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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托宾詹姆·托宾（JamasTobin）简介：詹姆·托宾（JamasTobin1918-2002）是美国最杰出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这不仅指他已经拒绝参加轰轰烈烈的贷币主义运动，而且指他始终如一地坚持这样的观点：原始的凯恩斯主义收入决定理论能够被扩展和完善，并且总是用来处理八十年代的宏观经济。他对贷币需求利息弹性的开创性理论研究、他对消费和储蓄的经验研究、他对金融变量对支出决策效应的分析、他为把贷币和经济周期结合到经济增长模型中的所做的努力、他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贷币主义理论架构的尖锐批评（参阅Friedman,M.），以及他为维护需求管理而对新古典宏观经济的消极结论的反驳（参阅Lucas,Jr,R.E.;Sa-rgent,T.J.），为他赢得了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获得过许多别的荣誉：1955年美国经济协会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1958年任经济计量学会的会长、1971年任美国经济协会的会长，他还从五所美国的和欧洲的大学获得荣誉学位。托宾1919年出生于伊利诺斯州的尚佩恩，并分别在1939年、1940年和1947年从哈佛大学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他在1945年开始在哈佛大学任教，但是在1947年前往耶鲁大学，并在那里做为经济学教授留任至今，其间曾在1961--1962年间做为肯尼迪总统的经顾问委员会成员在华盛顿呆过一年，和在1972--1973年间做为内罗毕发展研究院的访问教授在肯尼亚的内罗毕工作过一年。他在华盛顿的经历导致了一本演讲集《国民经济政策》（耶鲁大学出版社，1966年）的产生。除了最近的另一部演讲集《资产积累与经济活动》（巴兹尔·布莱克韦尔图书公司，1980年）之外，他的所有产出都以文章的形式登在专业杂志上。这些论文收集在他的《经济学论文选：宏观经济学》（马卡姆图书公司，1971年；北荷兰出版社，1974年），《十年来的新经济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4年）、《经济学论文选：消费与经济计量学》（北荷兰出版社，1975年）和《经济学论文选：理论与政策》（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托宾的著作的核心一直是资产持有概念。公众可以持有贷币、债券、或股票形式的资本。在绝大多数的宏观经济模型中，根据债券和股票在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中是完全的替代品、从而能被当成等价物的假设，这三次资产都被减成两个，比如说，在凯恩勘的《一般理论》中被减为贷币与债券。托宾否定了这个假设，并得出这样的结论：贷币政策对实际产出和收入的效应，不能仅仅通过察看利息率来加以判断；因为贷币扩张或收缩的最终判断标准不是利息率，而是财富所有者们为了吸收现存的债券存量并将它们分摊到他们的资产组合中所必须要求的收益率。更一般地说，需求扩张或紧缩的最终测度是企业目前在股票市场上标价的股票和债务与这些企业在当前价格上的资产重置成本之间的关系，托宾把这两个综合量的比率称作q。q发生变化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金融部门中的变化改变了投资者们为持有产权资本所必需的收益，但也同样可能是由于由任何原因引起的投资者的预期变动。托宾的《贷币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法》（载于《贷币、信贷与银行杂志》，1969年2月）综合了他论金融流量的所有早期作品，在这篇文章中，他断言：金融部门中的事件影响总需求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改变q。贷币政策能够导致这样一种变动，但是对贷币、债券或股票的资产偏好中的变化也能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贷币政策仅仅是改变通贷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因素之一，并且它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因素。这基本上就是他对贷币主义的回答。在一篇经典的论文《做为趋向风险行为的流动性偏好》（《经济研究评论》，1958年2月）中，托宾提出，投资者们用投资收益的平均值与投资收益的方差进行交替。金融资产的收益国依赖于利息率，而资本得益或损失则依赖于资产价格的变化。