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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杜晓勤大历年间是盛唐诗风向中唐诗风演变的过渡期，而且这一时期诗歌的时代特征也比较明显，加上出现了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诗人群体，故而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近一百年来更产生了一批确有开拓的研究成果，使得大历诗歌研究整体上前进了一大步。一、大历诗风及十才子诗歌综论本世纪上半叶本世纪上半叶，人们对大历诗歌的探讨主要体现在一些文学史、诗歌史以及唐诗综论等著作中，而且大多比较肤浅、简括。如胡适《白话文学史》在论述大历诗人时只探讨了元结及其《箧中集》中诸诗人和顾况的诗作，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虽然也将大历、元和诗人放在一起论述，但较之胡适要细致和深入一些，他谓元结与后来的韩愈等人同属于“矫古的诗人”，将韦应物与后来的柳宗元、刘长卿、秦系等人划到一派，称之为“后期的田园诗人”，然后论述了“大历十才子的台阁体”。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对大历时期诗歌成就的评价似乎又稍高些，他说：“照老规矩是，一种文体，极盛之后，便难为继。但五七言诗体却出于这个常例之外。经过了开、天的黄金时代，她依然是在发展，在更深邃，更广漠的扩充她的风格的领土。继于其后的是大历时代。大历时代的诗人们很不在少数，其盛况未亚于开、天。”苏雪林的《唐诗概论》则探讨得更细、更深，如她将大历诗人的作品分为三派：一派是与杜甫相鼓吹的人生派，如元结、顾况；一派是表里王维、孟浩然的田园派，以韦应物为代表；一派以研练字句，工秀幽隽，借五七言律绝称长的小诗派，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她对大历诗人的总的看法是：“大历诗人不为不多，不过天才都算在第二三流以下，其作品婉转清扬纤绵秀丽如春鸟秋虫，幽花野草，令人可爱，但只能说是’优美‘而不能说是’壮美‘”本世纪上半叶对大历诗人研究得最深入细致的，要数闻一多。他从纯文学的立场高度肯定了大历十才子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他认为“大历十才子是唐代最享盛名的一批诗人”，并认为“他们的诗是齐梁风格而经张说所提倡改进过的，虽时髦而无俗气，境界趣味完全继承了张说这一派”，“从时间来说，盛唐中唐之相接也依此为联系，并远承谢康乐的传统不断，十才子的地位和价值也由此可见。”他进而指出，“十才子的诗有两大特点：（一）写的逼真，如画工之用工笔，描写细致；（二）写的伤感，使人读了真要下同情之泪，像读后来李后主的词一样。”而且探讨了这种风格形成的原因：“这种风格的产生，是由于经过天宝一场大乱，人人心灵都受了创伤，所以诗人对时节的改换，人事的变迁都有特殊的敏感写入诗中便那末一致地寄以无穷的深慨。”因此，“十才子乃是分担时代忧患的一群诗人。”五六十年代五十年代以后出版的文学史虽然也多述及大历诗人，但对大历诗歌的论述较浮泛，且对十才子的评价也不太高。如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认为中唐大历前后的诗歌“呈现出一种过渡状况”，而且，“由于社会的动乱和王朝的衰微，这个时期的诗歌多半都染上了感伤的色彩。”大历十才子的“诗歌很少反映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疾苦，大多数是唱和、应制之作。歌颂升平，吟咏山水，称道隐逸是他们诗歌的基本主题。他们在艺术方面都有一定修养，擅长五言律诗，但大都缺乏鲜明的艺术特色，有形式主义的倾向。......其中仅钱起、卢纶的一些小诗艺术上尚有一定成就。”再如，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大历时期“许多诗人走王维、孟浩然的道路，并没有继承李白、杜甫的优良传统。.........诗人们着重在山水田园自然景物方面的描写，反映现实不多，囿限于较小较窄的境界中。这是他们最大的缺点。”相对来说，刘大杰编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评价则稍辩证些，他虽然也认为大历诗人“在作品的风格上，大致相同，没有分明的强烈的个性表现，所以都不能成为第一流的诗人。但其中如钱起、李益，确也有些好的作品，我们是不得不注意的。”