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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大学《奉系军阀简史》简谈张作霖——奉系前期对日态度年级专业:12历史学号:Q1238110姓名:刘恬甜指导老师:徐雪梅2014年6月摘要：奉系军阀和日本的关系是复杂多变的。这其中有相互之间的勾结利用，也有各种矛盾和冲突。其根本点就在于张作霖和日本各自的利益。一方面，张作霖依靠于日本，以获取他们的援助和支持；另一方面，对于日本提出的种种条件，他也有自己的底线，用尽各种方法进行着拖延和抵抗。他既不是卖国贼，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进步的爱国者。他希望在民族矛盾与日奉矛盾之间寻求妥协，却不能如愿，最终，招致了杀身之祸。关键词：张作霖皇姑屯日本态度一．依靠日本求发展皇姑屯事件的发生，有着长长的引线。它的最前端，是张作霖的对日谄媚迎合。也正因为如此，赢得了日本的好感，决定一心扶持他，以实现在华权益。地理与历史条件决定了奉系的发展与日本是分不开的，它的根据地处在日本势力范围之内，张作霖内心很清楚，只有取得日本的支持，才能站稳脚跟，渐次发展。所以，早在任二十七师师长时候，他对日本就一直采取巴结的态度，卑躬屈膝，在语言上迎合日本扩展南满的要求。但由于他此时资历尚浅，动机不明，日本并未予以明确表示。两者真正和其合作是他当上奉天督军以后。此时，不仅张作霖本人的身价提高了，日方的政策也发生了改变。1916年，寺内正毅力上台组阁，以“中日亲善”为主要策略，修正前内阁的侵华方式，变高压为控制利用。在东北支持张作霖统一，以达到控制满蒙的目的。对此，日本对华政策的高级谋士后藤新平在《日支冲突之真相》里阐述：“张氏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对日本，彼不利，向日本，彼有益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其心中所认识者而行，张氏将为满洲专制之王，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他甚至表示，日本之前对满洲政策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利用张作霖。而1921年的东方会议上，原敬内阁更是明确指出要支持并相信东北的实际掌权者张作霖。同时，张也向日方表示，自己对日本在东北特殊地位持肯定态度，甚至提到了欢迎日本对满蒙的开发。这样即使日张双方对彼此的实际目的都心知肚明，还是为了实际利益，互相利用起来。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后，最大的潜在对手就是是冯德麟。冯德麟是张作霖的“绿林”前辈，在张任奉天督军之后，冯一直以居张之下为耻，摆老资格，并策动反张。到了1917年，张作霖为防止大权旁落，决定解决冯的问题，但冯是老亲日派，张作霖担心日本从中干涉，便派顾问菊池武夫和日本沟通，得知日本“帝国政府对张作霖的立场充分同情”。并且即使他对冯采取行动，日本也“绝不加妨碍，请放心”。在得到了日本的担保之后，张作霖很快斗垮了冯德麟，独揽奉天大权，并顺势兼并黑龙江。此时，奉军的实力已大大增强，但张作霖依然迫切需要扩张地盘，并把目光瞄向了吉林。在吉、奉军阀对峙的紧要关头，日本又制造了“宽城子事件”，并向北京政府抗议，利用亲日派段祺瑞，达到了打击吉军的目的。结果，吉林督军孟恩远被逐，长春防御体系瓦解，奉军不费一枪一弹,就进驻吉林。张作霖也随之一统东北。1925年，郭松龄反奉倒戈，很快便攻占锦州，威胁奉天，张作霖的统治危在旦夕，他本人也做好了去旅顺避难的准备。而张正是在日本阻碍郭军前进，甚至出兵相助的情况下，才得以打败郭松龄，使得保持了原有地位。可以说，“如果没有日张勾结和日本的出兵干涉，张作霖的垮台是无可置疑的。张作霖的起死回生，主要是日本援助的结果”。不难看出，竭尽全力取得日本的支持，是张作霖扩展势力的一个基本方针。事实证明，这个策略是有效的，在日本的帮助下，张作霖不仅统一了东三省，还强化了统治，坐稳了“东北王”的宝座。二．抵制日本谋生存从一定意义上说，日张合作期间主要是日本帮助奉张发展，而日本本身并没有从张作霖手里获得很多直接的、实质性的好处。从之前的“二十一条”到后来的满蒙铁路修建等关键的问题上，张作霖也并没有像日本要求的那样死心塌地。张作霖是封建性质的旧军阀中的一员，以地盘扩张和实现他的政治野心为主要目的，当日本对东北的要求侵犯了东北命脉的时候，他开始了抵触和反抗。