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德国人支持“华沙之跪”?战后初期,西德总理阿登纳声称,“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大多数德国人民与这种暴行无关。”战后十几年,德国人“集体失忆”,只将自己视为战争的受害者近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日期间,提醒日本首相安倍“正视历史是和解的前提”,说明“二战后德国能够幸运地被国际社会再度接受,是因为德国彻底与过去诀别”。默克尔在这里有意掩盖了一个事实:德国也是在经过了几十年的曲折后,才有了今天对纳粹历史较为彻底的反思。自1933年希特勒上台,纳粹统治二十余年。战后德国分裂,东德自居为反法西斯国家,没有历史包袱;西德则在法律上继承历史上的德国,须面对纳粹这一历史问题。战后初期,在美占区还有18%的德国人“认为一个独裁者的政府能够创造强大的国家”;33%的人相信“犹太人本就不应该享有同等权利”。此外,在47%的人看来,“纳粹主义是一件办坏了的好事情。”①因此,盟国确有必要在德国实行“非纳粹化”:解散纳粹组织,废除纳粹法律,逮捕纳粹罪犯。纽伦堡审判后,美、英、法三国又在各自占领区清查纳粹分子,涉及案件数百万起。但冷战爆发后,西方盟国急于建立一个稳固的德国,不愿再在非纳粹化问题上耗费精力。1947年11月,尚有64万人被定为“有严重罪行的人”,而在不断赦免后,至1948年5月,仅剩下2806名“死硬”纳粹分子待审了。②原本依照非纳粹化法令,1937年前参加纳粹的党徒一概不允许在政府、企业中任职。但事实上,为维持政府运作,大批纳粹分子被恢复岗位。以1950年的符腾堡—巴登州为例,其国务部有前纳粹分子936人,非纳粹分子249人;财政部有前纳粹分子1764人,非纳粹分子不过438人。③阿登纳总理府的国务秘书戈罗布克,当年参与起草了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1933年就加入纳粹,在希特勒政府中任职的库尔特·基辛格,甚至于1966年当上了西德总理。④随着西德建立,非纳粹化行动草草结束。阿登纳对历史问题采用“实用主义”方针,既承认纳粹犯下的罪行,给予犹太人赔偿,但又强调德国人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这使西德人在整个五十年代都没能反思历史,只谈论盟军对德国的轰炸、东部领土的丧失,以及数百万被驱逐的难民、战俘。“集体失忆”大行其道。西德人当时还极力反对“集体罪责”的说法,用阿登纳的话说,“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大多数德国人民与这种暴行无关。”纽伦堡审判现场60年代,西德人开始反省历史,但“华沙之跪”,仅获42%支持1959年,西德以全国中学毕业生为对象,做了一次关于历史学习的调查。调查发现,有57%的学生还没有讨论或学到纳粹历史,79%的学生没有讨论过魏玛共和国。⑤改变西德社会对纳粹历史沉默的,是60年代成为西欧潮流的学生运动。没有经历过二战的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他们想知道,父辈们当初为何支持希特勒上台,又默许大屠杀的进行。很简单,“这样一个问题,‘爸爸,在战争中您都做了什么’,揭开了老一辈人的伤疤,分裂了家庭”。如论者所说,“学生运动对纳粹历史的关注确实引发了重大改变……基本上改变了西德的政治与社会”。这种改变直接体现在历史教科书上,有关大屠杀的内容大幅增加。左翼的勃兰特出任总理后,更加积极地倡导“正视历史”,开始保护集中营等纳粹遗址,营建博物馆,组织纪念活动。1970年,勃兰特与波兰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随后他在华沙的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成为德国谢罪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然而当时的民调显示,只有42%的西德人觉得勃兰特的举动是适宜的,不少人指责他是“不要祖国的家伙”。⑥保守党的科尔上台,即改弦易张,主张解除德国与纳粹的捆绑,回归传统,使德国走向“正常化”,德国人不再因身份而羞愧。围绕这个论题,西德在1986年掀起一场所谓“历史学家之争”,并通过大众传媒,为公众所关注。这场争论最终以右翼史学家的失败而结束,奠定了西德人对纳粹历史的共识:“为了赎罪,有必要牢记”。⑦两德统一后,推行了更多反思历史的举措。如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的《反纳粹与反刑事罪法》;1995年,德国政府在柏林修建了“恐怖之地”战争纪念馆;2005年,柏林“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揭幕……纵观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前后变迁,固然与德国人的认知变化有关,但主要还在于政府基于外交政策的引导。西德建立之初,积极赔偿犹太人,是为了赢得周边国家的谅解;勃兰特在波兰下跪,则是为了实现西德与东欧国家的和解,从而被接纳进联合国。今天,德国已树立起勇于反省的形象,将沉重的历史包袱,转化为了现实的政治资产。奥斯维辛集中营站台上的挑选:分到右队意味着劳役,左队则被发往毒气室注释:①⑤⑦周显亮:《二战后初期德国西占区非纳粹化探析》,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②③吴琼:《战后西德对纳粹历史的反省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④景德祥:《二战后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曲折过程》,《学习月刊》,2005年第7期;⑥郭力:《华沙之跪》,《世界博览》,200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