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角度探析中国改革成功之谜

多角度探析中国改革成功之谜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休克疗法”即激进式改革是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捷径，也是惟一可行的选择。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自己的实际出发，突破了西方经济学家的狭隘视野，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正是在这种远远偏离了正统经济学教义的“不完全”改革过程中，中国经济以几乎全球最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市场化进程也非常显着。这个事实难以用主流经济学的原理加以说明，这种不一致的局面被英国剑桥大学的彼得·诺兰称为“中国之谜”.为破解“中国之谜”,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各种各样颇有见地的见解。对“中国之谜”诠释的主要观点进行解析，无疑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初始条件视角下对“中国之谜”的诠释（一）何谓“初始条件说”?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具有代表意义的转轨大国，在大致相同的体制背景下，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体制转轨之路。中国的巨大成功和俄罗斯所遭受的重大挫折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经常被用来证明渐进式改革优于激进式改革，但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吴永泰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中国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一系列有利的初始条件，而不能归因于渐进式改革方式。萨克斯和吴永泰1994年在《中国、东欧和前苏联经济改革中的结构要素》中明确提出，中国和前苏联、东欧是在非常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开始改革进程的。在改革初期，中国作为一个劳动力以农民为主的农业社会，面临的是在正常的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典型问题，即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高的工业部门转移的问题；而在前苏联，由于城市化和过度重工业化进程已完成，其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结构性调整，即减少低效率和受补贴工业部门的就业而增加高效率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新的就业机会。相比之下，正常的经济发展要比结构性调整来得容易.具体地说，中国和前苏联经济结构的差异主要有这样几点：（1）劳动力就业结构存在巨大差异。改革开始时，中国农业劳动力在就业结构中占71%,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国有部门的规模很小，1978年国有企业职工在就业劳动力中的比重只有18.6%.而在前苏联，40%以上的劳动力在工业部门，只有14%的劳动力分布在农业部门。国营部门中就业人数占绝对优势，1985年93%的劳动力在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农场）中就业。（2）社会保障覆盖面差异悬殊。中国的社会保障网络只覆盖了仅占总人口20%左右的国有部门职工，所以，中国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总支出占GNP的比重较小。而前苏联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内容广泛，其范围更是几乎涵盖全体劳动力。（3）经济的中央计划程度和中央控制水平差别较大。一是前苏联的经济计划范围广泛，涉及的商品约有25万种，而中国的计划仅包括1200种商品。二是前苏联的经济计划具有更大的强制性，中国经济计划管理则内在地具有“不紧不硬、讨价还价”的特征，中国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即使在计划经济处于巅峰状态时，中国农村仍然有大约3万个活跃的集市贸易市场。以上三个方面体现了中国的“落后”,恰恰因为落后而具有改革的“落后优势”.改革初期国有经济份额仅占不到30%,这就为非国有经济留下了发展空间；将近3/4的劳动力不受任何社会保障和预算硬约束的支配，一旦政策允许，便会由低收益的农业部门逐步地流入到新的经济部门中去，而且社会保障程度低意味着改革负担小；一定的市场基础，加之计划的松散性，为资源向传统体制下受压抑的非国有部门转移提供了可能。前苏联则不然，国有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广泛的社会福利保障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成为前苏联经济转轨的障碍因素，妨碍劳动力、资金和物资从旧体制中释放出来向非国有部门转移。总之，萨克斯和吴永泰认为，尽管渐进式改革方式有着根本的缺陷，但中国改革开始时具有一些有利的结构因素，它们充分弥补了渐进式战略的缺陷，中国经济和俄罗斯经济在改革后的绩效差异主要可用改革前的经济结构的差别来解释。上述有利的初始条件是中国所特有的，因此，中国的成功只是一种例外.（二）对“初始条件说”的评析客观地说，在改革起步时，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部环境等方面的确有着其他转轨国家所不具备的一些有利条件，这些有利条件无疑对渐进式改革的顺利推进起了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市场化改革的阻力，降低了改革的社会成本，提高了改革收益。但“初始条件说”在比较中国与前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的改革经历时，显然过分夸大了初始条件的作用。（1）不同国家在改革开始时会面临着不完全相同的初始条件，不同的初始条件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经济改革的进程和结果。但是，初始条件毕竟只是改革的一种外部环境，是外在的因素，它不可能完全决定改革的方向和进程，也不能决定改革的成败。因为改革是人们的一种自觉的行为，是充满生机、创造、选择的社会实践。我们知道，单纯的社会环境不能决定历史，历史是社会实践创造的，环境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改变。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生产时，曾鲜明指出，自然条件对劳动生产率有一定的影响，因而对能够提供多少剩余劳动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但决不能反过来说，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因为良好的自然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而绝不提供它的现实性。同样的道理，有利的初始条件只为改革的成功提供了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有利的初始条件并不必然导致改革的成功，不利的初始条件也不必然导致改革的失败。最终决定改革成败的还在于人们是否选择了正确的改革之路。当改革方式切合实际，即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改革的实践与社会的规律相协调时，改革就会成功；反之，就会失败。（2）初始条件的有利和不利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首先，中国是一个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的发展中大国，相对发达的工业与落后的异常庞大的农业同时并存，改革的任务是双重的，既要实现经济结构的工业化，又要实现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的调整成本必然相当大。