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与绅士化

城市更新与绅士化2015-03-02王昊中国青年规划师联盟那天途径老城，赫然发现小时候生活了18年的街区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低矮的胡同和院落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雄伟壮丽的办公大楼和高层公寓，心中不禁涌起“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悲凉之感。这种感受应该也并非我的专利，无论你生活在中国的哪个城市，如今，你还能找到自己出生时的老房子么？它们多半都已经被“更新”了吧？在西方政府的语境中，在城市化平稳发展时期，“城市更新”（UrbanRegeneration）是最重要的技术手段，唯籍此，城市才能不断提升环境品质，改善基础设施，提高投资吸引力，从而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但是，西方学术界的立场却大相径庭，他们盯住了“城市更新”的副作用。并给它起了一个“很装”的名字，叫做“绅士化”（Gentrification)。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超过50%，“从增量到存量”的平稳发展时期终于要到来了。城市更新无论好坏，绅士化是否注定无法避免，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本文拟通过上下两篇，梳理一下西方政府和规划学界几十年来的“城市更新”（UrbanRegeneration）与绅士化（Gentrification）之争，为了我们明天所要面对的问题，搭建一个思考的基础。一、名词与概念别嫌烦，我们先来掉下书袋子吧！第一组：城市更新系列在西方，与拆旧建新、更新等等相关的名词大体有三个（既然词根是英语，还是以英国为例好了）：旧城改造（UrbanReconstruction）在英国，旧城改造主要指1950-1960年代，以“清除贫民窟”为理想，大规模动用公共资源（财政、规划）的物质空间改造，和我国的就地回迁的棚户区改造比较像。城市更新（UrbanRegeneration）城市更新主要指撒切尔政权上台后（1970-1980年代），更加借助于市场的改造措施，这些措施既有专项补贴，也借助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以及行动规划（ActionPlan），注意了，这个城市更新正是西方学界借助绅士化概念重点打击的对象，他们认为资本大举进入的城市改造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不公。城市复兴（UrbanRenaissance）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工党政府执政以来，为了与以前的城市更新划清界限，新的名词产生了——城市复兴(文艺范儿十足，总是让我想到“文艺复兴”有木有？)城市复兴层次更宽泛，宏观层面可以指针对于大区域的产业复兴政策，（如威尔士等工业区的城市复兴政策等）；微观层面，可以指针对一个社区的具体规划。英国的城市复兴政策已经考虑了对大规模资本的抑制，倾向于让社区居民做主——公众参与、自动自发，同时也更加“以人为本”、注重城市文化和设计的元素，注重结合产业升级，搞些展会展览等等。抛开社会批判不提，这个阶段的物质环境作品确实“颜值高”，精致、有体验感。新老建筑交相辉映的CardiffBay(照片来源于百度图片）第二组：绅士化绅士化（Gentrification）一词最早是德裔英国规划师格拉斯（RuthGlass）女士发明的，词根来源于法语。格拉斯女士在1964年发表的《伦敦：变化的诸方面》（London:AspectsofChange）中写到：在伦敦，一个又一个工人阶层社区遭到中产阶级的侵蚀，租约到期后，低矮错落的破旧房屋就会被收回并逐渐改造成有格调的昂贵住宅┉┉。这个过程一旦在一个地区启动，就会迅速蔓延，直到这个区里所有工人阶层住户都被中产阶级租户取代┉┉。从此，绅士化一词就用来特指：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中产阶级进驻到以前低收入的工人社区，引起租金上涨，低收入的原有居住者被迫搬离的现象。简而言之，就是贫民窟搬家的过程。格拉斯女士和后来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在这个搬家过程中，有钱有权者获益最多，而社会最底层的居民往往被又一次剥夺了，至少被剥夺了住在城市好区位的权力，这往往使得他们就业机会更少，生活更加困难。