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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题一、说明“样板戏”与“京剧现代戏”的辩证关系，并结合《沙家浜》的样板化过程，谈谈你对样板戏艺术价值的看法。“样板戏”主要来源于“京剧现代戏”。京剧现代戏最初的萌芽，始于1942年的解放区文艺运动时期，而成规模型的创编和排演始于1958年，其兴盛则以1964年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为标志。这个时期正是不断强化阶级斗争的时期，此后长期指导“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创作的“两革”理论也是在这个时期明确确立的。从创作“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理想出发，毛泽东十分注意拥有大量收众群体的戏剧创作及演出，表达了对戏曲在内的文艺状况的不满。这种激进主义的思想被江青、康生等奉若尚方宝剑，直接插手文艺创作，推出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三结合”原则，即“领导出思想，专家出技巧，群众出生活”，抽掉了艺术创作中宝贵的真实性、创作个性和独特体验。京剧现代戏也不可避免地染上这种时代文化色彩，在为戏曲艺术现代化做出努力的同时，也具有强调阶级斗争、注重道德教化和政治说教、正面人物塑造高大完美的特点。其中一些剧目其后被江青看重并根据“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原则进行了修改后，成为宣传和强化某种政治理念的“符号”，也就是“革命样板戏”。京剧现代戏在称为“样板戏”之前，已经经过富有艺术创作经验的专家和行家精益求精的艺术打磨，有比较成熟的故事框架和人物设置、唱腔台词。由于戏剧所具有的直接交流的舞台演出机制、观众接受和欣赏艺术的自身规律等复杂因素，在样板化的过程中极大限制了江青们完全无视艺术效果的胡作非为，保留了自己原有的艺术特征，如词才斐然的唱词，富有动作性的念白，在“情节的整一性”方面较之传统京剧的随意性有了很大进步；另外，一些来自生活，经过反复演出获得观众认可的经典情节、唱段，在复杂的情势下得以保留，满足了观众潜在的“娱乐”需求。以《沙家浜》为例，可以看到样板戏的艺术价值。故事发生在江苏常熟。抗战时期，中共地下联络员、镇党支部书记阿庆嫂以“春来茶馆’’老板娘的身份作掩护，巧妙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带领群众千方百计保护郭建光带队的新四军伤员，最后配合主力部队歼灭敌人，收复了沙家浜抗日根据地。2《沙家浜》最突出的成就，是塑造了阿庆嫂这样一个圆熟机敏、口齿伶俐、智勇双全、处变不惊的女地下工作者形象。即使在样板化过程中，为了突出武装斗争，加强军民关系，生硬地强化郭建光的戏份，为郭建光加了唱段，损坏了剧作的艺术完整性，却并不能从戏剧逻辑上抽掉该戏的筋骨，也无法抹杀阿庆嫂的光彩。这样的人物设计，是因为故事原本就以阿庆嫂为中心展开，但是，以一个茶馆老板娘的身份作为戏中的主要人物，在只能歌颂“工农兵”的时代，明显“异类”，在创作上更具有新鲜感和挑战性，也更有难度。因为她既不能像李玉和般在敌人面前直接表现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也不能像杨子荣那样痛快淋漓地直抒革命豪情，更多时候只能靠巧舌善言、随机应变变、一语双关等手法来完成，在这方面，编剧体现了高度的文学智慧。他们在创作上坚持戏曲创作规律，通过阿庆嫂在智斗中巧妙利用敌人明争暗斗的矛盾和自身优势占据主动，在敌人眼皮底下巧妙送出情报，组织乡亲掩护新四军战士，在敌人以乡亲沙奶奶的生命来要挟时变被动为主动，配合新四军一举歼敌取得胜利这样的险象环生而又引人入胜的情节，通过文采斐然而又合乎身份和剧情的唱腔设计，通过精心提炼、精彩纷呈的台词，凸显了阿庆嫂独特而丰满的人物个性特征，使其在剧中焕发出特殊的魅力。《沙家浜》的语言艺术同样达到较高水准。如“智斗”一场，阿庆嫂的台词和唱词富含机智，声东击西，左提右挡，以十分符合特定身份的言辞周旋于胡传魁和刁德一之间。三人的语言很生活化又有个性，既给演员创作表演留下很大空问，也使观众获得智性的满足。但单纯从艺术创作角度来看，样板戏《沙家浜》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政治性的主题强行介入带来戏剧完整性的缺憾。为突出武装斗争的主线，生硬地将郭建光定为一号人物，但由于没有足够的戏剧故事和冲突让他充分表演，因而显得个性苍白，性格单一。而且，部分为突出武装斗争主线的情节也在生活的真实性和艺术的戏剧性方面缺乏合理性。