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财经》杂志特约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美国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除了格林斯潘主导的货币政策的失败，还有美国人提前消费的理念。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方案，都无法实质解决美国在金融、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多重危机，美元弱势几成定局。社会保障危机可能使美国政府陷入技术意义上的破产。谢国忠指出，美国经济正面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要解决这一危机，需要作出非常大的牺牲。但是，政客们都没有说到点子上，还在许诺更多的甜头。他们要给什么呢？美元。多印钞票的结果是，痛楚在所有持有美元的人中传播，其中许多是外国人。当外国投资者意识到这点，开始抛售美元，而美元开始做自由落体的时候，这种游戏就玩不转了。他认为，美国陷入今天的困境，是因为花了太多的钱，这些钱比他们创造的财富还要多。不幸的是，两个政党都承诺将在医疗保健、教育、救助抵押贷款违约者和减税上投入更多资金，这与美国应该做的事背道而驰。不管是谁赢，要让经济回转都极为困难。谢国忠的观点是，美国已然居于债务泡沫之中，格林斯潘可能要为此负最大责任。在执掌美联储的18年间，他一直倾向于放松银根，对衍生品未能实施积极有力的监管，对次级债的猛增也手下留情。但是，如果不是美国家庭借贷心切，泡沫并不一定会产生。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超出所能地花钱呢？谢国忠认为，根源在于，大多数美国人，在面临日益加速的全球化时，都想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但是，自由贸易中是存在输家的。美国的经济增长得不够快，收入差距的拉大速度却很快。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428上升到2005年的0.469。基尼系数的陡增说明了，美国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都相对下降了。同时，谢国忠也指出，美国的医疗费用迅速上涨，已经超过了GDP的16%，比起25年前高出1倍。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又导致低收入人群比高收入人群的负担更为沉重。受到全球化和医疗费用的阻碍，一般的美国家庭要靠收入增长来提高生活水平，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美国人仍然相信生活水平应该永远在提高。房价被高估，没有关系，反正可以借债。正因如此，“人人都过得更好”这样的神话就有了支撑。谢国忠说，的确，泡沫的出现加速了经济增长，并使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为可能。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巨大的贸易逆差和不断积累的外债。这时“金融创新”出现了。通过多样化和套期保值等手段，“金融创新”使人们低估借债的风险，减少借贷融资需要的权益资本。当危机来临时，所有的事情都扯了进来，多样化在这个时候只是帮了倒忙，而套期保值在你真正需要的时候却不听使唤了。他还提醒，除了金融危机和医疗危机，一场社会保障危机也俨然将至。“婴儿潮”一代正要步入退休年龄。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现收现付型”，也就是说，一个人所做的贡献并没有被储蓄起来，而是花在了别人身上。估计这一体系的短缺在GDP的2-3倍。美国政府可能会陷入技术意义上的破产。下届政府必须为此采取行动。金融危机蔓延、医疗费用直线上升、社会保障体系濒临崩溃……面对这些紧迫、棘手的问题，谢国忠认为，奥巴马和麦凯恩提出的那一点方案里，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反而更为复杂。他举例说，在医疗方面，各候选人都试图通过政府支出来拓宽保险覆盖面，而不去尝试降低费用。虽然拓宽保险覆盖面能够促进社会公正，但是，也将使医疗危机在未来几年内更加复杂。美国的医疗成本在GDP中的占比每年以0.25%的幅度上升。两位候选人提出的计划将会加快这一趋势。如果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仍然这么快，美国经济是不可能复苏的。在社会保障方面，谢国忠说，共和党人主张私有化，民主党人则欲对高收入人群征税。二者都没有提及缩小受益面，而这才是惟一的出路。格林斯潘的角色西格尔批评的未能阻止这场抵押贷款证券危机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是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Reserve）的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他对这个政府中央银行的领导一直持续到2006年。在格林斯潘领导美联储期间，他的影响力非常之大，完全可以轻松制止美国的金融巨头持有过量的抵押贷款资产。然而，他却没有发现，这些机构在持有数量如此庞大的高风险股票时，却没有防范房地产市场崩溃的保护措施。“格林斯潘是历史上最有权势的中央银行行长，他可以获取所有的数据。”西格尔说。“他本来应该仔细看看摩根士丹利公司和花旗集团（Citigroup）的资产负债表的，那样，他就会惊呼：‘哦，我的天啊！他们根本没有防范风险的措施。’”西格尔谈到，联邦官员和经济学家之所以没有察觉21世纪危险丛生的经济风险，另一个理由在于所谓的“大稳健时期”（GreatModeration）。这个术语是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周期的波动性趋于缓和的事实，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基于服务的经济的崛起，对经济周期波动的缓和可谓居功至伟。西格尔谈到，1913年成立美国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ReserveBank）以后，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周期同样也曾趋于平缓，从而，成了造成股票投资者无视风险的一个因素，并最终导致了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和“大萧条”。西格尔在谈到现在的政策制订者时说：“人们总是在问：‘我们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再经历一次大衰退了？’”“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而风险溢价（RiskPremium）已经不会很高了。”但是，去年，这类风险就给了我们沉重的一击。对联邦政府的监管者来说，即使他们提早6个月采取措施，救助雷曼兄弟公司的行动依然会困难重重——该公司在与次级抵押贷款相关的资产上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巨额投资，这个有158年历史的金融机构的倒闭，给广大的金融市场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雷曼兄弟公司与大约95万笔交易有关联。结果，银行家们对任何种类的贷款都变得风声鹤唳、谨小慎微了，哪怕是面对那些没有任何信用污点历史的公司。“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问题西格尔谈到，基于以上理由，布什政府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AssetReliefProgram，TARP）的最初步骤就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鲍尔森领导的财政部决定购买问题银行的股权，他们认为，那些银行有了更多的资金，就可以更多地放贷了。但是，资金的增加并没有消除银行不愿放贷的心理，即使联邦基金利率已经大幅削减到接近零点的水平。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将这种情形称之为“流动性陷阱”（LiquidityTrap）。西格尔谈到，“‘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重大失误在于，它并没有弄清银行为什么不想放贷。联邦官员认为，银行惜贷是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可事实上，它们是对所有借贷人的偿付能力表示担心。”西格尔建议说，要想使政府的救助计划得到改善，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让资金接受者保证，它们会将联邦救助资金用于信用贷款。西格尔认为，货币政策未能起到刺激美国经济的作用。美国现在面临的情况，与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情况颇为相似，当时，日本的利率也接近于零，但并未使濒死的金融市场复苏。现在，对美国的政策制订者来说，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采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实施一个降低税收或者增加政府支出的刺激计划，或者实施既降低税收又增加政府支出的刺激计划。的确，这也是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参议员正在考虑的计划——至少支出8，250亿美元。西格尔说，政策制订者不应该担心赤字的影响，他还补充说，赤字的规模确实很庞大，但是，并不那么危险。在他90分钟的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西格尔以半开玩笑的口吻给未来的企业家们提出了某些建议。“开办一个新银行吧。”他说。“你们没有现在的银行所面临的问题，同时，联邦贷款利率已经接近零。人们对贷款的需求颇为旺盛，而你们不会受到来自私营市场的竞争。你们会从中大发利市的。”（鲁刚伟译）完！谢谢观赏，转载请注明出处！广州养生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