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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李宗陶发自北京村里自是与城里不同。没有门牌号的loft型工作室，青砖，平顶，随意栽些小树。宅院开阔，要看清迎出来的主人，得用长焦镜推出去二十多米。午后日光耀眼，将阿城推到近前。此刻，相当于他的“天蒙蒙亮”。20多年前，他也是喜欢在夜间写字的。脸色略白，目光沉郁，礼节性的微笑挟着一丝腼腆在眼镜片后面一闪而过。屋子像一艘大船，须有船长指点向左向右。屋顶高挑，四壁素白，两台织布机上有布有绢，几台LP唱机开膛破肚摊在桌上，书、画册、唱片、收藏的文物，散放在屋里。透过大玻璃，可以望见院子里的绿。这是阿城的新宅。“买不起城里的房子。”他说。沙发围着壁炉，壁炉连着漆成全黑的烟道外壁，像起居室的鼻子。墙上挂着画家刘丹的作品“触石兴云”，画的是同一块石头的6个面。阿城坐下点烟，没有表情，像一团雾。茶几上，摆好了一盘瓜子一盘糖。照片阿城眼力之毒，很有一些传说。初见“民国女子”朱天文，只着四字：渺目烟视；在美国遭遇蒙面大盗，旁人看到大盗罩着丝袜，他却看到大盗的胡须从丝袜里钻出来；一群人围坐，高谈阔论，他不声不响看到“大家揣着一肚子下水坐着”；他还从《今生今世》里看出胡兰成的杀气。他一眼望见摄影记者的大包，斩钉截铁表示自己不要做公众人物，从来不让媒体拍照，只拍公安局的证件照。对主流和体制，他一以贯之地冷淡。对新近被推为“名士”，他习惯性地从纠正概念开始：“在体制里反体制，这叫名士。《世说新语》里记载的那些人都有俸禄，是体制中人，然后做些放浪形骸的事情反礼教。今天，某部长某日光了膀子上街，还没穿袜子没穿鞋，‘成何体统’！这才是名士。我是寒士。”一低头，瞥见寒士没穿袜子。不让拍照的阿城，对相机却很热爱。他跟摄影记者谈装备，展示哈苏镜头、林哈夫相机，就像两个手艺人碰到了一起。打开那具红漆斑驳的老柜子，里面有七八台七八十岁的柯达相机，带皮腔的，还有一台16毫米电影机，都是他在美国地摊上攒的。他曾用那些相机给人拍照挣钱。他一一打开它们，抚摸它们，动作温柔。子夜，摄影记者面露倦色倒在沙发上，再次表示“拍几张，自己留着”，阿城笑道：“好吧，自己留着可以。”虽然快门按动的声音还是会引发不易察觉的一颤。父子阿城是钟惦棐的儿子。钟惦棐当年从成都去了延安，建国后曾在***文艺处负责电影工作，后任《文艺报》艺术部主任。1956年发表《电影的锣鼓》，文章分析、反思并提出警示：“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须充分尊重艺术家的风格，而不是‘磨平’它。”1957年钟惦棐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免职，行政降四级，下放农场监督劳动。这一年，阿城8岁。阿城第一次带到学校被老师没收的书，是德国漫画家卜劳恩的《父与子》，直到“一九八四年买到再版的《父与子》，翻来覆去看了一个月，终于将童年洗干净。”但父亲的“洗干净”，则是22年以后的事了。母亲拉扯5个孩子长大，这其中的艰辛怎么算也算不清楚。耐磨的灯芯绒裤子在兄弟间传递，实在不能穿了，姥姥会糊成碎布渣做鞋。“一年二十多只鞋一针针做成，姥姥总说膀子疼。冬天，家里养的鸡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纸上的糨糊，把窗户处理得像风雨后的庙。当时，全国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艰难……”弟弟得了一次机会作客吃肉，差点成为全家第一个离去的亲人。阿城初中时参加游泳训练，教练说“家里供不起每天二两牛肉的，以后就不要来了”，他便没有再去，只好到玉渊潭去游浑水了。有那么二三十年，阿城吃得最多的就是面食。住在德胜门外那两间幽暗小屋里的时候，朋友们常见他门也不锁，托着斤挂面高高兴兴地回来了。他用面条待客，一视同仁。在自家窗上龙飞凤舞的各种留言里，也有他写的：“出门了，几日回来，钥匙和挂面在老地方”。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发表，全国各地不断有人来找他，在那间屋子里，他创下过一天下面16次的纪录。何立伟曾经劝：长期吃面，营养不良呢。他慢吞吞道：还吃水果呵，维他命在水果里。但是，何没有在他家里发现水果。阿城一定向朋友们宣布过“我爱吃肉”，但那天我们有点欣慰，在小饭店坐下，阿城第一个点的是水煮鱼，听说鱼已经没有了，他有点一筹莫展。