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视角下对翻译的认识学术与译者的碰撞

-1-多元视角下对翻译的认识——学术与译者的碰撞摘要：从最初译者局限在“技”的经验层面，到语言学家提供了系统化的理论支撑，再到翻译理论家从言内深度和言外广度上加以拓宽研究，对翻译的认识呈现出多元角度下的若干解读。这些认识体现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其中既存在着语言学家与翻译理论家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分歧，又存在着译者与整个学术团体之间的摩擦与碰撞。关键词：翻译；认识；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译者RecognitionofTranslationfromDifferentPerspectives——ArgumentationbetweenAcademiaandTranslatorsAbstract:Inthefieldoftranslationstudies,translatorsonlyfocusonthepracticaltranslationtechniquesintheprimarystage.However,modernlinguistsconsiderthetechniquesasempiricismandputforwardseriesoftheoriestoreconsidertheessenceoftranslation.Influencedbybothlocutionaryandillocutionaryfactors,translationtheoristsextendtheresearchwiththeestablishmentoftranslatologyatthesametime.Asaresult,thephenomenonoftranslationhasbeenanalyzedfromdifferentperspectives,whichalsoshouldbediscussedinboththeoreticalandpracticallevels.Thusitisconcludedthattheargumentationexistsnotonlywithintheacademicgroupitself,butalsobetweenthetranslatorsandtheacademicgroupasawhole.KeyWords:translation;recognition;linguists;translationtheorists;translators如果说翻译是一项古老的活动，那么对翻译的思考似乎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它几乎是伴随着翻译活动的产生而产生的。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翻译的话题好像一直都是译者的事，但由于译者更多地将精力集中在实践上，在认识翻译时又往往会局限在“技”的层面，探讨最频繁的也往往是怎么译的问题。当历史的车轮驶入二十世纪，索绪尔的理论为语言学的深远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而突飞猛进的语言学又为翻译研究的系统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和语言工具。现代语言学对翻译最有意义的贡献，恐怕就是使得译者解除了前人在语言学上的种种假定和臆测的束缚。由于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一种既吸收了语言学的合理内核同时又借鉴了其他社会科学成果的新学科孕育而生，那就是翻译学。至此，译者、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这三方对翻译的认识呈现出多元视角下的若干解读，既存在着学术团体之间的内部交流和分歧，又存在着译者同整个学术团体之间的摩擦和碰撞。一、语言学家与翻译理论家（一）语言学视角翻译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冷落，处于历史的边缘。乔治·穆南曾指出，长期以来翻译得不到重视，打开西方主要国家的大百科全书，几乎见不到任何有关“翻译”的条目，几乎没有一行文字论及翻译及其历史与问题【1】。纵观中西方翻译研究的历史，无论是从古代中国的佛经翻译活动，还是近代严复的“信、达、雅”传统译论，再到早期西方的“语言学派”古典译论，主要重视的是原文的文学特征，热衷于讨论译者是该让读者向原文靠拢（直译）还是让原文向读者靠拢（意译）的问题，并且“大而笼统”的翻译研究难以摆脱纯经验主义。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语言学家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帮助翻译从尴尬的经验主-2-义研究中走出来，深化了对翻译的认识，并使之得以在科学的层面上进行探索和研究。卡特福德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的开篇中提出：“翻译是一项对语言进行操作的工作：即用一种语言的文本去替代另一种语言的文本的过程”【2】1。显然，他对翻译的定义是从纯语言学的角度出发的。在本书的第二章，他对这个定义又作了部分修正，明确写道：“翻译（Translation）的定义如下：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textualmaterial）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2】24。其实早在1953年，前苏联学者费道罗夫就明确提出了“等值”的概念，强调需要完全准确地表现出原文思想内容，并且在作用上、修辞上也同原文完全一致。此外，尤金·奈达也提出过在本质上具有相当一致性的“功能对等”思想。这些西方的翻译观念都在客观上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如张培基在《英汉翻译教程》中将翻译定义为“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又整体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3】。现代翻译理论的产生得益于迅猛发展的语言学。“当代翻译理论之父”尤金·奈达早年就曾师从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大学布龙菲尔德。另外，奈达在理论操作方面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也有关联。因此，可以这么说，早期的翻译理论都是从语言学内部营造出来的【4】。翻译学术界将卡特福德和早年的奈达（1964）视为“语言学派”，即所谓的“语言学派”也只是在语言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整体上还是隶属于独立的翻译学范畴。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的解读也导致了两大学术团体之间的矛盾，一方面翻译学正在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我完善和发展着，而另一方面语言学家却又极力抵制甚至反对这一局面的出现，他们坚持认为一切对翻译的认识都应当建立在纯语言的层面上来展开探讨【5】29。语言学家更加关注对语言本身的研究，因而提出了许多有关语言是如何运作的理论。他们同时也认为，翻译作为一种语言活动，就应当被视为语言学研究的一部分。因此，在他们的理念中，但凡翻译理论均脱胎于语言学理论的说法便成了极富逻辑性的推断。语言学的研究会告诉人们，语言会因人的地位高低、性别差异、年龄大小等因素而有所不同，这其实对于具体翻译策略的选择与采纳也是有所帮助的。但是，贝尔曾经指出，翻译理论家对当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还无法做到洞悉全貌的程度，并且对语言学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缺乏深入的了解【6】21。在“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学术问题上，语言学家更乐意接受翻译是一种“科学”或者至少是一种“有律可循”的纯语言活动，这都是因为语言学家总是竭尽所能地以一种客观的语言学视角去观察、研究和描述语言现象。