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分类法的确立

四部分类法的确立二、四部分类法的确立和《隋书经籍志》（一）荀勗的《中经新簿》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所立六略，按今天通行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衡量，六艺略大半属于经部，诸子、兵书、数术、方技四略均属子部，诗赋略属集部，未给史书设立部类，而将《国语》、《战国策》、《太史公》（《史记》）等史书纳于六艺略春秋类之中。这种现象反映出当时史书的数量不多，尚不足以单独立部类。东汉魏晋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图书的数量大大增加，东汉以后国外传来并译成汉文的佛经、本土新出的道教图籍、起居注、地方志、氏族谱等都难以归入六略中，图书的实际情况，需要重新整理编目，并按图书内容改进分类方法。西晋时期，出现了荀勗编定的新书目《中经新簿》。《隋书·经籍志·序》说：“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荀勗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但录题及言……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辨。”可见荀勗是在曹魏政权校书编目而成的《中经》的基础上，校理西晋藏书而编著出《中经新簿》的。荀勗《中经新簿》的最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将《七略》、《汉书·艺文志》习用的图书六分法，改为四分法，即将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类，按其收录的图书内容看，约分别相当于后世习用的经、子、史、集四部。二是将史书单独立为部类，与其余三部并列，以反映当时书籍的实际情况。但荀勗仅记每书书名，加上简单的注释（作者、卷数、存佚情况等），而不再像刘向那样为每部书撰写一篇叙录。因此，《中经新簿》相对于《七略》、《汉书·艺文志》当更加简明，但在学术上的作用却降低了。西晋末，书籍在战乱中大半散佚，晋元帝建立东晋政权后，大力搜求遗书，又经二三十年的努力，由著作郎李充编撰了《晋元帝四部书目》。仅分甲、乙、丙、丁四部而不立类名，又将乙、丙二部收录图书的内容互换，乙部录史书，丙部录子书，甲、乙、丙、丁四部所收书相应为经、史、子、集，从而提高了史书的地位。李充最早建立了经、史、子、集四部的次序，尽管仍以甲、乙、丙、丁为部名。（二）《隋书·经籍志》唐初修隋史，《隋书》的“帝纪”、“列传”署名“魏征等撰”；“志”署名“长孙无忌等撰”，《志》分十篇，共三十卷，其中《经籍志》四卷。实际上《经籍志》是魏征任秘书监时主持纂修的，但因“十志”最后完成时魏征已死，由“监修”长孙无忌进呈，故题“长孙无忌等撰”。《隋书·经籍志》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确立经、史、子、集为四部名称的系统书目，此后，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成为中国古代图书著录与收藏陈列的主流，也成为中国古代区分知识体系和学术系统的主流。《隋志》经、史、子、集各为一卷，佛、道两类图书的总部数、卷数附于集部之后，共为第四卷。前有总序，概述先秦至唐初图书聚散整理情况及学术发展源流。然后按四部先后著录图书，部内再分类，共四十大类，每类图书后有该类小序。各部末尾有部序。1.经部。著录官方认可的儒家经典，分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附尔雅、五经总义)、纬书、小学等，共十类。2.史部。分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录、簿录等十三类。3.子部。分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等十四类。4.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等三类。《隋志》的体例是，每书先录书名和卷数，是为正文，正文后加注文，注明该书作者、图书存佚情况，有时还注图书内容或卷数不同的别本，间或著录图书的真伪等。如集部楚辞类著录《楚辞》三卷，注云“郭璞注，梁有《楚辞》十一卷，宋何偃删王逸注，亡。”意为著录的三卷本《楚辞》是郭璞注的，梁代有十一卷本的《楚辞》，是南朝宋代何偃删削汉王逸的注本而成的，但已亡佚不存。又如经部孝经类著录《古文孝经》一卷，注云“孔安国传，梁末亡佚，今疑非古本。”对《古文孝经》的存亡真伪作了判断。《隋志》著录卒于隋亡之前人的著作，所录经、史、子、集各部图书系当时政府实有藏书。道教、佛教图书仅录总部数、卷数而不录具体图书。《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的第二部史志目录，也是现存的第二部中国古代综合性分类书目，还是第一部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系统目录。《隋志》的总序、部序、类序继承了《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的传统，注重阐述图书分类及学术源流，很好地体现了清代章学诚总结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即通过这样的书目，能辨别学术异同，且经考证使源流明晰，对学者有莫大的帮助。记载图书的存亡，也便于读者了解该书在隋末以前流传过程中的卷帙变化，有助于考证图书沿革。文章来源：杨忠老师《中华文化的知识体系》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