陈村回忆初识阿城，说他穿着合体的中式棉袄，频频拿“汽水般好喝”的黄酒与人干杯，结果醉倒。陈村很是纳闷：阿城怎么能没喝过黄酒呢？18岁那年，父亲对他说：咱们现在是朋友了。因此，当1979年右派平反的消息让父母开始张罗当晚的牛肉面时，这个朋友坐在椅子上，心事沉沉。该组织怎样的语句，才能既表达自己的看法又不伤父母的心呢？因为除去面条和灯芯绒裤子，阿城兄弟几个吃过的苦头还包括，无权考大学，后来在各个农场村寨度过青春。1979年回到北京，“痴楞楞觉得自行车风驰电掣，久久不敢过街。”……阿城最后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30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你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变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许多对人生的定力，虽然这二十多年对我来说是残酷的。这一年，阿城帮着父亲撰写《电影美学》，也陪“一介连洗澡都不好解决的中国书生”去公共澡堂。他记下了父亲在热水里“闭着眼睛，舒服得很痛苦”的样子，也记下了许多与父亲有共同命运者洗澡后头发湿湿坐下来的样子。及至在纽约听到父亲病重，他在雪地里行走，耳边响起的是父亲的大笑以及，“洗澡吧”。对“跟别的孩子一样可爱”的自己的儿子，今天的阿城只说了几个字：他已自立。早年的片断隐在故纸堆里，也只是零星的几句，比如1984年末《中篇小说选刊》上的文章《一些话》，“儿子还小，但已懂得吃他认为好的东西。他认为好的东西真是好东西，而且不便宜。可为父之心，自然希望儿子把世界都吃光。带他去吃冷食，三根冰棍几分钟便吞下去了，眼神凄凄地望着我，哆嗦着说：‘还要。’我就想：等我写多了，用稿费搞一个冰棍基金会，让孩子们在伏天都能吃一点凉东西，消一身细汗。”插队阿城的下乡，辗转了山西、内蒙、云南3个地方，前后11年。1968年，五六个出身不好的朋友结伴下到山西雁北，在桑乾河边的一个村子里，有个北京来的高三学生对阿城说：“像你这种出身不硬的，做人不可八面玲珑，要六面玲珑，还有两面得是刺。”阿城从此备下两面的刺，直直挑向他厌恶的人与事。玲珑，则留给亲人和朋友。“今天对知青的回忆缺了非常非常大的一块。对99%的知青来说，上山下乡是一辈子的负担。真正的城市贫民究竟怎么过来的，没人知道。这些人就求个安居乐业：有吃有喝，不是很饱；冻一点没关系，但不是没穿的。多子女家庭，兄弟姐妹过得差不多，可以互相关心一下，就是这些传统的要求。谁想着要改造什么大自然、轰轰烈烈？”阿城不太愿意回忆那段，他的“伤痕”记忆也跟别人有些不同。在急于返城的焦虑里，人比较容易对周围的环境丧失兴趣、视而不见，但阿城有兴趣。村里有各种把式，赶马的拿鞭子打马耳朵，打左耳打右耳，即能指挥向左向右。碰到马惊怎么办，他都一一留意。粮食收下来，转眼堆到场上，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会有把式一一指挥。深秋灌麦地（农业上叫分糵，就是麦子发出芽来拿碾子压平，以培育冬小麦，这种小麦磨出的面粉，包饺子不会破皮），也有个把式，背着手走到地里一看，“唔，墒情不错。”阿城学完农民，话锋一转：“墒，这是老祖宗说了几千年的东西。科学家后来借用这个概念描述能量，才有了熵。”于是你明白，面前这“人精”（王朔语）海洋般的知识结构不仅仅得益于宣武门外琉璃厂的旧书店，还因了他对人世的兴趣。帮民间刊物《今天》画插图的时候，他对徐晓说：“我这个人好色。”紧接着又解释:“色不光指女人，应该指一切好东西，比如好的音响、好的照相机镜头。”日常生活、俗世样貌就是他的审美对象。他多次被朋友瞧见“坐在马路牙子上，东张西望地打量过往行人，像个爱逃学的学生”。这个坐，可不是白坐坐的。于是，他抱怨今天的单调听起来也就入情入理，他总挂在嘴边的“回到常识”也显得迫切起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他让李恒久一定要把能记得的郭路生的诗全部抄录出来。据李恒久回忆，每天干完重农活，从庄稼地里回到住处，背诵、朗读郭路生的诗成为大家共同的享受。阿城后来格外推崇根子的《三月与末日》，跟随诗人一遍遍诘问“春天，温暖的三月——这意味着什么?”这些一觉醒来又是一条好汉的年轻人，心中会溢出怎样的愤怒与悲怆？从云南兵团回来的人，会传播一些阿城在云南的轶闻。