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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华政讲学整理稿（初稿）前言主题：新型城镇化道路与政策主讲人：宋林飞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持人：何明升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时间：2014年4月17日（周四）下午14:00地点：松江校区集英楼D106主办：科研处、社会发展学院主讲人简介：宋林飞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江苏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第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评议组成员，博士后流动站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八五”、“九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社会学学科组成员，教育部高校社会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正文宋林飞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这是我第一次到你们华政的校园，但我认识很多你们华政的校友，有些是我的同事，有些是我面试过的华政考南大研究生的同学，所以我对华政有些间接的了解。那么，今天是你们院长何老师邀请我过来的。何老师请我一定来一次华政讲学，我也想来一次，所以今天就来了。这一次，我想讲一下城镇化的问题。因为基于城镇化的规划已经颁布，去年我是参与调查然后起草了有关的文件条文，所以我今天就想来讨论讨论新型城镇化的问题。早在1982年，我使用抽样等定量方法，在江苏南通县进行了农村劳动力剩余状况的调查研究，也就是调查在农村有多少劳动力是剩余的，而农村土地耕作实际上究竟需要多少劳动力。为了测算农村劳动力剩余情况，我提出了一个计算公式。按照当时农业耕作水平计算，当时南通县农村劳动力剩余度为56.8%，也就是说一半多一点的劳动力是剩余的，但是这种多余是季节性剩余，在农忙的时候多不了这么多，在农闲的时候多很多。当时，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劳动力人年”，也就是相当于当时南通出现了规模达80多万的“劳动力人年”。当时，随着农村生产家庭承包制的实施，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更加突出。这么大规模的失业人口在城市，会引起政府与社会的高度关注，但在农村这么多“剩余劳动力”却被忽视了。后来，我写了一份与此相关的调查报告，以《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及其出路》为题，发表在1982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上。在报告里，我建议，通过工业化、城镇化找到出路，转移这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当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不足20%。如今，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就业与生活，创造了快速城镇化的奇迹，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这是我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巨大进步，正在从乡土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事实上，就在去年，我在江苏、浙江、广东、湖北等地又进行了3个多月的城镇化调查，4个多月起草《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内涵、道路与政策》，对于我国城镇化的阶段性特征、面临的问题、新型城镇化道路、政策，我进行了一些研究与设计。现在我就结合这些，分几个方面，谈一些我的思考与看法。一、中国城镇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第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现在城镇化到了怎样一个阶段。应该说，我国城镇化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仍然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今后二十年将持续这样一个阶段。去年以来，我在东部、中部地区进行的城镇化调查中，所到之处，看到各地城乡面貌的巨大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了城镇。各地政府主动推进城镇化，一些乡村的农民拆迁集中居住，农业规模经营与城镇建设搞得热气腾腾。1、城镇化仍将快速发展现阶段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2010年，全球平均的城镇化率为50.9%。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3.73%。按照世界城镇化的规律，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率30%-70%是城镇化快速阶段。那么，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城镇化处在一个从50%向70%过渡的阶段，仍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也就是说，中国完成城镇化还需要一段时间。由于各国土地、人口、资源等国情不同，完成城镇化没有统一的标准。国际上一些已经完成城镇化的国家城镇化率并不高。2005年，芬兰、奥地利、希腊的城镇化率分别为61.1％、66％、59％。目前，美国是世界上城镇化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城镇化率达到85%。2011年，日本的城镇化率为91.3%，远远超过东亚地区55.6%的平均水平。参照以上情况分析：中国城镇化的基本完成，人口城镇化率应达到80%以上。这个时间还有多长？我认为，我国城镇化水平还有20个百分点的进程，需要不足20年的时间。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当城镇化率超过50%以后，城镇化将出现逐渐减速的趋势。美国城镇化加速期（1880－1920年），城镇化率从28.2%上升为51.2%，年均增加0.58个百分点，而减速期（1920—1960年）城镇化率上升为69.9%，年均增速下降到0.47个百分点。目前，我国江苏、浙江省城镇化率已达到63%以上，北京、上海、广州、苏南地区的城镇化率已超过70%，但都没有完成城镇化。这些地区今后城镇化的主要任务在于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而从全国来看，今后中国城镇化水平与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质量将越来越注重。2、需要城市继续发挥聚集效应工业化时期，城市要素聚集效应特别显著。核心城市的产业集聚与辐射效应，有力拉动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发展。以江苏为例：2000-2012年，“特大城市”人口增长超过1000万人，在新增城镇人口中占比55%以上；“大城市”人口增长超过300万人，新增城镇人口占比为16%以上；“中等城市”、“小城市”与小城镇吸纳新增城市人口占比为28%左右。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新增城镇人口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工。而显然，大城市是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是城镇化的引擎。世界城镇化已经形成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次级城市的特征，大城市、城市群在一个国家与地区中的作用趋于强化。1975－2000年，全世界100万人以上大城市人口比重从33.8%上升到37.4%，预计2015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40%以上。我国城镇化水平区域不平衡，自东向西总体上呈现明显的阶梯状分布。2010年，前10位城镇化率的均值为64.68%；后10位城镇化率的均值为33.21%，相差31个百分点，城镇化的差距比较大。