他又说：“在这一群人的作品里，虽说没有直接继承杜甫的精神，在诗歌方面再开拓再创造，追求更大的收获，但他们作诗的态度，都严肃认真。”在此时的文学史中，林庚的《中国文学简史》对大历诗歌的论述较为深入。如他认为，大历时期“回想盛唐时代的盛况，自然有追慕旧观的愿望，于是表现为大历十才子等歌咏升平的诗风”，“大历时代追慕盛唐，却终于是有心无力”，接着从社会政治状况说明了当时的作家“很难从现实里加强自己对于梦想的信心”，只好走隐逸的道路的原因，但是作者又指出，“从另一方面说，这时期的隐逸也是没有什么出路的。”八十年代以后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大历诗风的研究才比较系统、深入了，除了涌现出大量的论文，还出版了两部专著――－即蒋寅的《大历诗风》和《大历诗人研究》。这些成果又基本上集中在对大历十才子诗歌的综合探讨上。这一时期，从整体上研究大历诗歌的论文主要有：卞孝萱、乔长阜的《大历诗风浅探》、陈顺智的《试论大历诗歌的社会心理特征――兼论盛中之变》、蒋寅的《论大历山水诗的美学趣味》、蒋寅的《时空意识与大历诗风的嬗变》等。其中卞文首先将大历时期的诗人分成三类：一是钱起、郎士元、卢纶、司空曙、李端、韩翃、耿湋、吉中孚、苗发、崔峒、畅当、夏侯审等，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一是刘长卿、李嘉祐、严维、朱放、秦系、皇甫曾、李秀兰（女）、章八元等，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以吴、越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一是以韦应物、顾况、戴叔伦、戎昱等，他们的活动范围，或南或北。该文对大历诗歌总的看法是：“题材不够广泛，境界不够开阔，现实性不够强，从中很少看到当时社会的疮痍和统治者的荒淫，也很难听到民众的、中小地主阶层的声音”，该文还评价了大历诗人在律诗创作上的得失：“从唐代律诗的发展角度看，开元、天宝时期律诗的句法、章法、声韵、格律，不如大历时期工整细密，但大历时期的律诗也有不及前者之处，思想意境一般显得不够高远，气势一般显得不够雄伟，语言一般显得不够自然浑成，风格一般显得纤小、卑弱。”陈文把大历诗歌的社会心理特征归纳为战乱心理、自卑苦闷心理、茫然心理和孤独落寞心理四种，并逐一进行分析。文章还指出，当自觉的革新运动成为诗坛主流的时候，作为大历文学主流的低沉格调依靠孤独落寞这一社会心理作为载体而得以发展保留下来，成为中晚唐诗歌的内在意脉之一。蒋寅前文认为，色调的灰暗冷落、气质的清空幽寂、性态的轻淡虚静，就是大历诗人笔下的山水的风貌，也是他们对自然美的新发现。在和六朝诗人、王维的比较后，作者指出：“王维是写眼中的山水，而大历诗人则是写心中的山水。”蒋寅后文首先指出，“大历诗是唐诗盛衰隆替的转折点，而其中时空意识的变化又是诗风嬗变的关键”，接着，他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证，在“空间：外向与内向”一节中，作者指出：“盛唐诗人的心理倾向是外向的、辐射的，因此他们对空间的感觉就指向外在的，宏大的向度；而大历诗人，他们的心理倾向主要是内向的，聚敛的，他们的空间感于是更多地指向内在的、幽微的向度。大历诗人的精神活动主要是内省的、体验式的，很少能超越自我，将自我放到宇宙、历史的背景下取思索。所以他们不仅很少宇宙意识，实际上也很少真正的自我意识。”在“时间：历史与现实”一节中，作者又认为：盛唐诗人“强烈的今昔对比使作品闪现出富于哲理意味的历史感和宇宙意识”，表现出一种“苍茫辽远的境界”；而大历诗人“总是立足于个人的观念来把握自然与社会存在的时间流程，因此主体观照的基本点就不是历史的而是现时的，不是着眼于客观历时的动态存现，而是着眼于即时的静态呈现。”在“心态：理想与哲学之丧失”一节中，作者也指出：“除了心理倾向的由外转向内之外，大历诗人还失去了盛唐人的哲学意识”，“对他们来说既无功夫也无兴致像初盛唐人那样不时地对自然和人生展开渺远的哲学思索，现实环境迫使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的生存问题。”总之，这篇文章能从哲学的高度，以时空意识为着眼点，处处又与盛唐作比较，较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大历诗歌嬗变的主要特征及其原因。这一时期对大历十才子进行综合探讨的成果更多，较具代表性的有：储仲君的《大历十才子创作活动探索》、储仲君《试论“大历十才子”的诗作》、陈庆惠《关于大历十才子的评价问题》、葛晓音的《诗变于盛衰之间――论大历十才子的诗风及其形成》、丁放的《大历十才子诗歌的艺术特征》、金启华《大历十才子及李益等诗人的诗论纲》、刘国瑛《大历十才子的审美心理及其对创作的影响》、王定璋的《谢灵运与“大历十才子”》等。