与此同时，由于受到了翻译文艺批评理论、语言哲学和修辞学的影响，“翻译是艺术”的观念则是将“再创造”视为翻译活动当中最为核心的一个部分，而这又恰恰是语言学家最难以接受的。语言学家给出的解释是：“艺术”当中的“非科学化”的描述将不可避免地缺乏“客观性”。因此，语言学家往往对翻译理论家持一种嗤之以鼻的“敌视”的态度【6】4。当然，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并非停滞不前。为了克服较少关注言外因素的缺陷，后来的语言学家也逐渐发展出各种语言学分支，其中包括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符号学等。然而，翻译不仅仅是一种纯语言层面的活动，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实践。其中的若干翻译问题，如译者的主观因素、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移植、影响翻译的社会、政治因素等，在语言学层面上都难以展开系统和深入的分析，以至于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二）翻译学视角二十世纪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两大思潮是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由于受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自然科学辉煌成就的影响，社会科学在整体上出现了自觉向自然科学靠拢的趋势，力图以纯客观的态度来研究对象。但在另一方面，人本主义又在努力地抗争，力图维护社会科学所持有的人本性质。两大思潮的碰撞使得社会科学的许多具体科学从对客体性的单一强调走向主客体并重的过程。二十世纪语言学所走过的道路便很明显地显示出这种发展轨迹：从二十世纪把语言视为结构实体，因而注重描述静态语言系统的索绪尔语言学，到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对语言的客观特性与语言使用者的交际能力同时并重的功能主义语言的发展，便可以看到这一点【7】。翻译理论的发展也已经开始并且正在沿着这条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路子走。翻译学发展的趋势，是愈来愈全面地考虑与愈来愈严格地分析翻译过程中所有重要的因素（不仅仅是语言结构的因素，还有语言使用者的因素，尤其是社会文化的因素）及其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以便更加全面地解释翻译当中的种种现象，使自己具有比较成熟的学科特征。从翻译学的角度看，要进行翻译理论的系统探讨-3-与建设，就必须对“翻译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做出解答。而根据前面的探讨情况，我们可以首先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翻译是一项内涵十分丰富但又非纯语言层面的复杂的活动。法国文学翻译学者许均认为，对翻译的认识应该从“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和历史性”这五个方面入手，加以归纳【5】37。我们不妨简单地叙述一下以便进一步深化对翻译的认识。1、社会性翻译活动之所以有必要存在，这是由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之间的交流需要所决定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翻译活动始终是人类各民族、各文化交流的一种最主要的方式。当我们以历史的观点去考察翻译活动时，翻译的社会性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而实际上，翻译活动也时刻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介入、干预和制约。2、文化性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及其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当今语言学家与文化专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而翻译活动的文化本质也是翻译学着重探讨的课题。首先从翻译的功能看，其作用之一便是克服语言的障碍，达到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之间的精神沟通，而这种沟通主要是通过文化获得的。其次从翻译的过程看，翻译活动时刻受到文化语境的影响。再者，从翻译的实际操作层面看，由于文化与语言的特殊关系，在具体语言的转换中，任何一个译者都不能不考虑到文化的因素。3、符号转换性当我们考察翻译的符号转换性质时，我们对语言的定义是一种符号学的定义，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扩大对翻译认识的视野，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雅各布森所提出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与符际翻译”的区分依据。在以往的翻译研究中，特别是“语言学派”，对翻译在语言层面的转换最为关注，甚至语言学家干脆就认为翻译活动就是一种纯语言活动。经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这种严格限制的认识是片面的，但我们也承认翻译活动的具体转换也的确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4、创造性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翻译学在有关理论的指导下，从不同的途径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从翻译的历史作用、语言重建、文化发展等各个方面揭示出翻译具有创造的性质。从翻译的过程看，无论是理解还是阐释，都是一个参与原文创作的能动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消极的感应或复制过程。由于语言的转化，原作的语言结构在目的语中必须重建，原作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也必须在另一种语言所沉寂的文化土壤中重现构建。5、历史性首先，翻译活动不能不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加以考虑，我们由此才能更加清楚地看到翻译活动的形式和内涵都在不断地丰富着。其次，就翻译的可行性而言，人类的翻译能力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提高。过去无法翻译的，今天可以翻译；今天翻译有难度的，也许明天就能解决。再者，就具体的翻译作品而言，翻译的历史性表现在理解、表达与接收的整个过程中。中国第一次翻译理论研讨会于1987年在青岛召开，会上一批青年学者立志要完成中国翻译学（ChineseTranslatology）这项宏大的工程。在百花齐放的环境中也的确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翻译研究者，但是并没有出现划时代的强音，毕竟大多是在引进或者套用西方理论的作品。从“语言学派”、“交际学派”、“美国翻译研讨班学派”、“文学-文化学派”、“解构学派”以及“社会符号学派”的历史性的串联发展来看，整个翻译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在包容性地吸收和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因此我们尝试着从翻译学角度来认识翻译，即“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意义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