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党性观念,加强党性修养

增强党性观念，加强党性修养“党性教育是共产党员的必修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2月在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反复强调的。确实，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都特别强调对党员的党性教育。加强党性修养，切实增强党性，是我们党对党员的一贯要求。特别是在当前，要打造“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信念、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更要抓好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教育。（一）加强党性教育史中国共产党人各个历史时期对党员的一贯要求党性，是指一个政党固有的本质特性，也是一个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政党是把本阶级的利益和思想集中起来又化为行动的政治组织。在为本阶级的利益进行的长期斗争中，高度集中地发展了本阶级的特性，从而形成政党本身的特性，这就是党性。所以，党性是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共产党员的党性，首先表现为一种观念，即党性观念。党性观念的树立与改造，最主要的是靠党员个人高度的自觉，但也离不开组织的教育、管理与监督。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又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因此，在我们党的党章中明确规定，每一个共产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党的其他组织，参加组织生活，遵守党员的义务和纪律，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不允许有任何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的特殊党员。这一条看起来简单平常，但却是保证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和监督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组织措施，也是党员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党性修养的重要途径。党性教育的这一要求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就开始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拒绝农民和其他革命分子入党，就不可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革命政党，没有这样的党，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吸收大量农民和其他革命分子入党，不注重党的建设，特别是党性教育，不解决他们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就不可能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因而也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毛泽东在创立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发现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这种特点，提出了首先着重在思想政治上建设党，同时也重视从组织上建设党，把加强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党的建设的突出地位的建党路线，成功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建设中所遇到的特殊困难和问题。他在1929年12月28日所作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毛泽东针对党和红军中存在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危害，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强调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要经常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员，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等等。延安整风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党性教育的成功案例。整风运动分两个层次进行，一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二是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整风，两个层次的整风都把党性教育作为主题。1941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把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发给党的高级干部，要求认真阅读研究。1942年2月，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党普遍的整风运动开始。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座谈会后，文艺界进行了认真的整风学习。延安整风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战斗力，具有重要的意义。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思想，他说：“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的背景下，为防止党内对个人歌功颂德，中央专门做出六条规定：不给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鼓掌，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加强调要严格对共产党员的要求，尤其要严格对高级干部的要求，决不允许有任何因功劳大而不履行党员义务的特殊党员。毛泽东认为，在执政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政党的战斗力不仅在于党员的数量，更在于党员的质量。因此，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战斗力，必须提高党员的各方面素质，尤其应注意防止投机分子和不合格分子混入党内。1951年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28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两次会议都讨论了在执政条件下怎样强化党员标准的问题。中央响亮地提出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口号，并在充分讨论、反复修改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和《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要求对党员普遍进行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教育。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党性教育活动，规模较大的有四次。第一次是1983年到1985年的整党。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指出：“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第二次是“三讲”教育。