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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危机过后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启示“直到导致暴风雪的环境失衡得以纠正，灾难才能真正停止，这是基本的规律。”《TheDayAfterTomorrow》壹全新秩序下的金融服务新模式1贰全球力量向东方转移4叁传统银行模式的复兴7肆追求“零风险”监管10伍政府置身事内13陆前所未有的政府财政压力15柒从得以生存到可持续性发展18全新秩序下的主题和必要措施壹全新秩序下的金融服务新模式系统性问题需要系统化的解决方案。这场金融危机虽然发端于美国抵押贷款市场的一角，但是由于未对金融机构“贷款并证券化”这种近似直销的模式加以干预，而使次级贷款泡沫破裂的影响迅速蔓延到全球。发生在单个市场和机构的危机如今已经侵蚀到整个全球金融体系的根基。普华永道危机过后1信贷市场成为首先被吞没的市场，但随后就蔓延到所有依赖于低息贷款和高杠杆的资产类别，不仅导致独立的美国投资银行模式的消亡，还使从冰岛到匈牙利等众多国家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伸手寻求庇护。这充分揭示了全球金融市场相互关联的本质，以及解决危机前支撑投资流动的全球失衡问题的必要性。与战后的危机过后不同，此次危机后全球经济及金融市场将无法回复危机之前的模式。在世界经济逐渐偏离以美国为主导的进程中，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天平将向东方倾斜。新兴市场国家将日益影响贸易和投资模式，以反映其自身的自然资源要求，而金融体系也将随之调整。普华永道危机过后银行体系的性质也将同时改变。不可持续和过度杠杆化的结构将被更为简化和透明的金融模式所取代；在体现“传统银行模式”的复兴下，部分经济活动可能将受到限制。日益增加的监管以及银行业务需适应新的资本约束，这两个因素将促使这一模式的出现。目前，金融机构和欠债成瘾的西方消费者都在大举纠正过度杠杆化，他们已经认识到以往的消费水平现如今难以持续。在资本约束更加明显的环境下，银行体系将更加简化、透明，并将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资本、信贷和流动性的收缩已使金融体系的核心产生“货币真空”。金融机构和政府也曾试图从国库和主权财富基金投资者手中吸纳新资本以填补真空。目前，随着各国政府纷纷携手共度危机，提供流动资金和财政保证甚至持有银行的主要或控制性股份，这种危机管理的长期影响将是深远的。为了确保今后杜绝如此规模的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将寻求“零风险”监管，这不仅将对金融体系产生长期深远的影响，还将引发重大的利益冲突。所带来的结果将是，金融体系不仅在一个更加严格的新管制模式下运行，其中的风险和收益将会更低，而且所处的全球经济环境将与危机前的世界秩序截然不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曾说过,“当事实发生变化，我也将改变我的想法。”金融机构决不能仅停留在维持生存模式，而必须接受世界已经改变的现实，并在新环境下不断寻求可持续性的竞争战略。它们必须处理与政府方面利益相关方的关系，这对全球经济的复苏至关重要；而后者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并急需重塑市场对金融体系的信心。ഠഉઉઢڄ۴ኡყӁĂဪؘࠞڈ္ሡৼװؾჵظৰ֕ၝ္ۙᇴᄙဵ෮ؿ݉ူኮഊĐܞđ࣭ߏوܞLjوฆᄇज़൏ࢩެٲሶඟზ෮࣭ߏ۴அڭཌࢩؿ۫ᄥᄙဵڭཌࢩؿᇸକ္۫ᄥཌࢩዥቮᅏຈࡩ्ऺݴ฿ฆሹ݃ቀ֕ؿӛ္ሹ݃खᆷ൩ݞ௧ࡄֵฌᄙဵზܔሹ݃ቜවෳௗय़ࢾᆋናؿֈӁೇຈཝᅏؿሹ݃ԧሹၼઉഠഉॶ࣐ิ༖ԧሹໄӁڈຈᅏഝ0࣠ೖഠഉ࣭ߏࢩެቇࣱؿࠠዮ普华永道危机过后这七个方面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存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00TheshiftinglobalpowertowardstheEast普华永道危机过后4贰全球力量向东方转移这场金融危机使得西方金融机构的信誉和实力遭受严重破坏，从长期看，这将加快金融实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普华永道危机过后4在公众看来，一个出色的金融体系享有较高的信誉，它是可靠、稳定并受到良好监管的。然而过去的两年中，一些西方金融中心并未体现出这些特征。鉴于银行、监管机构、政府及其他金融机构需要利用世界范围内现有的流动资金，因此它们必须努力寻找一种可以恢复公众信任的途径。