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心理的形成及事故创伤的心理干预

1安全心理的形成及事故创伤的心理干预【摘要】文章指出了安全心理和煤矿安全生产的关系,分析了安全心理各要素对安全生产的影响,论述了人们心理活动与安全工作的客观规律,揭示了运用安全心理学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的途径和方法，并且阐述了事故创伤的心理干预及政府对突发事件的迅速积极响应，提供权威支持和对心理应急干预的组织与协调；更体现为心理重建过程中所提供的政策支持与社会动员。【关键词】矿工安全心理突发事件心理干预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党和政府实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发展纲领以来,安全逐渐成为生产过程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是我国随着一部分民营企业的崛起,中小企业的壮大,新的安全问题凸现出来。我们从媒体上可以看见各种事故的报道,可以说是伤亡巨大、损失惨重。虽然因素很多,但和人的安全心理密切相关。现代煤矿安全管理是一项综合的、以人为中心的科学管理,是煤炭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反映了煤矿的综合素质。煤矿安全决定于人的安全行为和物的安全环境,而人的安全行为与人的安全心理密切相关。换句话说,煤矿安全管理,主要是对人、设备和矿井自然环境的安全防护管理。其中,对人的管理是核心。因为人的因素是主导,管理因素是关键,物的因素是基础,环境因素是条件。在安全生产的管理工作中,应由事后追查为主转变为事前预防为主。按照人的心理规律和客观规律制定安全预防措施,引入和运用心理科学这个手段更好的为煤矿安全管理服务,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安全管理体系。人的知觉在安全生产中的运用。人的知觉在安全防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为人的知觉对客观事物属性的认知程度如何,对人的行为有直接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矿工在井下作业,要做到高效和安全,主要是通过对井下一系列复杂事物和特殊环境的感知、记忆、理解,达到人与性格、事物与环境、生产与安全的适应和协调。只有清晰地感知到井下的客观环境,才能为排除不安全隐患奠定认识基础。同时,只有矿工知觉出不安全隐患才能在行为上、技术上做到预防,及时消除不安全隐患,实现安全生产。我们要按照感知规律来认识和观察井下环境,具体运用知觉的方法有:1运用强度性,增强刺激感。被知觉的事物必须要有一定的强度才能达到知觉的清晰。一般来说强烈刺激容易被知觉,微弱刺激容易被忽略。在井下安全管理中,适当运用知觉对强度的敏感特征,多搞一些安全标志,搞一些相对强度如静与动、白与黑等,提示矿工注意,增强知觉效果。总之,煤矿安全管理应充分利用知觉对强度的反映规律,改进和完善矿井的安全标志,以此自觉提高矿工的安全警惕性。2运用对比性,增强印象感。为了突出不安全的隐患,引起员工对安全的重视,在管理中要自觉地运用不同事物的对比,以增强人的知觉印象。颜色不同的对比、形状不同的对比、声音不同的对比、环境不同的对比等都可以增强安全知觉印象,达到观察安全隐患的能力。3运用协同性,增强有效感。在安全教育过程中,要运用协同性原理,调动各种感官,参加知觉运动,使人的知觉达到更加有效的程度。据心理学家研究表明,听的东西只能记住15%,而看的东西则可以记住25%,所以,搞安全教育应做到形式多样化,达到耳听、眼看、手到,特别是对新设备的操作和新技术的掌握,要进行试操作以及岗前培训。安全行为中的动机激励。安全动机是推动矿工进行安全生产的内部动因,提醒员工时刻注意安全,让安全精力达到高度集中,使之成为一种定向力量。安全动机是符合安全生产要求的动机。真正把安全当作生产的第一需要,正确处理好安全与生产的矛盾。这就要求在生产操作的每个环节中,都必须执行好安全生产制度。