譬如他一个人躺在屋子里听音乐，可以不吃不喝呆上一天。音乐高于文字，至今是他最深的牵连。所以他会带着30倍的放大镜专门飞一趟广州，在著名的淘街买一个能读取完整信息的唱针呈超椭圆型的唱头。他讲故事一样讲那唱头的构造和原理，还牵扯出一个日本做武士刀的家伙，正是这家伙发明了这种唱头。虽然你只听了个半懂，但他的幸福你懂。不奇怪啊，当年下乡的同伴是这样一些人：好书画金石、好相机、好音响的，好音乐、好作曲、好电工的。阿城到国外能打出像样的桌子、懂得维护明清古家具乃至重装（rebuild）汽车，也就不奇怪了。在云南，他对村寨里的仪式格外留意，这是后来追问巫术与艺术起源关系的感性经验。“有个上海知青牙痛，其实就是龋齿，山上寨子里有个巫医能治牙痛，我是积极推动这件事。上了山，巫师拿一坨湿的牛屎贴他脸上，在太阳底下晒，完了说虫子拔出来了。这明显是胡说八道，但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催眠的暗示。‘好多了好多了’，他接受了催眠的暗示。在一个缺医少药的山沟里，你让他活活疼死啊？这不好吧。”下乡日子里，阿城已经开始写作，《遍地风流》就是那时的作品。从藏着掖着到印成铅字，足足10年。“农闲的时候，知青开始串，到哪村去，找谁谁谁，坑上闲聊。没有书，写点东西，赶集的时候交换着看，也就是日记，每天看到什么想了些什么，甚至一些私人信件也在传。我就写点故事，后来被人尊称为小说。”阿城说，70年代是个积累期，交换阅读的东西可以流传很远，常常不知道作者是谁，常常一首诗传到后来只剩半首。他始终在汲取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原该传下去的“常识”。4个0.5相加也等于2人物周刊：您对一个人知识结构的强调，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该读什么书？怎么读？阿城：先不要判断好书坏书，先什么都看，你才会有一个自己的结果，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过程。中国传统有一种读书方法，叫“素读”，就是看书的时候不带自己的观点看，脑子空白地看，看它说什么，完了再用自己积累的东西跟它有一个思想上的对谈。中国自从旧传统切断之后，就没有素读了。才看一眼、一段，“这写得不对啊”，就开始批判。现在网上那些吵架，一看就知道，他都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书应该是越看越少。人生有限，你要不提高效率的话，读的书一定少。对角线阅读，譬如这一页，你头里选个词，中间选个词，斜下角再选一个，对这一页的信息就基本有个判断，如果是知道的，那就翻过去了。还有大量的形容词、修饰语，也都翻过去嘛。那些你没读过的信息会自动跳出来，也许这本书读完只有一句话。甘阳就有这个本事，几卷本他能提炼出一句最精的话给你。我为什么说知识结构和文化构成要越开阔越好？你如果只有那么一小块，看什么都“啊，好新鲜”，那你是抓不着东西的。开阔之后，当下就能判断，这是不是新的。人物周刊：您没想过开些书单？阿城：开书单这件事是害人的，因为人是不一样的。到底“仁”是什么？孔子回答过很多人问的这个问题，弟子们后来把他的话整理出来。现在的人发现有关“仁”没有统一答案。不同的人来问“仁是什么”，他是针对不同人回答的，给你的回答跟给他的是不一样的。书单不能开就是这个道理，跟禅宗的公案是一个道理。人物周刊：可常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塞给我们。阿城：这就是集权性的教育。现在能上好学校的孩子，常常是因为他们只知道一个答案，老师也在诱导或者灌输：“哎，只能这么答啊，那么答没分儿。”1＋1＝2，但4个0.5相加等于2就是不对的，所以能考上好学校的人在中国意味着这个人的思想是非常简单的。毕业证书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把这个人改造得符合这个社会的要求了，那证就是产品合格证。4个0.5相加也等于2，不需要很高的智商也能想出来，但就是没分儿。人物周刊：现在不少人让孩子家学。阿城：社会经验、人的判断力是要从小培养的，所谓察言观色。你连外面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行？人总要碰到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