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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中我：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在1902年出版的《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提出“镜中人”这个概念，他认为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态度等等，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个人透过这面“镜子”认识和把握自己。“休眠”效果：霍夫兰等人在实验中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可信度信源的传播效果会出现衰减，而低可信度信源的传播效果则呈现上升趋势。也就是说，由高可信度信源或低可信度信源发出的信息，由于人们对信源的信任感不同，其说明效果可能会分别大于或小于信息内容本身的说服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信源与信息内容相联系的记忆会逐渐淡漠。这时，由信源居于主导地位的可信性效果趋于减弱或者消失，内容本身的说服力才能较为完全地发挥出来。这种现象，霍夫兰等人成为“休眠”效果。尽管“休眠”效果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证实，但它说明了一个重要道理：即新园的可信性对信息的短期效果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但从长期效果来说，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容本身。沉默的螺旋：1965年联邦德国议会选举中发生选民的“雪崩现象”引起了德国传播学者诺利－纽曼（诺依曼）的研究，她发现：对“周围意见环境的认知”所带来的压力，导致许多人最终改变了投票对象。在此基础上提出“沉默的螺旋”假说。（于1972年在其著作《重归大众传播的强力观》中首次提出的，1980年在《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社会的皮肤》中给予全面的概括。）主要内容是：第一，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第二，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也就是说，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使“优势”意见显得更加强大，这种强大反过来又迫使更多持不同意见者转向“沉默”。如此循环，形成了一个“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第三，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造舆论。议程设置功能假说提出：1968年，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就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民众的影响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在选民对当前重要问题的决断与大众传媒反复报道和强调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的对应关系。根据这种对应关系，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题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论文，正式提出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基本内容：传播媒介的效果和作用在于引起人们的注意力。大众传播只要对一些问题给予重视、集中报道，并忽视或掩盖对其他问题的报道，就能影响公众舆论。而人们则倾向于关注和思考大众传播媒介注意的那些问题，并按照大众传播给各个问题确定的重要性的次序，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大众传播通过调动受众的注意力来安排问题的轻重次序，从而间接达到影响舆论，左右人们观点和思路的目的。IPP指数：即“既有政治倾向指数”，1940年美国总统选举年，拉扎斯菲尔德等人为了考察大众传播的竞选宣传队选举结果的影响，进行了“伊里调查”，并对结果进行IPP指数分析，这个指数是根据当时美国政治力量的分布状况，以给予具备支持共和党倾向者较低得分，给予具备支持民主党背景的人较高得分的方法来计算的。根据结果提出了“政治既有倾向假说”：在人们就选举或其他政治问题作出决定之际，这种决定并不取决于一时的政治宣传和大众传播，而是基本上取决于他们迄今所持的政治倾向。IPP指数分别还导致了“选择性接触”等一系列理论假说的诞生。知沟：60年代，美国政府力图通过《芝麻街》电视片来缓解贫富儿童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状况，结果却被证明失败了。1970年传播学者蒂奇诺等人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理论假说：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传媒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主要内容：大众传播的信息传达活动无论是对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还是低者都会带来知识量的增加，但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获得信息和知识的速度大大快于后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的结果是两者之间的鸿沟不断变宽，差距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