其中，储仲君《探索》文同意《极玄集》的说法，“十才子”的名称是因为“唱和”产生的，并不是根据当时诗人成就高下加以遴选的结果。而且“十才子”并不是一个“游从习熟，唱和频仍”的诗人集团，经考证李端、吉中孚、卢纶、耿湋、司空曙、常衮、崔峒、夏侯审、钱起、韩翃都参加了郭暧家的宴集，而李端又有其特殊的作用，其时约在大历十二、三年之间。储仲君《试论》文对十才子诗歌内容评价过低的现象提出异议，该文认为十才子的诗歌虽然没有深刻广泛地反映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的疾苦，但“这群诗人并没有丧失现实感。他们对现实生活有认识，对人民苦难有体察”，而且有“许多感慨身世、叹贫嗟卑的作品。他们虽然在某种公开场合不得不说些应景的套话，但内心深处却对自己沉沦下僚、或屡遭贬斥的处境愤愤不平”，还指出了十才子风格之差异：“耿湋的诗沉着苍凉，李端的诗清空明丽，司空曙看破世情，诗中总有一种悲愁抑郁之气，韩翃热衷富贵，积极于进取，诗中还残存着某些盛唐余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卢纶。他的心胸比较开阔，笔力也比较雄健。”陈庆惠文认为，大历十才子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一道，参与了近体诗的最后成熟和巩固阶段的创作，并在扩大写景诗的描写对象，强调细腻描绘的表现手法，开拓送别诗的内容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注意辞藻和意境美的大历十才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王维、杜甫与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乃至婉约词之间的一个连结和启迪。葛晓音文在大历诗歌与盛唐诗歌的深层次对比中探讨了大历十才子诗风的特征和形成过程，该文指出“仅就’以闲雅为致‘的美学趣味而论，大历十才子离盛唐尚相去不远”，但“精神实质却大不相同”，认为“中兴好梦”是其诗“貌似盛唐的主要原因”，而“风力内衰则主要是由于他们思想平庸，品格不高”，缺乏“济苍生安社稷的雄心壮志”。至于诗歌内容，她认为即使在“少数触及现实的诗歌中，他们也很少正面剖视社会的疮痍，而是更多地注目于带有乱后残迹的月露风云”，山河破碎的现实“没有激起他们忠愤激烈的济世热情，只勾起了他们低回感伤的身世之叹”，其诗歌的基本主题则是“吟咏山水，称道隐逸”。作者还探讨了这种诗风形成的原因，指出大历时四方多事，官场上送往迎来愈加频繁，饯送必须赋诗已成例行公事，韩翃、钱起所擅长的送别诗已成了为达官贵人的酒宴助兴的应酬工具。而且这类诗中的山水大都是诗人的悬想，不一定是亲身经历，又没有真挚的离情别绪，所以最容易形成俗套。他们既无独善之志，又无隐逸之实，诗中所称道的隐逸不过是“迹向尘中隐”，形迹稍离市朝，养病移近郊外，都可算作隐居，因此那些称道隐居的诗歌也不可能具有王孟高洁脱俗的格调。在论及十才子诗歌艺术时，作者又指出，历来诗评家只注意十才子五七律渐近收敛、淡静，皆尚清雅的一面，而无人论及他们的歌行古诗还有渐趋繁富、铺陈丽藻的另一面。其实这两种倾向都是诗人思想感情趋于贫乏的结果。这些论述远较以前的有关论文深入。丁放文认为，大历十才子诗歌的艺术特征主要有三点：一、他们抒写情感，不像盛唐诗人那样，着重总体感受的抒发，而是偏重于作较精细的心态描写；二、写山水，他们不像盛唐那样，多以雄伟奇险的自然为对象，而是以写境界淡远、深冷的山水诗见长；三、在具体一书手法上，无论是体裁的选择，还是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十才子诗都偏重于工整精炼。金启华文指出了十才子在诗风上的“大同”和“小异”，认为“大历十才子是承前启后的，使后来诗人从反面吸取教训，从而创作产有个性的作品”。刘国瑛文从审美感受、审美情感、审美品格三个方面探讨了十才子的诗心，细致地分析了大历诗歌的艺术特征和美学张力，认为“清”是十才子诗的共同的美感特征，但各人有不同的表现。如钱起诗清秀中时露工秀，卢纶诗清气中多含健劲之类。王定璋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述了大谢的山水诗与“大历十才子”的山水诗的相似之处，指出大谢对“大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