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介发展与技术进步

1金融中介发展与技术进步——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姚耀军1钱水土21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浙江·杭州3100182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浙江·杭州310018摘要：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新熊彼特增长模型，金融发展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从而推动长期经济增长。本文利用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对金融中介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基于对银行信贷决策自主性程度的考虑，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这个指标被用来度量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在控制了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专利保护水平及其证券化水平之后，本文发现，金融中介发展对技术进步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解释力。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金融中介发展；技术进步一、引言在AK模型框架下，金融发展可能通过三种途径促进长期经济增长(Pagano,1993)：其一是提升广义资本（含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知识）的边际生产率；其二是增加储蓄率；其三是增加储蓄投资转化率。途径一的机理又有多种形式，例如，金融发展能够使更多的储蓄用于生产效率高但流动性差的项目投资(Levine,1991)；金融市场分散风险从而鼓励企业采用更加专业化的技术(Saint-Paul,1992)；金融中介收集和处理信息，便利于资金流向社会回报更高的项目(Greenwood&Jovanovic,1990)。在AK模型中，技术知识作为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等一道被总括进广义资本之中，这种做法抹去了技术进步(创新)和资本积累之间本质上的区别。另外，AK模型假定生产活动总是有效率从而技术进步是自动发生的。与之相比较，新熊彼特增长模型沿袭了Schumpeter(1934)的思想，强调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认为技术进步来自于有目的的R&D活动，并通过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获得报酬。但在关于经济增长的新熊彼特增长模型中简单地引入金融因素未必就会使我们获得新的洞察力。不过如果考虑了代理成本，那么在新熊彼特增长模型框架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就显得十分重要了(Aghion&Howitt,1998)。在King&Levine(1993)的开创性研究中，他们对Aghion&Howitt(1992)所构建的一个新熊彼特增长模型进行了拓展，融合了两种熊彼特观点：第一是利润的动态变化决定了创新的动态变化；第二是由于金融机构对企业家所进行的风险性创新活动进行评估及其提供融资，因此金融机构对企业家的创新具有重要影响。在他们的模型中，金融机构在评估企业家所进行的风险性创新活动时是有耗费的，这属于代理成本。金融体系越发达，则这种代理成本越低（因为存在规模经济），进而将促进技术创新，推动长期经济增长。另外，通过抛弃效用是消费的线性函数这个假设，他们的研究也表明，金融体系的存在也使得创新活动的风险得到了分散，这也将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跟随King&Levine(1993)，基于新熊彼特增长模型框架并结合金融微观理论的进展，很多文献研究了金融中介对技术创新及其长期经济增长的意义。例如，delaFuente&Martin(1996)假设企业创新成功的概率取决企业家的努力程度，而努力程度只能以一定的成本不完全被外部人所监测。这种信息摩擦导致金融中介机构作为代理监督者出现。金融中介机构与企业家签订的合约通过激励和监督的结合，导致了企业家最优的努力程度。随着监督成本的降低，企业家能够获得更加优惠的贷款条件，从而产生更高水平的创新活动，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Blackburn&Hung(1998)得到了一个与delaFuente&Martin(1996)完全相同的结论，但在他们的模型中，企业研究与开2发的结果被假设为私人信息（只有企业可以直接观察到创新项目是否成功），从而这将导致道德风险问题，因为企业总是有激励声称项目失败以便不偿还贷款。与delaFuente&Martin(1996)相比较，在这里，不对称信息是关于项目结果而不是企业家的努力程度。在实证研究方面，Beck,etal.(1999)基于跨国数据发现，金融中介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的增长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其与资本积累的联系是微弱的。Nourzad(2002)基于跨国数据也发现，金融深化对TFP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Arestis,etal.(2006)发现，在OECD国家，金融发展促进了TFP的提升，但其促进作用在时间上是递减的，并且依赖于过去的效率状态。Rioja&Valev(2004)发现，金融中介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仅在发达国家中出现，在发展中国家，金融中介发展是通过促进资本积累而促进经济增长的。Tadesse(2007)基于跨国产业数据发现，产业技术进步与银行中介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联系，但股票市场对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是微弱的。Inklaar&Koetter(2008)基于欧洲产业数据发现，传统的金融发展总量指标与劳动生产率的联系是不显著的，而金融中介自身的效率（反映金融发展的质量）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同时经历了经济增长和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发展过程。近年来，关于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中国经验研究大量涌现1。然而在已有的中国经验研究中，多数文献所关注的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者间的总体相关性，而对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着墨甚少。韩廷春(2001)认为，与金融发展相比较，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才是中国长期增长的最关键因素，但他并没有研究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两者间的关联。张军、金煜(2005)进行了一个开拓性的研究，其结论是，中国金融中介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他们的研究中，非国有企业贷款余额与GDP之比这个指标被用来衡量金融深化水平，该指标的值是一个回归估计的残差2。