因此，这些收益完全可以用由利息率给定的平均收益和由资本得益和投资概率给定的这些收益的方差来说明。自1958年以来，托宾大体上在所有的论文中都把资产组合平衡概念应用于贷币和资产的需求，这已逐渐加入被称作金融理论的经济学分支的发展（参阅Modigliami,F.）。政府债务与债务管理、商业银行经济学、以及刺激经济增长的主动政策，一直是托宾感兴趣的其他领域。尽管是弗里德曼的贷币问题分析的主要反对者，但是托宾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已将他引向支持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形式的有保证的最低年收入建议。托宾也对应用经济计量学做出过若干技术性贡献，发明了一种在他之后以托宾分析著称的方法，该方法可用来估计包含对用概率项表示的因变量进行解释的统计关系式，诸如被雇用的概率、迁移的概率等等。2002年3月12日，美国耶鲁大学宣布，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经济顾问、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于11日去世，享年84岁。托宾退休前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从事教学生涯长达50年之久，成绩卓著，对经济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将研究重点放在经济政策对老百姓的生活会产生的影响上面。托宾的学生、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在一份声明中说：“吉姆（詹姆斯的呢称）·托宾在他那个年代的经济学家中是最富有才华的一位。我们当中有幸师从托宾的人都一致同意，他是我们最伟大的老师”。耶鲁大学方面没有提供有关托宾去世的详细情况。托宾早期的研究为凯恩斯主义的整体经济学说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最终发展成为当代的投资组合选择和资产定价理论。1960年，托宾的著作引起了当选总统约翰·Ｆ·肯尼迪的注意。1961年到1962年间，他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中任职。1981年，托宾的“投资组合理论”使他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理论用他自己的语言概括起来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不要将你的鸡蛋全都放在一只篮子里”。托宾于1988年正式退休，但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工作，撰写了大量论文和专著，其中包括1996年的《充分就业和增长》和1997年的《货币、信用和资产》等等。诺贝尔奖得主托宾简介获奖年度1981年演讲日期1985年4月30日出生日期1918年3月5日学历1939哈佛大学学士1940哈佛大学硕士哈佛大学博士经历1946年～1950年哈佛大学初级研究员1950年～1955年耶鲁大学经济学副教授1955年～1957年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1957年～耶鲁大学史特林经济学教授重要著作《美国企业准则》，与哈里斯等合著《国家经济政策》《经济学论文集：总体经济学》《十年后的新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论文集：消费与计量经济学》（摘自《诺贝尔之路》）附：托宾自述我的诺贝尔之路2001年08月09日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长大之后的志愿是当经济学家或教授，我想这样的小孩大概很稀罕。我生长于一个大学城，念的是大学的附设中学，我的同窗好友大多数是大学教授或员工的子弟。我一直是成绩特优的学生，拿A是家常便饭。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我真的从未想过以学术研究为生。我原来很喜欢新闻记者的工作，那正是家父的职业；我从6岁开始，就自行编制报纸。我也曾想过念法律，因为我喜欢争辩讨论，而且我在十多岁时就对政治着迷。当时我应该知道大学里有经济学这门课，但究竟内容为何，我则一无所悉。当然，有关经济的课题，经常会出现在中学的历史课与公民课里头。因此我认为经济学将会是日后自己在大学所选修社会科学之中的一个学科，可能是修习法律课程前先修的部分课程吧。意外的奖学金我无忧无虑地成长，也一直认定自己会在家乡上大学——伊利诺斯大学（UniversityofIllinois）。就在打算前往注册成为新鲜人的前一个月，我获得哈佛大学提供的柯南特奖学金（ConantPrizeFellowship）。我应该对此稍作解释。