张作霖希望能够利用日本来加强他自己地位，但也希望能够尽量减少日本利用，从而不至于沦为日本进一步侵入中国的工具，虽然在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有些匪夷所思，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确实符合事实。然而，这不可能令日本满意，日最终决定伺机将其从东三省铲除，以他人取而代之。因此，最后皇姑屯事件的发生也是必然。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张作霖的抗争具有了一定的爱国色彩。毋庸置疑，坚守住东北是抵制日本侵华的第一步。早在“二十一条”签订的时候，张作霖独排众议,表示强烈反对并拒绝军官会议的决议,也不参加主和派的行列”,并致电北洋政府:“中日交涉丝毫不可让步,如交涉破裂。愿率全师进行决战,驱逐日寇,否则以死殉国。”之后，又坚决主张取缔密谋的“宗社党”，果断镇压日本支持的蒙匪巴布扎布，致使日本策划的“满蒙独立”阴谋破产。在中日两国就“郑家屯”事件的反复交涉中，张作霖断然拒绝了在东北派驻日警察的要求，指出“警察有关一国之主权”，“应请严重交涉，据理力争”。后来北京政府在驻警问题上有妥协的表现，张当即表态：“查警权之作用，属于内务行政之全体，国权所系，岂容觊觎”。虽然中方还是迫于压力了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但在中国东北设立警察和在军队中聘请日本顾问等要求均被驳回。可见，张作霖在这其中还是作了一定努力的。除此以外，日本要兑现“二十一条”的要求，经常在张作霖所辖范围内不断遭到限制和阻隔，也是事实。对待野心没有止境，力量数倍于自己的日本，仅仅依靠正面的、直接的抗争显然是不理智的，张作霖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他都采取了回环往复的外交手段，表面敷衍，实质推脱，致使中日交涉的很多关键性问题都成为“悬案”。拿《日张密约》来说，据当事人回忆，郭松龄事件之后，张作霖到旅顺去答谢，谈到具体问题时，他“有点赖账”，之后，又以省议会和人民团体群起反对为由，拖延与日协商实施办法的时间，直到他被炸死，这一密约也没有被履行。事实上，日奉矛盾最突出的体现在铁路的问题上，早在日本占领南满铁路之后，就有了在东北修建铁路网的计划，以此获得政治经济利益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张作霖却顶住压力，修建多条铁路，组成东西两大干线，在东北形成新的运输网络，打破了“日本长期控制东北铁路干线和垄断铁路运输局面”，冲击了“日本在满蒙的侵略权益和南满路的收入”，对此，日本多方阻挠，尤以打通线为最。在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致张作霖的照会中提到：“与满铁本路形成并行竞争之路，实帝国政府所预想不及之事„帝国政府不能漠视也”，严重抗议打通线的修建。而张作霖却在复函中却明知故问地表示目前并无计划铺设，即使将来兴修，也是“官府获人民提议兴修，事关内政”，且“贵国政府„似无干预之必要”而后，日本政府又多次威逼利诱，而张却圆滑地把责任推到了北京交通部，并给做好相应部署。等日本一番周折下来，打通路已经修成。1927年的东方会议上，日本决定实施“对满蒙之积极政策”，加大了对铁路的控制。10月，面对日本准备以扶持蒋介石的压力，张被迫签订了《新蒙铁路五路协约》，却不履行。在日本的反复催促下，他先是满口答应在日方的书面要求上签字，却并未作为正式文件写上名字，只是随手签上一个“阅”字，把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搪塞过去，据签约当事人赵东凡回忆，关于日本修筑五路的要求，“张作霖仅允许修筑自吉敦路终点延长至图门江的一段铁路，由日本垫款日金500万元，并订立了合同。至于所谓吉会铁路，只是日本片面要求，从来没有得到过中国政府承认签约的事实。就是吉敦延长合同的签订，张作霖也声明不能履行，是为张被炸身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称霸东北期间，类似这样在情急或危难之际“应日本的要求，事后多不履行”的事例极多。张作霖在保存地盘的同时，也客观上为国家、民族和地方保全了许多权益，但是，这也使日本认识到，“时至今日，还相信只要依靠一个张作霖，使之住在满洲，就可以确保治安的想法是错误的”，只有干掉张作霖“才能一气呵成地解决正在丧失的，涉及几千件的一切有关我国权益问题”。于是日本终于引发了皇姑屯事件，结束了张作霖的生命。三．东北与国家张作霖有爱国心，这一点在连日本人都承认。在元田一龟的著作中就曾提到“张作霖是中国的张作霖，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既有比别人加倍的爱国心也有敌忾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张的爱国是有局限的。