前10位的省份全部位于东部沿海和东北地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后10位的省份安徽、青海、新疆、广西、四川、河南、云南、甘肃、贵州、西藏，都处于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的城镇化需要加快发展。因此，现阶段我国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城市继续发挥聚集效应。3、城镇化不能再简单重复老的套路对于接下来的城镇化建设，政府应该持积极的态度，因势利导，推进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今后我国城镇化不能再简单重复过去的老套路，而要走出一条新型城镇化的道路。这一点，党的十八大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这是我国现阶段重大的国家战略。积极，就是尊重规律，顺势而为。稳妥，就是要转变发展方式、解决突出问题。也就是说，我国城镇化要通过体制创新，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新型城镇化的深层动力。新型城镇化是化解三元社会矛盾的抓手。当前，中国社会已形成农民、市民和农民工的三元社会结构。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取消与户籍相关的各种城乡差别，有利于提高城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也有利于农民工举家迁徙，减少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与空巢家庭。二、城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看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哪些问题现在受到较多的关注。事实上，近30年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必须创新思路、改革体制机制。1、“不完全城镇化”问题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增长到2013年的53.73%，这反映的是城镇常住人口变化情况，而户籍城镇化率滞后20多个百分点。目前，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只有一小部分取得城镇户口，而大多数农民工没有享受同城市民待遇。农民工举家迁徙困难带来了大量农村留守儿童、妇女与老人。在未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将逐步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农民工身份的不完全转变，使得其难以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权益。这就是“半城镇化”现象。2011年，外出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仅为13.9%、23.6%、16.7%、8.0%和5.6%。庞大数量的农民工，其中“80后”与“90后”的比重已经达到40%-50%，而且还在上升。他们愈来愈适应城里的生活，思想越来越活跃，对公平和正义的诉求也愈发强烈。他们具有选举、被选举等各项政治权利，参加城市社会治理的权利。如果不给予相应的国民待遇，他们将是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最大隐患。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重点是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转变问题，使他们享受到城镇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城镇新老居民的社会融合。2、环境严重污染问题城市高能耗、高排放的重化工业过度发展，导致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下降，同时向周边农村转嫁，空气质量和水环境恶化的态势至今没有根本扭转。人生活离不开水、空气，但城镇化把水、空气污染了。近年来，不断增加的雾霾天气，成为一种令人不安的“城市病”。对此，我很是感慨，填了一首《阮郎归》词：“东方雾都几多愁，蓝天再难求。高速机场浊幽幽，山河也蒙羞。日遮去，灰霾浮。口罩隐人流。试问此景何时休？哪堪心绞纠！”我国一些地区酸雨、灰霾和光化学烟雾等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频繁发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每年200多天的灰霾天气，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与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细颗粒物等污染物直接相关水资源方面，持续增加的城市人口造成了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污染，这种问题在水资源匮乏的内陆大型城市尤为突出。从城镇化所需土地的供应来看，是“低成本扩张”。但从环境污染来看，会得出另一种结论，即生态成本高昂。这表明，前一阶段我国城镇化并没有真正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世界城镇化老路。今年年初，从北京到南京，许多大城市的雾霾天气连续出现。我又填了一首《海棠春》词：“多少城郭雾霾中。工业病、发展阵痛。听得‘北京咳’，可有‘金陵恐’？昔日雾都灾难重。孤儿泪、战雾行动。待赢回蓝天，再论中国梦！”有点书生意气了。另外，我也想起了当年杜牧感叹南京佛教兴盛而写下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以及“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等著名的诗句，引人遐想。贾雷德•戴蒙德在《崩溃》一书中指出，粗放型的城镇扩张导致中国面临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社会冲突和健康问题，中国已成为世界大国中环境问题最严重的国家。我们知道，工业污染是众多工业企业共同造成的。当年，针对英国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严重污染及其后果，恩格斯称之为“社会谋杀”。他在《乌培河谷的来信》一文中指出，河流已经染成红色，但大腹便便的资本家的良心是轻松愉快的。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有两个主题，一个是阶级斗争，另一个是工业污染。对于阶级斗争，大家都看到了，都很重视。对于社会谋杀，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当前，我们面临着“生态危机”。我认为，危机感是一种文化意识，是一个民族觉醒的起点。新型城镇化重视环境保护，不欠新债、还清老债，建设蓝天白云、山清水秀的宜居城镇。3、城镇建设“拼资源”问题现阶段，我国“拼土地”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做法仍然存在，短期内城市用地规模成倍增长的例子屡见不鲜，低效、闲置建设用地的现象非常普遍。2000-201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78.5%，而同期城镇人口只增长了45.9%。近十年来，我国城镇人口增长了13%，而城市面积扩展了60%。许多城镇低水平扩张，土地、能源等资源浪费现象严重。2010年，全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高达133平方米，超过了国家制订的城市人均占地100平方米的标准，超过发达国家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这些都加大了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风险。我认为，中国城镇化必须从拼汗水、拼土地、拼规模，转向拼知识、拼创新、拼人才，从传统的路径，走向创新的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不只是城镇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提升城镇质量，节约土地等资源，更加注重内涵发展。4、少数特大城市过于臃肿问题过去的一个阶段，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如摊煎饼般快速扩张，人口急剧膨胀，大大超过了人口控制目标，严重超过了资源承载能力。以北京为例：六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