从煤矿安全管理的角度来说,通过预测矿工的动机来提高矿工安全动机的素质,主要有以下两个途径:1强化目标的吸引力。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开展“百日安全生产整顿”、“无事故季”、“安全生产月”等活动。按工种不同提出不同的目标要求,如对机械类工种开展“安全运转1000天”活动,对个人开展“安全标兵”、“十佳安全2能手”、“安全红旗手”等评选活动。需要注意的是推行的目标一定要有强度,对员工要产生吸引力,使人产生积极的、强烈的反应和情感。2增强安全动机的外界压力。开展“安全家庭”、“安全帮教”活动,家属对矿工要做到“敲安全钟、吹安全风”、“亲友提安全希望”等,对矿工安全动机的形成有一定的促进效应。安全行为中的个性培养。安全管理是以具体的人作为对象的,因此,对员工个人特征的掌握,对员工性格特征的了解,是搞好安全工作的前提。从性格上看,煤矿工人憨厚朴实,不拘小节。煤矿生产中“愣头青”发生的惨祸比例也很高。从心理过程、特征和状态看,普遍存在侥幸、麻痹心理,这是安全生产的大敌。矿工有不同的个性,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决不能凭想象去改变矿工的个性。但是我们却有必要引导矿工去适应和服从煤矿安全生产这个总目标,在安全管理上应发挥人的个性。因此,需要做到以下三点:1根据矿工不同的性格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矿工的性格是多种多样的,在处理安全与人的关系问题上不能搞一刀切,在方法上要讲究,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性格、采取不同的方式,这样才能有效地发挥性格的作用,做好各项工作。2根据性格在社会倾向上的优劣,要把性格引导到有利于安全生产的轨道上来。这就要求管理者摸透每个矿工的性格,最好让工作岗位与性格协调起来。比如看守工、机车司机、电工等,最好安排沉着冷静的职工担任。3根据性格的相对性,我们的管理者要有耐心,因势利导,不要铸成大错。如对急躁和有冒险性格的人,不要简单的批评,要尽量安排他们干适合自己性格的工作。随时提醒他们遵守《安全规程》,以利于他们发挥热情和积极性。注重安全心理培训。我们常常提出希望通过培训来提高矿工的素质,但往往强调他们的思想素质、技术素质和身体素质,而忽视了他们的心理素质。虽然思想素质、技术素质、身体素质不可少,但它们都要受心理素质的制约,必须以心理素质作为共同基础。实践证明,在紧张、危险的工作环境中,心理素质强就会激发斗志、振奋精神、增强信心,员工的技术素质就会得到更好的发挥,处理好险情,保证安全生产。因此,我们必须对矿工开展好安全心理培训工作。矿工安全心理和安全态度的形成,不是自发产生的,可以说是一个自觉学习的过程。对矿工进行安全心理培训,就是要运用心理学这个手段,建立矿工安全心理模型,形成安全心理定势,提高安全心理容量,从而使员工在生产中能够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做出适应性的反应,用心理指导行为达到安全生产的目的。矿工安全心理培训是一个新内容、新任务。培训工作要采取逐步展开的方式,内容从简到繁,方式由易到难,做到经常化、渐进式、有计划、有步骤、有程序的进行。通过培训,使员工自觉地控制心理活动,指导好自己的工作行为,保障安全生产的正常进行。实现煤矿安全生产的关键是人的安全,人有心理活动,因此,在煤矿安全上运用心理学的原理,才能抓住安全生产的关键环节—人及其心理,才能使安全工作做到有预见性和主动性,提高安全管理水平,使安全管理更加条理化、系统化、科学化,从而真正把安全生产纳入科学的轨道。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事件，每个人的内心都会充满紧张和恐惧，当他们平常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惯常的支持系统不足以应对眼前的困境时，内心平衡被打破，出现暂时的思维与行为的紊乱，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心理危机。