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

第二章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民族关系是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本质上是涉及民族的地位、权益、感情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它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关系的特征是各民族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各民族的关系基本上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民族政策是指国家和政党为调节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而采取的相关措施、规定等的总和。从世界范围来看，民族政策的实质和作用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前者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政策；后者如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政策等。从内容来看，有政策原则和政策措施之分。民族政策原则一般是指在民族工作的全局中必须遵循的大政方针，如我国实行的民族平等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等；具体的民族政策措施，通常是对涉及民族问题的某一方面而做出的具体的规定。我们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实际上是有关少数民族的政策。它是党和政府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结合我国多民族的基本国情和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客观实际制定的，其本质是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进步和共同繁荣，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行为原则，是我国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处理好民族关系以苏联的惨痛现实借鉴我国关于民族问题应该走的道路：苏联是在沙皇俄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背负着沉重的民族问题历史包袱。苏联解体、苏共亡党亡国，民族问题是关键因素。沙皇俄国是从一个小小的莫斯科公国发展起来的。从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称沙皇建立沙皇俄国开始，到1917年沙皇俄国被推翻，在长达370年的时间里，经过不断的征伐和扩张，沙皇俄国从一个仅有280万平方公里领土、单一的俄罗斯民族国家，成为地跨欧亚大陆、濒临大西洋、太平洋和北冰洋的大帝国，版图扩张8倍，征服民族达120多个。面对这么广袤的领土，这么众多的民族，沙皇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极力煽动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唆使俄罗斯人鄙视、仇恨、欺压非俄罗斯民族，致使沙皇俄国成为世界历史上民族矛盾最深的国家，是名符其实的“各族人民的牢狱”。十月社会革命，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各族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但是在沙皇俄国旧疆域基础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及民族问题历史地遗留给了苏联，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大障碍。列宁非常重视民族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制定了一系列民族理论和政策。他指出，俄国民族问题是仅次于土地问题的一个重要问题。“十月革命”前，列宁是反对联邦制的。1913年，他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说：“只要各个不同的民族组成统一的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就决不主张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主张任何分权制。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走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统一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步骤。”十月革命胜利后，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他改变了想法，认为联邦制“是把俄国各民族最牢固地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和集中的苏维埃国家的最可靠的步骤”，提出了各民族共和国按平等自愿原则组成一个统一的联邦制国家的主张。根据这一原则，1922年底成立了苏联。按联盟条约和苏维埃宪法规定，“联盟是各平等民族的自愿联合”，各民族共和国享有主权国家的地位，均能“独立行使自己的国家权力”。但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苏维埃联邦，不可能在各共和国分立的情况下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因此，各加盟共和国一开始就未能独立行使自己的国家权力，联盟中央把军事、外交、财政及其它大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分给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十分有限。实际上，联邦制并未付诸实施，更未能根据实践经验在理论上加以充实完善。列宁逝世后，历届苏共领导人为巩固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提高各民族文化水平，促进各民族的融合和接近等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取得的成绩即便是极端敌视社会主义的人也不能否定。1992年3月10日，俄罗斯《消息报》的一篇文章说：“不管共产主义制度多么荒谬，但在提高前苏联各共和国民族的文化和社会水平方面还是要做出过努力，而且是很顽强的努力。现在，这些国家受教育的程度、文化水平、每千名居民中大学生的人数都高于土耳其和伊朗。”“不应当忘记，讲俄语的居民在社会方面从来没有像法国人和英国人在自己的殖民地那样，在共和国自己居住的地区被特殊优待。”在多民族国家，通常不可避免地存在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主义的倾向，这都是影响国家团结稳定的重要因素。列宁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是希望不是靠强制，而是靠联盟成员国的平等，靠联盟各成员国的共同发展、繁荣和进步，实现国家的稳定和谐。列宁一再告诫，要对境内少数民族采取谨慎小心的态度，要让步多一些，要温和一些，不能歧视少数民族，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又要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但实际上，苏联历届领导人在民族理论和政策方面出现了重大错误，致使两种倾向都在不断发展，最终成为苏联解体中成为一个关键因素。一是混淆阶级和民族两个不同历史范畴的界线，导致“民族关系中已不存在问题”观念的形成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早在苏联成立之初，斯大林便认为“民族纷争的组织者即剥削阶级已被消灭”，“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和燃烧民族主义狂热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真正的兄弟合作建立起来了”。斯大林由此得出结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剥削制度，民族关系中已不存在问题了，并因此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忽视民族关系的调整。