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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开放——银行业改革和竞争银行、非银行企业、家庭个人和政府之间的经济博弈行为推动银行体制变迁。由于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政府应该在保证银行平稳改革中起关键作用。银行是信息生产部门，银行业改革目的是最大限度利用金融市场消除信息不对称，降低资金交易和使用成本，推动总供给曲线右移，最终提高我国居民福利。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发展到现在，几经沧桑巨变，总的来说，是以初始禀赋为基础，不断探索新的技术、资源、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和实践形式的进程，以达到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提高劳动效率，最终提高个体消费效用和福利水平的目的。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运作模式的根本特征，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和劳动分工，扩大生产和交易规模，提高区域和部门专业化水平，推动技术创新和全球化纵深发展，最终通过增进劳动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全球福利水平，在此方面，市场机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限于人类现阶段的认知和实践水平，市场经济仍有其局限性，其中最根本的缺陷就是市场失灵，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不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发挥正常功能。金融市场作为信用经济最关键的要素市场，市场失灵必然存在。中国从改革以前彻底抛弃市场到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过渡期间，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经营与市场行为形成极大的反差，中国加入WTO后，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体，在全球化形势下，中国商业银行改革势在必行。然而，如何对开放经济下的商业银行进行改革？这都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本文试图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为核心展开，以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程度为主线，来探索商业银行的改革方式。首先，我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建立和发展历程进行了综述，这部分要回答为什么商业银行会发展成如今这样的情况。其次，我试图探索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改革模式，其理论和现实的依据是什么。然后，我从凯恩斯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出发，阐述了下面的观点：一方面，由于商业银行是信用经济的枢纽部门，其动荡会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混乱，甚至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紧缩和不安，因此，政府有必要在商业银行的改革进程中保持适度的干预力度，这告诉我们，政府是市场的守夜人，保持市场稳定是其天然的职能；另一方面，制度的演进是经济博弈行为内生的结果，政府在商业银行改革中充当什么角色？政府是一个“家长”，通过外生性地制定相应规则，自上而下推动银行改革；还是一个“守夜人”，它只是赋予经济个体（商业银行）充分竞争的自由，对竞争中不公正的行为进行约束，面对市场缺陷适应性地、内生地制定规则和设置机构，使制度建设适应市场行为，以保持银行业的稳定。我支持后一种观点。再次，我对开放市场中商业银行面临的新问题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解决思路是针对市场失灵、降低信息生产成本。最后，我给出了本文的结论。并对开放经济下的商业银行改革提出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建议”。一、商业银行发展历程本节的叙述以时间为主线，突出银行的体制机构设置和业务分工在各阶段的差别，主要分为革命根据地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的银行。根据地时期银行具有中央银行和国家银行性质，是政府融资机构，主要目的是维持边区金融稳定，解决战争经费。计划经济时期，银行性质未发生本质变化，主要目的是配合财政部完成资金的调拨，为发展经济服务，这个时期银行业务逐渐丰富。三中全会以后，政府确定了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指南，国营银行开始向“真正的商业银行”缓慢转变，其根本原因在于要建立为市场经济服务的银行体系。过去银行的经营体制、管理体制、业务和网点设置与市场经济原则相悖，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市场是市场经济中起基础作用的要素市场，之所以关键是因为货币资金是信用经济的基础和资源媒介，而银行是货币流通的枢纽和货币发行的最重要渠道，因此，金融市场发展是市场经济的必经之路，在这期间，中国银行历经了三次大分离。首先，1983年9月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部分专业银行。银行业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国家必须支持成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具有政府性质的银行或相应机构，它强大得足以作为金融业的最后贷款人和权利相对独立的金融政策制定者和金融监管者，垄断货币的发行权，成为银行的银行和政府的银行，否则金融极有可能陷入混乱，因为将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是银行改革迈出实质性的第一步，过去与计划经济相一致的“大一统”银行体系彻底解散。其次，1993年12月政策性业务从原国有商业银行分离出来，成立国家政策性银行专施政策性业务，四大专业银行逐渐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业银行转变。银行作为信用经济中一个关键性的微观主体，在市场中以盈利为主要目的，这使得政策性业务和经营性业务随着改革推动矛盾日益尖锐。银行从自身实际利益出发，必须重视赢利性业务。社会效益和个体效益目标在一定范围内不能很好协调，两种业务和两个目标同时包容在商业银行内部，必然导致两种业务不能同时有效操作。两项目标不能同时有效达到，因此，分离业务是将银行推行市场的必然一步，也是银行迈向市场的实质性一步。最后，1999年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历史原因沉积下来的不良资产被剥离出来，转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营。这是因为《巴塞尔协议》已经逐渐成为对全球商业银行具有约束力的行业规范。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明显低于临界值，其中不良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过高是导致资本充足率下降的根本原因之一；并且，过高的不良资产沉积在商业银行内部，使金融风险逐渐积累，不利于银行正常开展业务，形成必要竞争力，最终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有悖于建立健全的银行体系的初衷。由此可见，剥离不良资产为商业银行充分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条件。近年来，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节奏加快，为规范银行业务开展的相关法规相继出台，并处于不完善的过程中。