可见，“样板戏”存在缺陷，但对中国当代生活的想象和审美诸方面仍然与观众是有着契合的，从而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一、白嘉轩是白鹿村的族长。既仁义忠厚，又冷酷无情，这个人物的复杂性，也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复杂性。试结合作品的具体内容和你自己的3看法，分析白嘉轩的形象。《白鹿原》是将日常的乡村生活场景与广阔的时代风云水乳交融的典范。作品从白嘉轩六娶六丧所造成的困境开始写起，以相当的篇幅表现了乡村的土地买卖、盖房拆屋、耕作收获、成婚生子、建祠堂办学校、入祠堂祭拜祖先、正风俗惩孽子等乡村故事。在探索长远的民族生存之谜的动机指引下，那些原本是无足称道的民间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人际关系、地气民风，在作品中都获得了相当的位置。同时，作品还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勾勒出从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农民运动、国共相争、抗日战争，直到十年内乱的侧影，气势雄浑厚重。白嘉轩是一个封建色彩很浓的旧式乡村权威——白鹿村的族长。可以说，他就是封建礼教在乡村中的化身，是中国社会所倚重的、儒家文化所渗透的旧乡村的生活秩序、伦理原则的化身，是存天理、灭人欲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不遗余力的维护者。在村人眼中，他永远把腰杆挺得直挺挺的，威严有加。黑娃和田小娥，两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在苦难中结合，是对封建伦理的反叛，是对合理生活的追求，可是，白嘉轩利用族长的权力，把他们打入另册，不许黑娃进入祠堂祭拜祖先，使他们成为村子里的“贱民”。甚至小娥死后，瘟疫流行，村民以为是小娥显灵，要给她修庙上供，祈求她宽恕乡民，白嘉轩力排众议，要将其焚尸扬灰。为此，他去争取朱先生的支持。朱先生不但坚决支持白嘉轩的决策，还告诉他：“把那灰末不要抛撒，当心弄脏了海。把她的灰末装到瓷缸里封严封死，就埋在她的窑里，再给上面造一座塔，她永远不得出世。”从情节上来说，这是对“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挪用，但从揭示“仁义道德”吃人的一面来说，却也是非常发人深省的一笔。但同时，白嘉轩也像他的祖先一样，笃守农耕为本的传统，修身，齐家，治村，为祈雨忍痛自残。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以德报怨，宽宥仇家，被称为白鹿原上“头一个仁义忠厚之人”。同样是地主，白嘉轩和鹿三的关系，显然不同于郭举人和黑娃；同样是威震一方的乡绅，同样是鄙弃和轻蔑，白嘉轩和鹿子霖对待田小娥的态度却大相径庭。这样的描写，揭示了人物的复杂性，也揭示了儒家文化的复杂性。12、你是如何看待莫言作品中独特的儿童视角和“高密东北乡”？这对4于他小说的独特性有多大作用？是否也妨碍了他创作的创新？莫言，可以把他定位为本色的、原生态的农民作家。莫言表现乡村生活，其独特性在于浓烈的乡村本色、农民本色。莫言曾说：“我的祖辈都在农村休养生息，我自己也是农民出身，在农村差不多生活了20年，我的普通话都有地瓜味。这段难忘的农村生活是我一直以来的创作基础，我所写的故事和塑造的人物，甚至使用的语言都不可避免地夹杂着那里的泥土气……我本质上一直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莫言在乡村中整整生活了20年，并且彻头彻尾地当了近十年的农民，对于乡村生活、对于乡村的劳动，有着切近、深入的体验。进一步而言，莫言所表现的，是“自由的农民之子”的浪漫情怀和憧憬。他不是从外部去发现(或者欣赏或者哀叹)乡村生活的问题或诗意，感叹农民生活的自在悠然或者苦不堪言，而是置身于农民中间，和他们一道穿越历史的风风雨雨，顽强地生存并且坚守着自己的人生信念和丰盈血性。《红高粱》里的“我爷爷”、“我奶奶”蔑视礼法，敢于追求自己荡气回肠的爱情；《檀香刑》中的孙丙敢作敢当，非人的酷刑可以承受，但生命的尊严不可摧折；《生死疲劳》中的蓝脸在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农村集体化浪潮中，在时代氛围异常严峻的20余年间坚持做一个单干户，做自己的土地的主人，意志何其坚韧!关怀和同情，是文化人的悯农情结。身处农民之中才会发现，如果一味地抱怨诉苦，自怜自叹，那日子何以过得下去?何况，即使是在最痛苦、最惨痛的情境之中，生活也并不全然都是血泪，它有自己的韵味，有内在的情致。