从理论上讲，中国现在进行的转型要比其他已经工业化的计划经济国家的转型要困难得多；其次，中国经济落后、工业化程度低，既有有利于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转换的一面，又有不利于市场发育的一面。俄罗斯工业化程度高、固然结构调整的难度大，但工业基础好，人口文化素质高，意味着国民经济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竞争实力。只看到其中的一面，忽视另一面，只看到中国的独特性，而全然无视俄罗斯在文化、历史、自然、人力禀赋上的相对优势，是令人费解的；最后，有些看似有利的条件其实并不是中国的优势所在。例如，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中最重要、最艰难的环节。中国国有企业覆盖面狭窄、国有企业工人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低常常被当作是中国改革比俄罗斯容易的最有利证据。事实上，虽然中国国营工业在国民经济总值中的比重和国有企业工人在总就业人口中比重都比俄罗斯低，但由于中国人口多，中国工人的绝对人数也就更多。在前苏联有3500万产业工人，今日的俄罗斯有2300万产业工人，中国产业工人在1980年为4700万，1992年则达到1.02亿.照此说来，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是更容易，而是更艰难。总之，把初始条件看作是决定不同改革绩效的主要因素或决定性因素，实际上是回避了对改革过程的深入考察，并没有对中国改革提出的挑战作出真正的回答。正如张军博士所说“这些优势也许能更好地用于说明为什么中国选择了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是‘错误’的制度与政策时却未产生完全糟糕的后果，而不应该用它们来解释中国的改革为什么能成功以及用来替代中国改革方式对其经济成功的主要作用。”二、改革策略视角下对“中国之谜”的诠释（一）何谓“双轨制说”?诺顿和麦金农等经济学家反对萨克斯等人过分夸大结构因素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方式或改革策略仍是解释中国改革绩效的主要变量，是中国改革绩效优于俄罗斯的主要原因。诺顿1994年在《改革计划经济：中国独特吗？》一文中把中国改革方式的特点概括为九个方面，但就改革策略而言，他特别强调的是体制上的双轨制。根据诺顿的分析，中国经济改革中采用双轨制，原有的国家垄断有所放松，从而使新兴部门迅速进入，由此创造了竞争，竞争的压力反过来又必然使国有部门得到自我改善，结果双轨制的存在使中国的改革过程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在中国，同样有一部分学者对双轨制在中国改革中的作用给予高度重视，但因侧重点不同，便形成了“所有制双轨说”和“价格双轨说”两大理论。“所有制双轨说”又称为“增量改革说”、“体制外突破论”.樊纲认为，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实质是在旧体制因阻力较大还改不动的时候，先在其旁边或周围发展起新体制或新的经济成分（如市场定价机制、各种形式的非国有经济等等）,随着这部分经济成分的发展壮大、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和体制环境的不断改革，逐步改革旧体制。因此，双轨制过渡成为我国改革的一种基本方式。在众多领域的双轨制中，最重要、影响最重大、最深远的双轨制是所有制结构中的双轨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主要原因不在于国有经济部分的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而是由于非国有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与“所有制双轨说”不同，“价格双轨说”把着眼点放到了体制内改革上，认为中国的国有经济是改革后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所以，又被称为“体制内改革说”.张军指出，中国的双轨制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在中国实行的是一种配额约束下的价格双轨制。“体制外”改革成功的基础之一是能够在改革初期保持“体制内”（国有部门）的平稳过渡，如果没有“体制内”的平稳过渡，体制外一块（非国有部门）仅靠牺牲体制内一块获得发展，那么过渡初期就会出现“L型”增长曲线，即经济严重滑坡，因为国有经济比重大，由投入品流失造成的国有部门的生产下降会比非国有部门的增长更迅速。而中国的价格双轨制并没有破坏传统的计划分配体系，价格的自由化只是发生在生产的“计划外”部门。有了配额约束，非国有部门只能以市场价格来获得“计划外”的产出或投入品，而不能靠挖国有部门的墙角来发展，从而既维持了体制内的平稳增长，又推进了“计划外”的增长.（二）对“双轨制说”的评析从中国30多年的改革进程来看，双轨制被应用于改革的许多领域，先后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双轨制，如价格双轨制、外汇双轨制、劳动就业双轨制、所有制双轨制、社会保障双轨制等等。由此可见，“双轨制说”捕捉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重要的特征，为我们理解中国经济改革方式和解释改革的成功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观点有很大的片面性。无论是“所有制双轨说”还是“价格双轨说”,都仅仅是抓住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侧面，不足以反映改革的全貌和总体特征，也就不能真正说明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内在逻辑和根本原因。“所有制双轨说”的局限性在于：（1）中国的改革并不像该观点的持有者所认为的那样，主要是绕过国有部门的所谓“体制外”的改革。事实上，自1984年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以来，始终把国有企业的改革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来抓，为此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的国有经济体制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渐进式改革只是一种“体制外”改革而不涉及“体制内”问题，那么，这种改革根本不可能向前推进，更不可能获得成功。中国式渐进改革的突出特征是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突破相结合，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统一。（2）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其状况对改革的成败影响重大。虽然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使国有工业的产出占总产出的份额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减少，但是直至1992年之前，国有工业部门的产出仍占据了全国工业总产出的一半以上，虽然相比较而言，国有企业的效益下降，但是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改革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却是提高的。因此，在分析我国渐进改革时，完全抛开国有经济的作用或者对国有经济的作用持过于消极的评价，是没有道理的.（3）“体制外改革”理论不足以刻画中国经济改革中渐进式方式的独特性，因为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并存几乎是所有实行过渐进改革方式的国家所面临的共同特征。前苏联上世纪80年代的局部改革就典型地形成了一个“体制外部门”,但却没有获得计划外增长。如果说用“体制外改革”来解释中国的成功尚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却无法揭示前苏联的经历。（4）“所有制双轨说”更多地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