家父好学多闻，喜欢阅读各类书籍，是香潘（Champaign）地区公立图书馆借书最多的人。他在《纽约时报》上看到，哈佛提供中西部五个州每州两名的新生奖学金。当时哈佛的校长柯南特（JamesBryantConant）希望此举能够扩大哈佛学生在地缘上与社会阶层上的涵盖面。反正申请一下也不会有任何损失，我就接受家父的建议提出申请。事实上，伊利诺斯大学附设高中也并未为我通过哈佛奖学金考试而刻意作任何准备。附设中学每年毕业的学生大约是三十到三十五人，但目前已出了三位诺贝尔奖得主，而且在我的破冰之举后，后来又有多人获得全国性的奖学金。所以说，柯南特、家父以及附设中学改变了我的一生。伊利诺斯大学一直都是很好的学校。但我很怀疑，假如我在该校就读，是否会走进经济学的世界？而哈佛，基于下列几个原因，的确促成了我进入经济学的领域。当时，哈佛已经是北美首屈一指的经济学研究中心，能够与之匹敌的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及芝加哥大学。教授不管是资深还是资浅，都属一时之选。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就遇到了两位在经济学界的重要人物，一位是里昂惕夫，当时已任教职，另一位是萨缪尔森，他是担任初级研究员的研究生，毋需正式修课。在30年代，哈佛资深教授阵容中，熊彼特可说是诺贝尔奖的必然人选，汉森、钱伯霖以及哈伯勒也不遗多让。哈伯勒至今仍甚活跃，未来应还有获奖机会。哈佛大学吸引了资质相当优秀的研究生，而这批杰出的学生未来继续从事学术生涯，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初到哈佛时，打算主修社会科学中的一科或是数学。到大一结束，我已偏向主修经济学，但却还没有修过任何经济学的课程。因为在当时，即使是经济学原理那种入门课程，也被视为对大一学生还太过艰深。因此，在大二，即18岁那年，我才开始经济学原理的课程，老师波拉德（SpencerPollard）是专攻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生。初生之犊波拉德同时也是我的导师。哈佛大学部的学生，除了修习四门课之外，也要和导师定期会面，经常是一对一的性质。一般来说，导师是与学生住处邻近的教授或研究所学生。导师制并不是为学生分级，基本上系参考牛津与剑桥的在家指导学习制度（housesystem）。波拉德当时建议，我们把讨论课题全心投入“这本来自英格兰的新书”。他刚从英国回来，知道该书在正式出版之前，已经引起很大的震动，因此推断该书势将成为一本重要著作。那本书正是在1936年出版、由凯恩斯撰写的《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波拉德并不拘泥于学术成规，他毫不在意我当时只不过刚修习经济学原理。而我也实在太年轻，总认为老师无所不知，也不了解自己的底子根本不足以研读这本书。所以我开始阅读，并且一路和波拉德讨论念过的章节，从初次接触《通论》开始，我就被经济学迷住了。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一样，我之所以会被这门学科吸引，不外两个原因。其一，经济理论是一项迷人的知性挑战，与数学或奕棋相似。我非常喜欢分析与逻辑论证，由小学到大学阶段，代数可能是最令我眼界大开的科目。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透过经济学的研究，显然可以对经济大恐慌及其为全球政治走势所造成的可怕影响有所了解，甚至可能提出解决之道。我个人并未身受经济大恐慌之害，但透过我的双亲，我能深入感受到当时政治与经济面的各项问题。家父系一位学识丰富、心思细密的自由派人士，家母则是社会工作者，她的一辈子几乎都在处理失业与贫穷的个案。就我个人的观察，对我们这一代经济学者而言，第二项因素在引发学习兴趣与献身决心上影响更为重大，这是和后来的经济学者不同之处。他们所以被这门学科所吸引，绝大部分是因为经济问题的解答，能让他们发挥处理数量化问题的专长。由于有了凯恩斯，经济学让我充分领略两个世界的极致。我着迷于凯恩斯理论和正统古典经济学家的抗衡，他对普遍笼罩着的错误作全面颠覆，进行鼓舞年轻人的经济学圣战。真理得彰之后，我们得以获得自由，也同时可以达成充分就业。我早已是新政（NewDeal）的热诚信徒，对萧条、失业与贫穷极为关注。按照凯恩斯理论，罗斯福总统采取的美元贬值以及政府赤字支出政策，在经济学上都是正确的作法。凯恩斯的震撼怀着一腔热诚，再加上没有过去理论的包袱，我比哈佛的许多前辈，更早也更深入地接触凯恩斯的新著。凯恩斯是后来所谓“宏观经济学”的启建者，当时和他共事的年轻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曾以“整体的产出理论”来形容凯恩斯的理论，这实在是相当贴切的用语。与这种理论恰好形成对比的，是针对特定市场或部门的产出与价格理论，也就是目前通称的“微观经济学”。当时专攻经济学的学生在修过经济学原理后，最主要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