30年代源于阶级斗争的肃反扩大化错误反映在民族问题中，大批的所谓民族主义集团、地方少数民族干部被清洗，被迫害的少数民族群众达100多万。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以“集体叛变”和“国家安全”为由，用武力强行流放境内的卡尔梅克、卡拉恰耶夫、巴尔卡尔、车臣、印古什、克里米亚鞑靼、梅斯赫特土耳其、日耳曼、朝鲜、希腊、库尔德等11个民族，300多万人无家可归而移居中亚和西伯利亚，其中至少有100多万老人、妇女和儿童在流放中死亡。虽然这些民族在50-60年代先后被恢复名誉，但其中的德意志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梅斯赫特土耳其人仍被剥夺了重归故地的权利。这种混淆民族和阶级问题，把少数民族中的个别败类同其整个民族等同起来，以至对整个民族进行歧视和仇恨的做法，抹杀了民族内部的阶级界线，伤害了少数民族的自尊心，助长了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戈尔巴乔夫时期揭开民族动乱序幕的克里米亚鞑靼人问题、伏尔加河日耳曼人问题、弗尔干纳地区梅斯赫特土耳其人和乌兹别克人的冲突，都是当年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民族歧视政策的结果。二是忽视形成民族诸因素中的血缘和宗教因素，急于推动各民族的相互接近和融合，否定某些人数较少或居住地较分散的民族作为民族实体，忽视宗教在某些民族中的巨大影响，造成许多恶果。在20世纪40年代下半叶和50年代初，在具有反犹性质的“世界主义”斗争中，苏联公然否认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对境内犹太人严加控制和歧视，使犹太民族极为不满和愤怒。此外，苏联还进行过火的反宗教宣传，甚至不许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党员参加宗教形式的婚礼和葬礼，伤害了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的感情。三是在难以克服的大俄罗斯主义的阴影下，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民族一体化导致在民族政策上只强调民族共性，忽视民族个性，只强调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忽视各民族具体利益的多样性。苏联的大俄罗斯主义由来已久，尤其是卫国战争以后，在不断肯定俄罗斯民族的功绩、传播革命文化和先进文明的掩盖下，历史上早已存在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即大俄罗斯主义不仅未得到克服反而到处泛滥，并干扰某些正确的民族政策的执行。而斯大林、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本身也是大俄罗斯主义者。斯大林曾说俄罗斯人是“加入苏联所有民族中的最突出的民族”，“是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中夸耀俄罗斯的功绩：“过去落后的民族在比较发达的民族，首先是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的援助下，不经过资本主义道路而提高到先进民族的水平。”。于是，对俄罗斯文化的推崇，对掌握俄语重要性的片面宣传，导致了对其它民族文化和语言、历史、艺术的忽视和贬低，使少数民族感到苏联是在强制实行俄罗斯化，因而十分反感。从1938年起苏联强行推广俄语，使不少民族忘记了自己的母语，有些民族几近消失。而一些苏联文化知识界的少数民族著名人士，因为他们在文艺作品里反映了自己民族的自豪感而被指控犯罪。因此，反对强化俄语教学成了苏联各民族抗议政府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四是对民族融合的超前认识以及形成的“苏联人民”的理论，导致各民族的强烈反感。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同样过高地估计了社会主义的成就，在民族问题中，认为“新的工业中心的产生，……都促进了人口的迁移，扩大了苏联各民族的互相交往，在苏维埃共和国里属于许多民族的人们共同生活着，和谐地劳动着。苏联境内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界限愈来愈失去原来的意义”；苏联的民族关系在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各民族进一步的接近和达到完全一致”，“已经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即苏联人民”；各民族人民有了共同的祖国，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社会阶级结构，共同的世界观，共同的目标，“在精神面貌上，在心理上具有许多的共同特点”。勃烈日涅夫上台以后，继续宣传执行了上述理论纲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也是如此，他在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说：“苏联已成为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和族际主义的共同体”。在这种错误理论指导下，更助长了对各民族个性和特点的忽视，以及对各民族物质和精神利益的忽视，这自然激起了各民族的反感。另外，这一理论在实际上是把已形成的作为苏联人民的国民意识错误地理解为出现了一种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这样就反而刺激了苏联各民族自我意识的增长，致使民族分离主义思潮日益膨胀。五是没有使各民族走向共同富裕和繁荣，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好处，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经济政策上，苏联也有颇多失误。比如，苏联片面强调“区域分工”，使民族地区经济单一化，畸形发展。导致它们不能根据各自的优势，建立相应的经济体系，结果严重损害了民族共和国的自主性，强化了对联盟中央的依附性，最为典型的是中亚五国。20世纪50-70年代，苏联政府将哈萨克适宜种植棉花的土地划给乌兹别克；把乌兹别克可作牧场的土地划给塔吉克，适宜种植粮食的土地划给哈萨克，导致乌兹别克每年向苏联提供60-70%的原棉，却要从共和国外运进1.5亿米左右的棉布和其它针织品，以解决穿衣问题，其粮食生产也一直是苏联最落后的共和国之一；哈萨克成为全苏最重要的产粮区（占全苏粮食收购量的1/5），但农产品加工极不发达，居民所需面粉等不得不从其它地区大量输入，由于牧场缺乏，居民几乎吃不到肉制品特别是新鲜肉食。这种分工造成地区经济单一化，导致各民族国家相互猜忌，相互封锁，搞地方保护主义，民族隔阂日益加深。比如，苏联长期以来为消灭国内各民族经济上的差别，采取了“挖肥补瘦”的平调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在促进民族互助、落后民族赶上先进民族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大大加重了发达地区特别是老工业基地的经济负担，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挫伤了他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波罗的海三国在30年代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与北欧诸国如芬兰、瑞典相差无几，而自并入苏联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已与北欧国家相去甚远。三国人民认为加入苏联乃是他们极大的不幸，也怨恨其它加盟共和国挖了他们的财富，拖了他们的后腿，因此民族分离主义倾向恶性膨胀。波罗的海三国率先向联盟发难，这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苏联领导人在民族问题理论和政策上所犯的错误为苏联解体留下了隐患。这些隐患由于强有力的苏共的控制，虽不时有所暴露，但对苏联政权构不成很大威胁。随着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公开性”政策的推行，苏共力量不断削弱，这些隐患便如火山一样爆发而难以收拾了。法国史学家埃莱娜•唐科斯早在苏联解体前，曾经指出：“在苏联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显然是民族问题。像它所继承的沙俄帝国一样，苏维埃国家似乎也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同。”雷日科夫在《大国的悲剧》一书中明确指出：“20世纪的大部分年月，整个世界都曾以惊奇和赞赏的心情观察着苏联如何解决民族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