根据西方学者的概括（DavidsonandLees2005），绅士化这一概念的构成要件有四个方面：①资本再投资②社区社会构成中高收入成员增多③建成环境的改善④对原有低收入居民直接或间接地驱离。这一概括扩大了绅士化的概念范围,不仅旧城、老工业厂房的改造算是“绅士化”,即使城市郊区的改造,只要符合上述定义的,也被国外学者纳入了绅士化的范畴。看到这里，你是恍然大悟呢还是越来越迷糊了？原来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难道是自己“没觉悟”？租住户租约到期难道还能赖着不走么？城市环境越来越高档难道不好么？二、过程与反思为了讲理还是先说事儿，暂且按照英国对城市更新系列的分段语境，梳理一下历史，看看争端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吧：1、旧城改造（UrbanReconstruction）（1950-1960年代）在英国，旧城改造的理念来源于19世纪“清除贫民窟”的政治愿望。当时人们认为：恶劣的城市环境是城市问题的根源之一，在贫民窟中长大的人很难有好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责任感，这样自然会导致新的社会问题。二次大战后，上述想法与盛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价值取向一拍即合，第一阶段的旧城改造轰轰烈烈展开：通过福利国家的政策，扭转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贫富悬殊，机会不均的旧城改造理所当然以大幅提高公众福利与公共支出为背景。从城市规划的实践角度看来，这一时期的旧城改造活动与80-90年代中国的情况有很多类似之处，如：将城市总体规划作为主要的管理手段；通过政府主导，开发商参与的模式，着重于物质空间的改善。为改善穷人的居住质量，英美等国在这一时期，都建成了不少高层住宅。这一时期的旧城改造满怀“乌托邦”的情结，而这些投资拉动也确实起到了推动战后经济发展的效果。当然，贫民窟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如果社会无法为每一个公民都提供合适的发展机会，再“合适的”住宅也难以使居住于其中的穷人免于贫困。因此，50-60年代旧城改造中新建的高层住宅，有很大一部分进一步沦为藏污纳垢之所，甚至是犯罪分子的集中培训基地。从规划技术的角度看来，一次性大规模开发，容易造成居民成分过于单一，都是穷人的地方谁来消费？大规模的旧城改造确实有可能进一步降低了环境活力，减少了穷人的就业机会。在这个阶段，绅士化已经悄悄登上了历史舞台（见前文格拉斯女士对伦敦的观察）。不过这个阶段的绅士化还没有和政府行为和大规模的商业开发扯上太大的关系。那个阶段还是西方城市增量发展为主的时期，郊区化如火如荼，大部分中产阶级（尤其是美国中产阶级）是逃离了城市中心，让出了曾经的好区位。在我国，建国以来数次的棚户区改造，很多都采用了就地回迁的方式，政府利用本来就破烂的地方盖住房改善穷人的居住条件且并没有驱离谁（虽然很多历史街区就是这样永远消失的），从最严格的角度出发，也不符合“绅士化”的定义。那时候大家基本都还是无产阶级，阶层差别在那之后才发展出来，所以即使改造后的街区，阶层的混合性也还存在着。这也许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只有城市物质环境提升而没有绅士化的改造过程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没有城市土地市场，城市区位没有市场价值。无论这种改造是奇迹还是奇葩，总之后来，这样的事情就很难继续了。2、城市更新（UrbanRegeneration）（1970-1980年代）7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福利国家的理想。撒切尔政府执政伊始，发现：一、政府没有那么多钱；二、政府行为低效僵化赶不上市场的步伐，降低了城市吸纳资本的能力和发展竞争力。也就是说，规划妨碍了政府围着开发商转。在这一认知的基础上，英国传统规划的地位一落千丈，新的城市发展政策改为主要通过税收减免等手段间接控制城市发展，并引入了更多的私有部门参与旧城更新，强调渐进式、项目式。公私合作的城市开发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以及行动规划（ActionPlan）都创始于这一时期；以社区为主的更新项目（NeighborhoodRenewal）也在旧城中心区全面展开。