莫言的小说，经常会采用一种独特的视角，创造一种新奇的感觉世界的方式。《透明的红萝卜》开始，儿童视角、孩子目光，在莫言的作品当中就形成了一个先后相承、不断采用的叙述方式。不管作品讲的是什么年代，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儿童的参与、观察和思考，都给这些作品带来了一种奇异的、别致的、对读者有很多的诱惑力和想象力的艺术元素。比之于感性和理性较为协调的成人，孩子处于感性敏锐、理性不足的时期，他们对世界的感性认知，既强化和突出了对象的形象性，也与文学作品的直感性和形象性优先相吻合。如黑孩在河边砸石头时，将听觉和视觉结合起来赋予声音以图像的一段描写：“黑孩的眼睛本来是专注地看着石头的，但是他听到了河边传来的一种奇异的声音，很像鱼群在唼喋，声音细微，5忽远忽近，他用力地捕捉着，眼睛与耳朵并用，他看到了河上有发亮的气体起伏上升，声音就藏在气体里。只要他看到那神奇的气体，美妙的声音就逃跑不了。他的脸色渐渐红润起来，嘴角上漾起动人的微笑”。《红高梁》故事的主体，写的是“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戴凤莲那一代人的故事，但经常跳出来讲述这个故事的却是一个名叫小豆官的孩子：如果把这个人物拿掉，这个作品的主体恐怕不会受到大的影响，但是恰恰是由于小豆官的在场、评述，使得这个作品非常生动、鲜活，有了一种盎然的童趣。《丰乳肥臀》、《四十一炮》等作品里的一些成人叙述者，也有着一种长不大的儿童的心态，而《生死疲劳》中在六道轮回中的西门闹，由于兼有人类和各种动物的特性，因而他(它)眼中的世界也更加富有情趣。莫言在作品中还创造了一个独特的“高密东北乡”的文学世界。乡土文学，往往与特定的地域风情联系在一起。鲁迅以未庄、鲁镇、S城{浙江水乡，以及沈从文的湘西、萧红的呼兰河畔、周立波的洞庭湖区，都是印上深刻的个人标记的。80年代以来，在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下，中国作家的地域性建构更为自觉。福克纳不断地写他家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终于创造出一块自己的天地。莫言曾经说道：读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后，“我立即明白了我应该高举起‘高密东北乡’这面大旗，把那里的土地、河流、树木、庄稼、花鸟虫鱼、痴男浪女、地痞流氓、刁民泼妇、英雄好汉……!统统写进我的小说，创建一个文学的共和国。当然我就是这个共和国开国的皇帝，这里的一切都由我来主宰。创建这样的文学共和国当然是用笔，用语言，用过人的智慧，当然还要靠运气”。如按照莫言的家乡，在他的众多作品啪，由此转化为高密东北乡。它最先出现：《秋水》和《白狗秋千架》中，经由《红高粱》、《丰乳肥臀》等，莫言建立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的文学世界。如果按其历史顺序排列，《秋水》为其开端，是高密东北乡的创世纪，是写“爷爷奶奶”作为这块土地的拓者的一段奇遇。然后，“爷爷奶奶”的形象在发展扩充和大幅度的改造后，又出现在《红高粱》系列作品和《丰乳肥臀》中。这是高密东北乡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时间从20世纪20年代到抗日战争时期。《透明的红萝卜》、《生死疲劳》等则是发生在当代现实之中。而且，高密东北乡的历史和现实，是两个对比鲜明的世界。后者是作家真实感受着的人生，6沉重、凄凉，前者是作家心灵中的幻象世界，激越、神奇。它在历史时间上是顺延的，在作的创作上却是倒置的，由现实而返照历史的——经由想象力建造起来的红高粱世界的辉煌，映照出当代人的没落和凄凉，也印证了作家提出的“种的退化”的命题。2、《茶馆》既没有一以贯之的矛盾冲突，也没有首尾相连的完整故事，它是如何通过三幕相对独立的戏表现“葬送三个时代”的主题的？试结合作品主人公王利发的形象塑造加以说明。《茶馆》只是一出三幕剧，可是，它所反映的年代却长达半个世纪。上下50年的风云变幻、世态人事，老舍通过短短的一出三幕剧来完成。王利发是“裕泰大茶馆”老板，是一个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业主。他既是诚信、恭顺谨慎的“顺民”，也是处世圆滑，精明强干的商人；既有买卖人的自私，也有善良正义的一面。虽然一生苦心经营，结果还是每况愈下，最后被逼走上绝路。他的命运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没落趋势。茶馆老板王利发这一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