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决定，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第三次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这项活动从2005年1月开始，历时一年半，在全党开展了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最近的这次就是十八大以后党中央部署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活动紧紧围绕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以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切实加强全体党员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这几次党性教育活动，都有重点、有步骤、分阶段进行，尤其是强调实效和建章立制，进一步将党性教育制度化。党的历史表明，注重党性教育，是我们党的一个突出特点和优良传统。一个人从普通公民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从一名普通党员成长为一名党的领导干部，需要党组织的教育，真正解决思想入党问题，不断克服随环境和地位的变化而产生的不良思想意识。因此，加强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党性教育是当的建设的常态化任务。（二）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伴随共产党员政治生命的全过程党性作为一个政党固有的本质特性，不仅体现在党的整体机制中，体现在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上，而且具体体现在每一个党员的一言一行中。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决定了党员的党性，而广大党员增强了党性，才能真正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提高党的战斗力。我们每个党员的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不仅决定着自己党性觉悟的高低，还直接影响着党的性质和战斗力。因此，强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员的必修课，必须以每一个党员党性观念的增强、党性锻炼的加强为基础。早在1941年，刘少奇在给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工作的宋亮（即孙冶方）的信中曾说：“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他具体分析过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不足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不长。“由于这些原因，特别是我们党的主观努力不够，二十年来，我党虽有极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但缺乏理论的弱点仍旧未能克服。这是我们今天还要以极大的努力来加以克服的。”而要克服这些不足，就要不断加强自己的党性修养。历史上，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把党性修养作为自己的终身任务。方志敏说，“我的一切，直到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这是他在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内心表白。1935年1月，方志敏带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国民党统治地区时，由于叛徒出卖，在皖浙赣交界处的怀玉山区不幸被捕。敌人把五花大绑的方志敏带到了台上“示众”，方志敏昂首挺立，镇定自若地向成百上千的群众高声说道：“同胞们！我很高兴能和大家见面。我们中国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受贪官污吏剥削统治，国将不国，民不聊生。希望你们继续我未完成的事业，努力奋斗！”国民党一军官对方志敏说：“方先生，像你这样杰出的人才，国民党会给你高官厚禄的。”方志敏打断他的话，正色说道：“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功名利禄视如粪土。革命者宁可被敌人残杀，绝不投降敌人，要我屈膝投降，休想！”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方志敏还在狱中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作品，其中成了他饱含激情的和对祖国爱戴、对党忠诚的传世之作。雷锋1940年出生于穷苦农民家庭，7岁沦为孤儿。1950年9月至1956年7月，雷锋在湖南省望城县龙回想清水塘，荷叶坝小学读书。1957年2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58年11月，雷锋在鞍钢化工总厂党推土机手，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1960年1月，雷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驻辽宁省营口市某部运输连任战士、班长，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雷锋的优秀事迹不久之后被广泛报道。1963年3月2日，《中国青年》杂志首先刊登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从此，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展开，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不断。直到今日，雷锋精神仍经久长存，“向雷锋同志学习”逐渐成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动员口号。雷锋的一生没有创造惊天动地的英雄伟绩，何以能够成为共产党人的楷模，归根结底在于他把自己生命的每一分热、每一分光都无私奉献给了人民，以真诚火热的赤子之心和自觉地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实际行动，谱写了壮丽而辉煌的人生乐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中国共产党党性的基本内涵，是贯穿在雷锋一生中最突出、最动人、最完美的主旋律，也是雷锋精神的核心内容，它既反映了雷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崇高的共产主义品德和风格，又反映了雷锋无私奉献的人生态度。“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1962年6月，为加强农村工作，焦裕禄任尉氏县县委副书记。同年12月，焦裕禄调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兰考地处黄河故道，由于历史上黄河多次泛滥改道，风沙、盐碱、水涝肆虐、土地荒芜、人口外流，兰考已是一片贫穷凄凉的景况。焦裕禄上任前，党组织用“三个最”明确告诉他兰考的状况和对他的要求：兰考是一个最穷的县，一个最困难的县，要他在思想上有接受最严峻考验的准备。面对党组织提出的“三个最”，焦裕禄坚决地说：“越是困难越能锻炼人，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他在兰考忍者肝病的折磨，带领兰考人民战风沙、斗内涝、治盐碱，终因操劳过度，于1964年5月不幸病逝。不闯“红灯”，这是郑培民一贯的自律。他不仅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把握住自己，也能在日常小事、细微之处严格要求自己。他不为钱财闯“红灯”。郑培民到中央党校学习时，曾向单位财务处借了5000元作为差旅费和学费。到中央党校报到交费后，他把余款存到了储蓄所。后来回单位报账时，他居然多交了8.72元钱。财务人员问其原因，才知道是存款所得的利息。于细微处见精神，从琐事中看作风。小小的8.72元，郑培民同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形象由此赫然可鉴！他不为家人闯“红灯”，郑培民挚爱家人，但他从来不用手中的权力给予妻儿任何照顾。他常说：“权力是人民给的，应该为人民办事。”他不为朋友闯“红灯”。郑培民朋友多，但是对于朋友特别是对企业界的朋友，他从不占他们的一点便宜，多次谢绝一些朋友提供的所谓对新产品的“试穿”、“试用”。郑培民不闯“红灯”，目的就是要坚持“不给别人一点送礼的由头，不让自己有半点腐败的念头”。“两袖清风来去”，这是福建省东山县干部群众对老书记谷文昌的朴实评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畏艰苦，实事求是，带领东山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