与上一阶段的旧城改造相比，与市场走的更近，实施性更强，是英国70-80年代城市更新（UrbanRegeneration）的主要特征。这些新项目更加精致，经济效益也更好。随着资本投入到城市更新中，确实也拉动了城市经济乃至就业的增长。但是，这些项目不再以改善穷人的居住环境为主要目标，而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贫民窟无论如何破烂，毕竟也是穷人的容身之所，而这样的区域一旦被开发项目看中，则意味着这些穷人只能去往更悲惨的地区，甚或从此成为街头的流浪者。与此同时，“福利国家”这一西方战后所标榜的政治政策在现实生活中逐渐褪色，城市底层的居民感到自己的居住权越来越没有保障。福利政策的缺位进一步加深了底层群众对这些改造工程的愤恨。“绅士化”的说法也正是在这种愤恨中逐步流行开来。确实，大规模绅士化正是由于1970年代的经济萧条，萧条迫使中产阶级卖掉郊区的别墅，回流到城市中寻求更便宜的社区。1980年代经济开始复苏“绅士化”却没有像一些学者曾经预言的那样止步或者消失，反而由小规模自发型向开发商主导型的大规模“绅士化”转变。在西方学术界，一般称其为第二波绅士化。在这一波中，政府退出了城市再开发的舞台，而开发商大规模地投资旧城更新项目，大规模的搬迁与拆建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城市中社会阶层更加隔离，阶层间的矛盾迅速激化了。1970年代之后,在以纽约为代表的很多西方大城市中，与“绅士化”相关的城市更新改造引发了一系列暴力冲突。从此之后，绅士化变成了有明显负面意义的词汇，学术界用以指代各类“贫民窟搬家”式的再开发。而政府文件则完全回避了对这一词汇的使用。所以建议大家以后与外国学者聊天，最好动不动就“发挥绅士化的巨大作用”哈，你要说的那个词是“城市复兴Renaissance”看了这段描述，大家脑子里有木有出现熟悉的画面啊？城市的更新改造，确实会使地方经济更有活力，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收益到底为谁所得？是否对利益受损方（在绅士化进程中被迫搬家的穷人）有适当的补偿？一直是西方规划界普遍追问，至今也没有满意答案的问题。当然，从我国公有制的制度基础理解，“绅士化”的直接所得，由城市政府（通过地价）与开发商分享，而政府的地价收益应该是用于了惠及每个市民的福利或基础设施投入。但即使真的如此，被迫搬迁的原住民就理应为“公共环境的改善”而额外承担利益损失么？事实上，在我国，目前对于强拆的抵制还只限于自认为对原有城市物业拥有产权的人，而对于“被迫搬迁的无产者和租住户”——这一西方学者在绅士化研究中真正关注的利益受损方，至今无论是学术领域还是民间，都还无人谈论其得失。3、城市复兴（UrbanRenaissance）（1990年代至今）在英国，1997年工党执政以来，赶忙和城市更新划清界限。工党认为资本大量引入城市再开发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隔离问题（SocialExclusion），即：富人区驱离穷人区，且富人和穷人居住相对分离；穷人的利益尤其得不到保障。因此，工党的新政强调以公共参与作为复兴旧城的主要策略。即：鼓励居民自发改善社区，由居民自行决策，政府投资以满足社区居民需求为主导。另一方面，90年代人们终于重新发现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一些城市结合老工业遗迹或老建筑的改造，营造城市文化特色；并与城市主导产业发展相呼应，在更新过程中引入更多的设计和文化要素，如组织一些博览会，展会等。这一时期的城市复兴在环境塑造方面也受到了“美国新城市主义”的影响，更强调以人为本的环境尺度和绿色交通服务、可持续发展等等，通过这些手段，投资以及中产阶级都被吸引回城市中来，在西方国家掀起了逆郊区化和重回城市生活的风气。１９９９年，RichardRogers在其公司UrbanTaskForce承接的项目中率先使用“城市复兴”（UrbanRenaissance）一词，从此以后，“城市复兴”就取代了之前的“旧城改造”和“城市更新”，成为９０年代以来英国的城市再开发的统称。“文艺范儿”十足的城市复兴作品确实广受旅游者的欢迎，对打造城市名片，提升城市知名度可谓是功不可没。因此，各种与老城保护以及工业遗址再开发相结合的城市复兴，也遭到了包括我国在内许多城市建设者的纷纷仿效。“城市更新”（UrbanRenai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