从根本上说，他利用日本，是为了维护在东北的根据地，那么可以推出，为了维护在东北的地盘，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日本。“二十一条”的实质是把东北完全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对于这一点，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的。因此，张强烈反对“二十一条”一方面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地盘不被日本完全入侵。一方面是为了顺应人民反日的形势，博取北洋政府欢心，而故作姿态。镇压巴布扎布也是另有打算，1916年7月，巴布扎布和宗社党勾结，打出了“反袁复清”的旗号，但此时袁世凯已于六月死去，反袁目标已失，故其南下的直接目标就是打倒张作霖，建立满蒙帝国。如此一来，张作霖怎会放过？在之后的“郑家屯”事件中，张虽有所抵触，但还是“不敢开罪日本，遂暗示吴部他往，避免冲突，并派菊池武夫到郑家屯„„进行调停”。另外，日本人严格控制南满铁路，对奉军的运输设有诸多规定，且日方可以随时拒绝。这使得张作霖觉得时时受制于人，十分被动，也正是为了摆脱对日本的依赖，他决定修建属于自己的铁路。他同时也明白日本关于满蒙问题的方案有着深刻的意图，从军事上看，按日本要求修筑铁路会大大便利战争爆发时日本从朝鲜运兵；从经济上看，扩大满铁权限会使日本掌握东北的路政、矿山和投资等命脉，而自由购地和中日杂居更是为了把中国东北变成第二个朝鲜所采取的步骤。如果接受这些条件，“必然会引起东北和全国人民的誓死反抗”，所以他只能希望通过某些让步得到妥协在“爱国主义”的问题上，如果把张作霖和其子张学良做一个比较，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张作霖的政治思想和民族国家意识还是不够进步和完善的。即使他认识到了国家利益重要，可仍然不能超越私人利益。利用日本，壮大武装，称霸中国是他不可更改的终极目标。所以，即使他认识到日本要的不是东北而是全中国，也不可能有以死报国的决心，更不可能舍得以多年的辛苦经营为代价，拼尽全力抵抗。此外，他也从来没有以一个公正地、积极地态度关心过大众的要求和声音，反之，经常镇压各种群众运动。在这些方面，张学良走在了其父的前面，首先，他能体会人民深受内战的疾苦，并能站在一定的高度认识到“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御外辱，必须国内统一”。早在1926年，他就主张“停止国内战争，早日促成统一”，并多次进谏张作霖，却“未蒙采纳”。之后，又顶住日本和守旧派的巨大压力，幡然易帜。虽然张作霖也曾表示“我的目的是以战争结束战争，以军事力量统一中国，以免中国丧失东北”但是，他的这种“统一”只能是由自己完成，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日本以援助蒋介石要挟时，他会签下至关重要的《新满蒙五路协约》。而张学良却可以从大局出发，“不惜自弃历史，毅然易帜，归顺中枢”，这种宏阔的政治眼光和气度是其父不具备的。其次，对于东北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张学良能给予掩护，并提供资金、枪支弹药、被服等全方位的支持；在西安事变之中，他更是“基于国难家仇的义愤„„是绝少、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到私人利害的”，以致他个人最终付出了惨烈的代价。这种先民族后个人的牺牲精神也是其父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说，张作霖算不上纯粹的、完全进步的爱国主义，只能说是“折中的爱国”，有不可回避的局限性。戎马一生的张作霖，最终还是殒命奉天。巴结谄媚与暗暗抗衡，勾结利用与矛盾冲突，全部都化成了老道口的那两声巨响。皇姑屯事件是一种必然，这不仅归因于张作霖本人对于日本太过天真的认识，不可避免的历史环境也造就了这场悲剧。可以说，在中国民族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争锋相对的时代，作为一个封建军阀，他没有先进的政治、民族意识和为国献身的一腔热血，也跳不出做大地盘，逐鹿中原的局限性，因而他不具备民主主义者的进步性，不可能做到纯粹意义上的爱国主义。但同时，他也不愿意成为日本的傀儡，只能尽力协调，希望折中，却不能如愿。张作霖如此，奉系如此，整个北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