献时，往往用“发现”这个充满了讽刺与贬损之意的词来进行评价。其实梁赞诺夫在争论结束之后写了一篇题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史》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对迈尔质疑的另一种方式的回应与释疑。二、梁赞诺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发现者吗?梁赞诺夫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史》阐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创作完成到第一次以原文形式出版的历史过程，回答了古斯塔夫·迈尔关于“发现”的疑问。首先，《德意志形态》手稿是否存在?现在已知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曾经三次提及《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第一次是在《驳卡尔·格律恩》中，马克思自述要把一年前写的评论格律恩的文章送到《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发表，“这篇评论是对弗·恩格斯和我合写的‘德意志思想体系’(对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施蒂纳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和以各式各样的预言家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一书的补充”。马克思的这段自述有四层涵义：一著作的名称是《德意志思想体系》；二著作的作者是马克思恩格斯；三著作的内容是对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施蒂纳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和以各式各样的预言家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四著作已经写作完成。这是第一次公开提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它的基本信息。马克思在这篇文章所说的评论指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中的卡尔·格律恩：(1845年达姆斯塔德版)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这一部分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发表了，手稿的其他部分没有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不能全文发表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不能通过当时的书报检查令；第二个原因是很多出版商不愿意出版此书。这之后多次尝试出版《德意志形态》，但是都没有成功。在其后的马克思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和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都提及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对手稿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一部分是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旧稿中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所以旧稿对现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梁赞诺夫认为恩格斯重新看了一遍手稿依然错以为“手稿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如果通读已经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可以发现这样的批判是存在的。可见，由于年代久远，手稿几经辗转即使作者本人提供的关于手稿的一些信息也不全部正确。直到恩格斯去世《德意志意识形态》都一直都没有全文发表。虽然作者本人三次提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但是关于手稿的信息只有作者的自述，没有其他材料来佐证，因而它还是一个“概念性”手稿。梅林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841—1850》第二卷(即《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遗著选》第二卷)的第七部分中，专门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节来论述《德意志意识形态》。但是梅林在《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遗著选》中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说明和论述不完全正确，他应该没有整理过手稿。梅林应该是以他发现的马克思在1847年4月8日的《德意志布鲁塞尔人报》上的一篇声明为依据而做出声明和论述。梅林在这之后出版的《马克思传》中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评价也说明了这一问题，他没有经过论证就非常武断地得出马克思恩格斯不看重《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结论，认为与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晚期和同时期的著作相比，《德意志意识形态》既没有深刻的批判性，行文又冗长繁琐。从梅林的《马克思传》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完全正确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梅林虽然知道手稿，但是对手稿的归属和内容知之甚少。至于手稿的来源，梅林自称是在恩格斯遗稿中找到的手稿，伯恩斯坦证实了梅林的说法，他曾经把这篇手稿交给了梅林。可见虽然梅林对手稿的理解和认识有限，但是他确实见过手稿，所以梁赞诺夫关于梅林从未见过手稿的判断是不成立的。虽然梅林在《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遗著选》和《梅林传》中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说明和评价不完全正确，但是他的研究成果证实了手稿没有佚失。梅林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遗著选》的第二卷出版后，伯恩斯坦又在1903年出版《社会主义文献》时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至此，《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存在的客观依据已经具备：一是著作作者在其论著、自述文献、信件中的直接确认；二是手稿所处的时代的出版物提供了关于手稿的信息；三是手稿自身留下的文献信息。所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再是只有作者自述的“概念性”文稿，而是有充实的证据能证明其存在的文稿。其次，梁赞诺夫收集和整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依据与梅林相比，迈尔提供了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更准确和更详实的信息。梁赞诺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史》中积极评价了迈尔关于手稿的研究成果，显然与1923年的报告相比梁赞诺夫的态度发生了的变化，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梁赞诺夫终于客观事实；二是梁赞诺夫在1923年的报告中对迈尔学术能力和学术规范的质疑确实有不当之处。与梅林不同，迈尔把所有能收集到的无论是已经刊印还是未刊印的手稿进行了鉴别。他在1921年版的《社会学与社会政策文献》第47卷第三册中发表了部分手稿，并“把《莱比锡宗教会议》、《二、圣布鲁诺》和《三、圣麦克斯》的手稿当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著作的组成部分联系起来”。显然迈尔对手稿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