西方主要金融中心如想保持其在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就必须在短期内迅速恢复公众信任，这一点至关重要。这场金融危机不仅严重损害了西方金融投资者的实力，而且导致基于资金投向的资产泡沫发生爆裂，而这些投向是由于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环境下的宏观经济失衡而发生的。根本性失衡是金融体系不稳定的特征。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新兴市场，消费和储蓄模式都必须加以调整。西方国家需要少消费、多储蓄，而东方国家应该促进消费。经过根本性调整后所产生的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新模式将与过去以美国为中心的旧体系截然不同。在成功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客户和银行总是遵循传统的贸易路线。我们正在朝着一个可能绕过西方金融中心的多极世界转变。例如，一些东方国家为发展经济会把资金投向需要投资的领域。这意味着将在全球范围内增加地区性投资以及对自然资源的直接投资。金融机构必须适应这一新变化。全球金融业将朝着另一个体系转变，该体系以促进与贸易路线和自然资源相关的资金投向为基础。银行是资金转移的渠道，推动着资本流动。今后货币流动将追随自然资源。人们会更加关注其所拥有的资源，而不是通过金融创新所创造的产品。由于化解危机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曾经暂时远离大家关注焦点的可持续性发展将变得日益重要。当投资于自然资源时，如果这项投资的可持续性越强，从长期看这一投资的利润应越高。可持续性具有经济价值，如果可以加以衡量，其价值会使投资过程变得更有效率。鉴于可持续性符合今后普华永道5危机过后世界经济的运作方式，因此其重要性比危机前更加显著。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已认识到其在金融力量较量中的新位置，它们因此要求占有一席之地，并通过20国集团正在成为一个推动世界金融体系变革的重要组织。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机构将向实力有所削弱的西方银行的领导地位发起挑战。主权财富基金、中资银行、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国的私人股权以及房地产投资者，其重要性将继续增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非传统的市场参与者可能会为正在寻求减持银行业股份的西方政府提供一个出路，而且最终可能会通过购入方式成为国有化后西方银行的大股东或控股性股东。预期将有政治势力对这些投资加以抵制，但是经济因素将起主导作用。叁传统银行模式的复兴在当前世界新秩序下，银行体系将更加简化，对其采取的监管措施也会更为严格。影子金融体系的大部分领域将逐步解体，各家银行也将把综合业务银行作为未来发展的方向。至于那些曾经过度依赖于资本市场以获取流动资金，以及仅经营某些特定业务而非综合业务的银行，大部分已经消失。普华永道危机过后78去杠杆化的范围和程度尚不明确，但其重要性和影响无疑将超过当前推行的经济刺激计划。在经济繁荣期衍生工具的增长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彼此脱节。目前这种脱节效应将有所减弱。衍生工具不会消失，但其规模和数量可能会收缩，而且将与实体经济的规模更为一致。金融创新结构性产品的不当使用已导致巨大的财富损失。金融机构需要持毫不隐晦的客观态度衡量其各个业务的风险调整收益，并考虑从缺乏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产品和市场中退出。机构应根据其核心机制能力和预计的市场缺口重新调配和安排资本。在未来的三至五年中，如果银行在规模上难以成为目标市场的主导或难以实现其风险调整收益目标，那么银行将很可能退出这项业务。今后，这种“全新的传统银行模式”将更为简化、透明，并将增加风险规避程度。利润将有所降低，但风险调整收益不会等幅下降，因为业务组合的风险预测也同时降低。银行将对其所发放的贷款承担更大的责任，也将在为确保信贷质量而需实施的尽职调查中承担更多的责任。2008年备受瞩目的银行业危机使短期融资问题进入公众视野，之后短期流动性将不再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永不枯竭”的资源。危机前的债务扩张并未带来预期的流动性——其实效果恰恰相反。银行业务流程中中介角色的淡化使透明度有所降低，而投资者也没有认识到系统中所显示的流动性其实并不真实（就长远可用的情况而言）。流动性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不可能昨天流动性充足，而今天流动性就枯竭了。