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风土的地域与心性近世福建义序黄氏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第1页共24页宗族风土的地域与心性——近世福建义序黄氏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发表日期：2009年7月20日作者：浙江大学阮云星编辑：skylt阅读：498说明：本文刊载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九卷，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７月，第１－３２页。摘要：本文是笔者“宗族风土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近世福建义序黄氏宗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部分。笔者采用了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结构分析和福建地方社会风土考察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根据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观察和对族谱等第一手资料的解读，勾勒了宋代末期到民国中期义序宗族的历史。义序个案提示，虽然族产和乡绅的能动性对宗族的组织化具有决定性的功能作用，但父系的观念系谱和以此为基础的宗族乡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传承是近世宗族存续的文化前提和社会基础。这种宗族的风土性渊源于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结构性要求和以儒教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长期渗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宗族自身亦成为晚期王朝统治和德治政治文化的基础。关键词：宗族风土；义序宗族；观念系谱；近世；历史人类学目录前言一、福建·福州地方的宗族风土二、清代福州地方的宗族与聚落三、义序宗族的形成结语·讨论前言本文尝试论述以下三个问题：１）梳理勾勒福建义序黄氏宗族的历史；２）简论包括义序宗族在内的近世宗族［１］的内涵及其在整个中国宗族历史中的位相；３）阐述本文采用的研究视角，亦即作者的历史人类学理解和在本文中的运用。在这三项内容中，项一是主要内容［２］，在本文的正文中论述。项二也可以说是对项一与笔者提起的“宗族风土论”假说之关系的简要说明，在本文的“结语•讨论”中阐述。在“前言”中，笔者先对项三，即本文的研究视角作一个简单的交待。国内学界的历史人类学“讨论”数年前有个小高潮，对历史人类学大致有“方法说”和“学科说”两种理解［３］。笔者对此问题缺少专深的研究，总体上的感悟有二：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相互转向或曰方法借用，和以萨林斯提出“文化界定历史”为标志的所谓学科的历史人类学的形成，或许可以看成是世界近现代学术史中，反思“宏大叙事”和学术科学的人文化取向在历史学人类学这两个学科中之表达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前一阶段方法借用的所谓“方法论”色彩较浓，后一阶段则同时呈现出一定的“学科”性，换言之，后一阶段逐渐呈现出催生新的交叉学科或曰各自学科中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下位学科形成的征兆或局面，这是其一；其二，与此相关，即与上述前后两个阶段的发展及其各自特质相关的，谅是后一阶段更加体现出人类知识学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具体地说，就是后实证主义的确立以至诠释宗族风土的地域与心性——近世福建义序黄氏的历史人类学考察第2页共24页学知识论兴起所产生的影响［４］。就本文而言，如下述主要内容所示，此前笔者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和操作，大致相当于上述方法互借阶段的素朴营为；然而，这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尤其研究在总体上的“宗族风土论”追求，也许正暗合了且直觉质朴地诠释着“文化界定历史”的命题。准确地说，本文是一篇还在进行中的关于义序宗族史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前篇；当然，这一学术心路历程“一段风景”的“历史”文本［５］，在多大程度上诠释了“文化界定历史”的命题，还要留待读者们的判定和时间的淘濯。