构建该指标所涉及到的关键假设是，“国有企业贷款与GDP之比”与“国有企业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可以用一个固定效应模型模型描述。Guariglia&Poncet(2006)以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中贷款与财政拨款之比作为金融中介发展水平指标，得到了一个与张军、金煜(2005)相同的结论。本文尝试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金融中介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关系重新进行了检验。文章余下基本结构是：第二部分是对中国金融中介发展及其技术进步状况的概述；第三部分是实证分析；第四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二、中国的金融中介发展与技术进步：一个概述（一）金融中介发展中国金融改革的目标是把由政府管理的银行改造成独立的金融机构(Qian,1994;Lardy,1998)3，然而，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较，金融改革的步伐是迟缓的。中国银行业不良债权率较高然而又不能得到及时的冲消(刘明志，2001；余永定，2002)4，与之具有因果联系的是，国有银行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且其信贷配给效率一直未得到很大的改善(Cull&Xu,2000;Allen,etal.,2005)。如果在省级层面考察贷款总额与名义GDP之比这个指标与实际GDP水平或者实际GDP增长率的相关性，我们会发现存在一个负相关关系，见图1、25。对图1的一个解释是，中央政府把信贷作为一种降低省级经济发展差距的工具，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省份更容易获得银行信贷的支持(Park&Sehrt,2001)；对图2的一个解释是，中国的银行信贷投放并未促进有效率的投资项目的增长，反而让无效率的投资得以不断实现(张军，1如，Park&Sehrt(2001)，Aziz&Duenwald(2002)，Boyreau-Debray(2003)，Lu&Yao(2004)，Chen(2006)。2该方法可追溯到Aziz&Duenwald(2002)。3在各种金融制度安排中，银行的间接融资安排在中国是最为主要的制度安排。据IFC(2000)估计，2/3的金融资产集中于银行体系(尤其是国有银行)，银行为企业所提供的资金量是企业通过股市筹集资金量的6倍。4这导致货币化比率(M2/GDP)这个经常被用于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在中国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事实上早在2000年，该指标值已经超过146%，这不仅大大高于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显著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5实际GDP基于1997年物价水平计算。相关数据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金融年鉴》整理。32006)1。按照Show(1973)、McKinnon(1973)、King&Levine(1993)，在一个金融抑制的经济体中，金融中介的深化过程一般可以定义为银行的自主化，减少和消除指令性贷款，以及金融决策的市场化等体制改革的后果。对中国来说，由于相当部分贷款被政府指令或干预借贷给了那些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因此贷款总额与名义GDP之比这个指标并未真正体现金融发展的内涵(张军、金煜，2005)。2.02.53.03.54.04.50.00.51.01.52.02.53.0贷款总额与名义GDP之比实际GDP的自然对数图1贷款总额与名义GDP之比及其实际GDP的自然对数(2002-2006)05101520250.00.51.01.52.02.53.0贷款总额与名义GDP之比实际GDP增长率(%)图2贷款总额与名义GDP之比及其实际GDP增长率(2002-2006)基于对银行信贷决策的自主性程度的考虑，以非国有企业(私人部门)的贷款规模与GDP之比这样的指标来度量中国金融中介发展水平或许是一个更加合理的选择(Aziz&Duenwald,2002;Lu&Yao,2004;Liang,2005;张军、金煜，2005)。然而，这样的指标设计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官方统计资料并未按照授信客体的产权属性对贷款进行分类，因此指标构建面临数据获取问题2。考察银行贷款结构对于构建中国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具有启发意义。在中国，银1张军(2006)发现，中国银行信贷的70%贷给了国有企业部门，而国有企业部门大体上只能提供GDP的30%。2该指标设计可追溯到Beck,etal.(1999)，在该文献中，授信主体包括银行及其非银行金融机构。Aziz&Duenwald(2002)与张军、金煜(2005)利用回归模型获得指标的估计值；Lu&Yao(2004)、Liang(2005)并未对指4行贷款包括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委托及其信托类贷款、其他类贷款这四类。在这四类中，相对而言，银行在短期贷款决策上的自主性最强，在其余类型贷款决策上受到很多外部制约。例如，按照1998年实行的贷款指导性计划管理规定，商业银行能够提供多少固定资产贷款，要受中长期贷款占中长期存款的比例、固定资产贷款占贷款总量的比例等一系列指标的严格约束，中长期贷款投向也被要求与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一致。短期贷款又包括工业贷款、商业贷款、建筑业贷款、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三资企业贷款、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其他短期贷款这八类。按照林毅夫、李志赟（2003），在这八大类中，工业贷款、商业贷款、建筑业贷款这三类基本上属于“国有独资企业贷款”，而银行在国有企业贷款决策上明显受到政府的干预。为支持“三农”发展，银行在农业贷款决策上也受到政府的干预。乡镇企业贷款决策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在财政分权背景之下，为促进地方经济的增长，地方政府具有干预银行信贷的强烈动机(张军、金煜，2005）。总的来看，银行在三资企业贷款以及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上的决策具有更多的自由度，不过，三资企业长期以来在很多方面都享有超国民待遇，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银行在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上的决策自主性程度最高，进而，我们认为选择“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这个指标来衡量中国金融中介发展水平是比较合理的，该指标相对于那些借助于模型估计而构建的指标应该更加可靠。从整体来看，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在贷款总额中的份额由2002年的8.3‰上升到2007年的13.8‰，除在2005年有起伏外，各年间呈递增态势，年平均增速约为11.2%。讨论中国金融发展不能忽视区域差异问题(Liang,2005；张军、金煜，2005)。在2002-2007年，沿海地区在该指标上的平均值约为内陆地区的1.3倍1，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