当信任和信心已经涣散而投资者要求退钱的时候，人们幡然醒悟，其实真正的流动性从一开始就没有形成。充足的流动性对全球经济运行至关重要，这是各国政府及其中央银行必须重视和妥善处理的一个重大的政策性问题。人们很可能会看到一个两个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逐步发展起来。金融体系更加两极分化是监管压力的不断增加普华永道危机过后的一个自然结果。两极的一边是在严格监管制度下经营的银行和投行，而另一边是监管力度相对宽松的行业，包括对冲基金、私募基金和房地产业等，虽然它们受到的监管相比过去将要严格很多。这场危机暴露了银行在风险定价、监管和管理方面的薄弱环节。银行为评估当前和未来风险而过度依赖基于历史数据的定量模型。今后，银行必须通过改进组织架构来增强风险管理理念，其中要把风险置于中心位置，并相应调整薪酬结构。评定薪酬的关键因素在于，当以低于能准确衡量风险的标准来确认业绩就会产生问题。确定红利金额时应充分考虑成本和风险分配的水平。鉴于首先采取行动的机构会承担潜在的竞争劣势，因此薪酬体制必须基于整个行业的层面上才能得到有效改善。普华永道危机过后肆追求“零风险”监管薪酬仅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而已。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为金融危机承担了巨大的成本，其根本目的是让“历史不再重演”。尽管西方金融机构已遭到众多指责，但是监管机构也应该为没有尽早采取措施而承担部分责任。监管制度中的根本缺陷已经暴露出来。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环境将发生重大的、实质性的变化。普华永道危机过后10认识到金融体系内彼此联系这一事实已使各国达成共识，即仅依靠单一国家的力量无法弥补这些监管上的漏洞。然而，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监管机构可能会出现各种利益冲突。考虑到国家之间的传统和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因此监管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一国自身的问题。同时，这还受到本国政治环境和自身发展规划的影响。然而，强有力领导下的跨境监管却是确保金融体系健康运行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各国监管机构已经展开合作，其中欧盟（EU）正在推动正式成立一个更有影响力的国际监管协会，作为解决当前困境的一条途径。在经济和政治力量正向新兴市场国家偏移的背景下，20国集团拟定了一份“监管改革行动计划”。虽然“监管协会”并不是首次提出，但是授予协会领导者以更大权力则丰富了这一概念。至少，应将监管协会的构想推向极致——选出强有力的领导者，并赋予其指导各国监管机构的权力。但是，直接监管对冲基金行业的前景不甚明朗，因为有些国家总是希望吸引投资管理业务。这样一来，将给机构有效管理该行业带来重重困难。监管机构将对更多在岸行业领域实施更大的监管力度。整体金融稳定将是各国政府关注的重点；任何可能影响金融稳定的因素都会以各种措施来加以控制，而且影子金融体系也将迅速萎缩。对于国家所支持的银行，政府将对这些银行的各项政策施加更大的影响，同时监管机构会对风险管理的框架、流程及薪酬政策的恰当性实施更为严格的审查。同时，资本充足率监管方面的漏洞必须加以解决。这次危机本身已揭示，如果没有强大的流动性支柱，新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II）将失去其监管作用。巴塞尔制度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此次也将会改变。危机前呈现的放宽监管资本界定的明显趋势将会彻底改变。资本的界定将更加严格，同时对监管资本的要求也会提高。普华永道危机过后1112我们今后不应再孤立地看待资本。各项规定必须考虑到流动性和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流动性问题变为资本问题的能力。它们在今后必须更快地行动。除了针对流动性风险制定更加规范的制度，未来的资本规则应逐步提高过度杠杆行为的成本并解决周期性问题，这也许可以通过规定银行在周期内保持更大的资本缓冲来实现。同时，政府需要考虑，若再次遇到类似规模的全球性危机，政府在维持稳定或提供资产价格支持方面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在应对尚未充分理解的极其复杂的系统问题时，政府不可避免地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除了不作为之外，政府进行不恰当干预的可能性也是非常高的。一些监管措施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