而心理援助则是适时地帮助处于危机状态下的人们调动自身潜能，来重新建立或恢复危机前的心理平衡，安全度过危机，又称危机干预。在重大灾难事件之后，心理援助所起到的缓解痛苦、调节情绪、调整社会关系等作用使其不仅为专业工作者所关注，也逐渐成为风险社会中灾后救助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个国家是否充满人文关怀精神的标志。缺乏心理援助的救灾是不完整的救灾，已是政府与社会的共识。对我国这样一个灾难与突发事件多发的国家而言，政府作为危机管理的主体，在心理援助中不仅应该有所作为，更承担不可或缺的责任。其主导作用体现在对危机干预的立法保障与公共教育；体现在对突发事件的迅速积极响应和对心理应急干预的组织与协调；更体现为心理重建过程中所提供的政策支持与社会动员！正面引导媒体：灾难事件必然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而媒体传播产生的效果跟媒体如何说有很大关系。研究表明，关于灾难肯定、正面的信息会增加灾难幸存者的生存动力，传递乐观精神，有助于疏导灾难带来的负性情感。那么，媒体不恰当的报道方式和角度，其造成的负面效果就可能被放大。比如，过于真实地报道和呈现灾难现场满地瓦砾、尸体遍横的惨烈景象3很可能对没有到过现场的人形成心理创伤。心理重建中的政策支持与社会动员：与重大灾难发生时的紧急应对和来自四面八方的热心支援相比，恢复重建的过程要沉默、冷清许多。尽管一波又一波的救援人员、志愿者退出灾区，但永远不能退出的是政府。重大灾难后的心理援助是一项专业、系统、长期的工程，远比房屋、道路等硬件设施的重建工作艰巨得多。即使是专业心理工作者也都清楚认识到，灾后心灵家园的重建，只有他们的决心和力量，远远不够。长期持续系统的心理援助需要国家层面的统筹，政府为心理恢复与重建提供的支持不可或缺的。美国官方灾后心理健康服务由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公共健康服务系统牵头主持。日本阪神大地震后，政府建立了心灵创伤治疗中心，同时设置心灵创伤治疗研究所，对心灵创伤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等进行调查研究。[9]除此之外，政府还应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作为：为灾难中的特殊群体提供政策支持灾难造成的创伤对诸如孤残儿童和老人、丧亲者等特殊群体的影响比普通人更大。数据显示，日本阪神大地震后的10年内，因孤独而死在临时住宅的老人达560人。人们对唐山地震发生时5岁以下的儿童所做的研究发现，他们更易发展出偏执、边缘、强迫、依赖、自恋等病态人格。这印证了心理治疗理论的观点，创伤发生的时间越早，对人毕生发展的影响越大。可见，对特殊创伤群体的心理恢复与重建，除了建立跟踪服务和治疗的渠道之外，还应从整体上关注其心理健康水平的发展与提高。其中，由于灾后心理问题更多地与灾民遇到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比如丧亲的孤儿会对未来的生活产生忧虑，孤寡老人会担心晚年生活无人赡养，那些无生育可能性的家庭是否可以为他们提供领养、认养、过继等服务……为避免已经受到的原生灾害因为某一环节的疏漏再次形成严重的次生灾害，对这些特殊群体心理恢复的关注，更需要政府在宏观层面上提供政策支持使其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获得重新生活的保障，同时也能增强心理修复的效果。汶川地震后，我国政府宏观层面的政策援助在多方位稳步推进。如对震灾中有子女死伤家庭将获生育政策照顾；在川高考招生指标增加2%……从长远来看，政府更应以此为契机，制定一些前瞻性的政策，使这些特殊创伤群体重获“安全感”，这才是应对灾后心理危机的治本之举。缺乏心理援助的救灾是不完整的救灾，已是当前政府与社会的共识。对我国这样一个灾难与突发事件多发的国家而言，灾后心理援助不仅仅只是专业工作者的事情，政府作为危机管理的主体，在心理援助中不仅应该有所作为，更承担不可或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