以下进入这样一个关于义序宗族史的历史人类学考察的“历史”文本。宋以后，宗族趋于士绅民间化，然而，宗族固有的血缘性和地缘性仍旧是这种关系和组织的显著特征。注重近世宗族的这种特征，有的中国学者将明清、民国时期的宗族称为“乡族”，有的学者称之为“宗族乡村”；而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英语圈人类学文献中，类似的表示法有“locallineage“通常也用“Chineselineage”，或直接用“lineage”来表示近世宗族。宗族的士绅民间化，使得家族宗族（制度）逐渐成为传统中国王权政治的广泛和重要的社会基础；而在家族宗族的具体组织形态上，地域性的差异，即大规模的地域宗族组织主要出现在中国东南部这一情形也被人们所认识。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Freedman）认为，这种地域性的差异可以用中国东南部的“稻作——剩余”和“边境条件”等的因素来说明；而晚近关于宋以后福建宗族的研究成果则进一步指出了若干具体的地理、历史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要因。［７］一、福建福州地方的宗族风土１、位置和地理特征亚欧大陆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的东南部为丘陵地带，此东南丘陵之东部，古为华夏之闽越地，《周礼·夏宫》称之为“七闽”。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７３３年），此地置福建经略使，取福州、建州两州名的首字，“福建”始称［８］。五代时此地建立闽国，其覆盖面颇大（五代前期公元９１９年的管辖地域已和明清以降的福建省范围相近）［９］，加之历史上多有置制、地名以闽冠之，故福建亦简称为“闽”［１０］。提及福建的地理特征，人们常用“六山三水一分田”来加以概括。除了散落在沿海一带的福州、兴化、泉州和漳州等若干滨海平原外、省内陆地基本上被山地和丘陵覆盖。这种陆地多山多丘陵、水系发达以及频临东海的地理环境，使得自古以来陆上交通相对不便，而利用江河海洋的舟楫之运则较为发达。［１１］若从本研究所考察的内容着眼，以下两点尤须强调：第一，西北向横卧的诸山脉和西南向流淌的河川，切割出相对独立自恰的自然人文地域。有关研究表明，至迟到南北朝时代，福建地域在王朝的政治体系中已逐渐形成一个行政单位，“北、西、南各省均沿分水岭划境，因此，形成了行政区划和自然环境相一致的稀有特征”［１２］。到了唐宋时代，省内的地方行政区域亦大致与方言地域相互一致［１３］。第二，山海间的沿海河口平原的重要性。相关研究表明，沿海河口平原无论是对于考察包括宗族在内的聚落的形成、大聚落以及地方文化的兴衰，还是对于考察历史上由于地方开发及人口增长等原因而引发的省内外的人口流动而言都很重要［１４］]。本文考察的义序宗族所属的福州地方［１５］位于福建东部（闽东福州方言地区的东南部），闽江（福建最大的河川）河口地带。自古以来福州地方聚落发达，历史上大都为福建地方的政治中心［１６］。这种形势的形成和政治地位的确立，除了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因素外，以下着重考察的历史、社会及文化的因素同样十分重要。宗族风土的地域与心性——近世福建义序黄氏的历史人类学考察第3页共24页２、人文、社会风土（１）河口经济的繁荣和政治中心地的发展带来人口的增长大河流域孕育人类文明可谓世界史的普遍现象。福建早先的开发也始自狩猎生息于建溪、闽江流域的古闽越族人。沿海福州口岸文明的发展还与福州港兼具河、海两港于一身的特点有关，内外水运的发达为福州地域的繁荣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相关研究表明，宋以后福建商界活跃着两大商帮（以地缘关系为主要纽带的商业集团），相对于制霸海外贸易的“闽南商帮”，“福州商帮”则具有擅长内地贸易和沿海贸易的传统。“福州商帮”的省内贸易主要沿着闽江在上下游间的口岸进行，沿海贸易则主要循海岸线，开辟上行浙江、山东的北上航线和下行广东、香港的南下航线。据有关文献记载，从宋到明清时代福州西郊与南郊外的河港及“草市”逐渐发展起来。［１７］福州地方的发展繁荣还与此地长期以来作为王朝的地方治所有关。秦代首置闽中郡，治冶县（别称“东冶”）；据《后汉书》记载，汉代“冶县”就已成为“交趾七郡”（包含今之越南的一部分在内的西南地方）朝贡经由的重要治所；此后，尤其是五代王审知治下，南宋、元代以泉州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海上丝绸之路”时期，以及明代“市舶司”从泉州移转到福州的百年间（明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地方官府营为下的福州地方口岸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１８］秦汉以来福州多为福建地方政治中心，这与地处闽江下游的河口地带的地理环境有一定关系，也得益于闽江上游的闽北“官道”。