中央银行一改过去按行政区域划分辖区为经济区域划分辖区，在区域性的经济中心成立九大支行，此举意在控制货币流，因为市场规律决定，资金是以经济中心呈辐射状流动，监管机构也必然以经济中心为基础呈辐射状配置。从金融业的世界发展历史来看，专业分工是推动金融业发展的动力之一，发达国家金融业一般经历分工、混业，再强制分工，再自发混业阶段。中国金融在改革开革后，面向市场化才发展了20多年。如果不由政府监管部门进行外生性强制分工，就有可能由于专业经验不足，利用过渡市场缺陷寻租等因素导致金融市场混乱，使改革的金融环境恶化。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是我国金融较低层次发展阶段的必然模式。然而，银行、证券和保险的监管与制度规范集于中央银行一身，行业间的利益冲突必然不会按市场原则解决；而且，尽管三个行业都以货币为主要业务工具，但具体业务差别极大，央行不可能全面有效协调，同时又不妨碍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因此，银、证、保三个监管委员会的形成，减轻了央行负担，使央行专注于货币政策，同时，又使各行业利益按市场原则分配。近期商业银行上市初步时间表的制定，反映了商业银行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这一方面是要解决商业银行的产权和治理结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要增加证券市场的深度和解决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问题。中国银行业已初步发展形成：以中央银行为货币政策制定者，银监会为监管者，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中资、外资、合资并存，多种所有制银行共同发展，法律和行业规范共同约束，业务创新、市场化不断推进的局面.二、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改革模式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任何经济都要面临的难题，中国银行业在不同时期采取自己特有的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银行就是生产和制造信息的企业，本节以此为理论基础来展开阐述。不同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模式实质上意味着不同的银行运作机制，银行生产和制造信息模式的变迁决定着银行改革历程。因此，把握住中国银行业信息处理模式的变迁，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银行改革模式演进的深层次原因。革命根据地时期，在边区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均不是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自然不存在市场失灵问题。边区群众预期推翻国民党统治和击退日本侵略后，重新建立的社会制度就能保证公平，提高生活福利水平和政治地位以及人身自由。在这样的信仰下，群众生产积极性和革命情绪高涨，这无疑是边区生产高效率的决定性因素。这种因素对边区银行的建立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银行以中央政府为核心，积极为战争筹款，而集中起来的资金由政府根据战时的需要进行指令性的计划配置，边区银行天然地成为筹集和分配资金、并按计划机制运行的政府部门，这种银行体制保证了资金高效率地为战争服务。正是由于边区银行地域仅限于狭小的革命区，而当时银行业务十分简单，服务对象主要是农业部门、军需品生产行业和部分国外捐资者，信息不对称问题局限在小范围内，而革命情绪和军事管理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问题的重要性，所以这个问题对生产和分配效率亦未产生严重的冲击。新中国成立以后，银行的经营机制和模式未产生本质变化，仍然沿袭战时惯例形成的“大一统”的银行体系。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如何从战争废墟中迅速发展国民经济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同时，新政府还受到来自国际的政治压力，大规模的国民经济重建得不到国际资金的支持。国内弥漫着快速发展经济、争取成为自力更生的独立强国的急切心理，资金自然成为极度匮乏的稀缺品，按集中计划指令运行的银行体系在资金的筹集和分配上再一次发挥了极高的效率。政府是生产和分配的决策者，它根据国民经济的具体情况，做出统一计划，而银行业又完全处于政府的绝对控制下，银行和政府几乎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当时仍具有信仰经济的浓厚特征——即个人信仰作为提高自身劳动效率的主要激励因素。因此，这种银行体制保证了国民经济在建国初期的高速增长。计划经济下的银行体制所面临的客观环境逐渐发生了变化。首先，国民经济中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政府对各行业的信息获取程度越来越低，政府无法充分掌握各行业的专业知识，它面临的不再是战时的农业经济和建国初期简单的基础产业，而是一个数量庞大、结构复杂的国民经济体系，政府亦不再具备驾驭各类专业信息的绝对能力。其次，政府管辖的地域更广阔、人口更多、民族更丰富，人口结构更复杂，已不仅仅是工人或农民，还包括各个阶层的公民。政府要完全拥有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公民的完全信息是不可能的，而且，复杂的人口构成使得政府更无法把握各类需求信息。人的动机已不能单纯依赖信仰来解释。最后，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已从简单的命令－服从军事管理转向更注重人民权力的民主管理方式。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对公民多样化需求的尊重，使得政府决策所需的信息集倍增，而政府要完全掌握信息集显得困难。垂直型的银行体系采用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方式，即不能有效地从基层向上传递政府决策所需信息和政策产生的反馈信息，在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又有隐瞒信息上传和阻碍政策实施的动机。政府自身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作出的决策不再对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有益。计划经济的发展使其本身的资源配置方式越来越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内生行为决定了社会制度要进行重大变迁。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上层建筑已经看到了经济内部的变化，为适应这种变化，消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枷锁，要求进行一场生产关系的大革命——由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向市场经济体制演进。利用市场来配置资源，降低信息不对称导致无效配置的程度。经济个体是资源配置的具体实施者，是生产的决策者，因为经济个体能在利益最大化驱动下和竞争的压力下全力捕捉市场信息，按最大效用配置资源，最大限度地降低外生性的经济扭曲和提高公民的福利。政府回归“守夜人”角色，通过国家权力制定市场适应性规则，监督经济契约的执行并维护市场秩序正常运行。整个国民经济市场化改革要求银行体系作出相应的变化。计划时代的银行具有垄断性、行政性、垂直性和专业性，这与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鼓励竞争的市场机制不相适应。自1983年以来银行经历了三次大分离，市场化改革已初见成效。到2004年，竞争性的银行间市场已初步形成。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与各类股份制银行相互展开业务竞争，在银行内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激励的拉动力作用下，银行同时亦面临同行业的竞争，则更善于，或者更主动捕捉市场信息，真正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因为银行生产的信息对贷款业务至关重要，直接影响信用业务收益和风险，而银行贷款是一种限制性信用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