公元三世纪，当时的郡守严高着手治所的城郭建设，至公元十世纪刺史钱昱治下城郭初具规模。作为行政中心的都城，通常保有一定数量的官僚、军队及其僚属、家眷等人口；加之历次北方移民迁入和地域开发，时有伴随着外来统治者的君临，大量的军事集团人员以及血缘•地缘性的相关人口进入福州地域的情形。当这种情形与口岸经济繁荣期等促进人口增长的因素相互叠加时，福州地域的人口就会保有一个较大的基数。集中量大的人数是形成大聚落的重要的人口基础。［１９］表１、宋代至民国福建、福州的戸数和人口年福建地方福州地方（府）福州地域约９８０（４６５５７５）（９４４７５）约１０８０（１０４３８３９）（２１１５５２）１１８２（３２１２８４）（８２９６６）１２７８（７００８１７）（１９９６９４）１３８１（９４５１４）（４０７３８）１３９３（８１５５２７）３９１６８０６１５７８（５１５３０７）１７３８７９３１５８０（９８９８４）２４４０４０（４４２９３）８７２８５１７４９（７６２０４２９）１７８６（１２８０９０００）１８２９（３２６０２１７）１７３３９４６４（４６２９５１）２７０６６４５（１１３１３１）９３７３５０宗族风土的地域与心性——近世福建义序黄氏的历史人类学考察第4页共24页１８５１（２００９８５５６）１９１３（３０８８７０１）１９１５１４９１０８８８（１７５０４４）８７５２２０１９４４（２３３５０６６）１１３４９２２６（４５２０３６）２２４０９５６（１８２４３０）８１６３６８表注：本表根据宋怡明（MA。Szonyi）博士論文的表３、表４编制而成。（）内为戸数。资料出所：MA。Szonyi，，VillageRitualinFuzhouinLateImperialandRepublicanperiods，UniversityofOxfordFacultyofOrientalStudies，１９９５，pp。４４～４５（此未刊资料为福州社会科学院叶翔提供，谨致谢忱！）表１是十六世纪末叶到十九世纪中叶福建及福州地方的人口、户数统计。以下两点值得瞩目。其一，清朝中期福建出现了大幅度的人口增长。福州地域的人口增长幅度尤其大，二百五十年间人口增长超过了十倍［２０］。有关义序的记载也表明，十八世纪初叶（１７２２年）义序男丁首次超过了千人；这一标志以及此后约一百五十年间的大幅度人口增长，成为了义序宗族组织化的基础。其二、同时期福州户数的增长率较低。对于这一时期十倍以上增长的人口增长率来说，福州户数的增长率约为五倍；这表明这一时期福州户均人口数的增大，这一情形或许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加速的“宗族形成运动”的影响有关，也许可以视为十七世纪末福建实施的“归宗合户法”的某种结果［２１］。（２）北方移民带来的中原世族文化的传播和渗透一定量的人口可以成为大聚落形成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要条件。毋宁说一种文化中的“家族法”、一个社会遵循的亲属的组织原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以至决定着聚落形成的样式和规模的取向。宋以后福州地方的家族以及聚落组织原理的一个重要源头兴许可以追朔到西晋至五代（公元四至十世纪）期间南迁入闽的北方世族文化。典章礼仪等文明发展程度较高、重血缘门第的北方世族及其随同群体的大量南迁，分别在西晋永嘉年间（３０７－３１３年）、唐高宗时期（６５０－６８３年）和五代时期（９０７－９６０年）达到高潮。北方移民带来的中原文明（文化模式、社会组织方式和原理），逐渐成为文明相对滞后、且随着移民的进入生存竞争更加严酷的闽地方先民及社会的憧憬对象，以至成为组织群体、形成聚落的社会组织原理。历史学者陈支平指出：“从西晋到隋朝，是中原士族崇尚门阀的时代，中原士民大量徙居闽中，一方面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文化技术，有力地促进了闽中的开发，闽中土著的许多习俗如断发纹身等，至南朝时已不复存在。而另一方面，中原士民往往以簪缨世胄自居，歧视和压迫当地土著，血缘家族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五代乱离和王潮、王审知率兵据闽，形成中原士民移居闽中的第三次高潮。……随王氏兄弟入闽的固始同乡，无不成为了闽中的统治者，门阀宗族的夸耀尤成必要。……这种家族血缘和统治者的优越感，更促使闽中居民对于宗族的依赖和标榜。因此，从隋唐以至五代，是中原地区门阀士族制度逐渐衰落消亡的年代，而在福建则完全相反，门阀宗族的标榜，为取得政治和社会、经济利益，正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２２］以上的指摘也是笔者提起的福州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