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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业革命对环境的影响世纪末--20世纪初环境污染的发生环境污染由来已久。早在14世纪初，英国就注意到了煤烟污染；17世纪伦敦煤烟污染加重时，有人著文提出过改善大气品质的方案①。不过直到这时，污染只在少数地方存在，污染物也较少，依靠大自然的自净能力，尚不至于造成重大危害。环境污染发生质的变化并演变成一种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危机，则始于18世纪末叶兴起的工业革命。现代经济史和社会史学家普遍把工业革命视为人类历史或“南一北”差距的分水岭②，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这场革命视为人类环境污染史的分水岭；又由于“从影响全球和区域的环境问题看，主要责任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工业发达国家”③，因此，历史地考察西方主要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环境的污染与治理，审视西方人对待自然的认识或态度，明确树立科学的环境价值观的重要性，就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现实参考意义。一、18世纪末--20世纪初环境污染的发生①从18世纪下半叶起，经过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首先是英国，而后是欧洲其他国家、美国和日本相继经历和实现了工业革命，最终建立以煤炭、冶金、化工等为基础的工业生产体系。这是一场技术与经济的革命，它以蒸汽机的改良和广泛应用为基本动力。而蒸汽机的使用需要以煤炭作为燃料，因此，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地下蕴藏的煤炭资源便有了空前的价值，煤成为工业化初期的主要能源。新的煤矿到处开办，煤炭产量大幅度上升，到1900年时，世界先进国家英、美、德、法、日五国煤炭产量总和已达6．641亿吨②。煤的大规模开采并燃用，在提供动力以推动工厂的开办和蒸汽机的运转，并方便人们的日常生活时，也必然会释放大量的烟尘、二氧化硫、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和其他有害的污染物质。与此同时，在一些工业先进国家，矿冶工业的发展既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硫，又释放许多重金属，如铅、锌、镉、铜、砷等，污染了大气、土壤和水域。而这一时期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构成了环境污染的又一重要来源。另外，水泥工业的粉尘与造纸工业的废液．也会对大气和水体造成污染①。结果，在这些国家，伴随煤炭、冶金、化学等重工业的建立、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推进，出现了烟雾腾腾的城镇，发生了烟雾中毒事件，河流等水体也严重受害。英国作为最早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其煤烟污染最为严重；水体污染亦十分普遍。除英国外，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美国的工业中心城市，如芝加哥、匹兹堡、圣．路易斯和辛辛那提等，煤烟污染也相当严重②。至于后来居上的德意志帝国，其环境污染也不落人后。19、20世纪之交，德国工业中心的上空长期为灰黄色的烟幕所笼罩，时人抱怨说，严重的煤烟造成植物枯死，晾晒的衣服变黑，即使白昼也需要人工照明。并且，就在空气中弥漫着有害烟雾的时候，德国工业区的河流也变成了污水沟。如德累斯顿附近穆格利兹(Muglitz)河，因玻璃制造厂所排放污水的污染而变成了“红河”；哈茨(Harz)地区的另一条河流则因铅氧化物的污染毒死了所有的鱼类，饮用该河水的陆上动物亦中毒死亡③。到20世纪初，那些对污水特别敏感的鱼类在一些河流中几乎绝迹了。譬如，在19世纪，人们曾在莱茵河下游大量捕捞鲟鱼，用鲟鱼卵制造鱼子酱，而到该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数量的减少，明显地受到限制，到1920年就完全禁止了捕鲟鱼。鲑鱼的捕捞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于1955年完全终止了。”①1892年，汉堡还因水污染而致霍乱流行，使七千五百余人丧生②。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因开采铜矿所排出的毒屑、毒水，危害了农田、森林，并酿成田园荒芜、几十万人流离失所的足尾事件③。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环境污染尚处于初发阶段，污染源相对较少，污染范围不广，污染事件只是局部性的，或某些国家的事情。二、20世纪20年代--40年代环境污染的发展随着工业化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西方国家煤的产量和消耗量逐年上升。据估算，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世界范围内工业生产和家庭燃烧所释放的二氧化硫每年高达几千万吨，其中2／3是由燃煤产生的④，因而煤烟和二氧化硫的污染程度和范围较之前一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此酿成多起严重的燃煤大气污染公害事件。如比利时的马斯河谷事件和美国的多诺拉事件。1930年12月4--5日，在比利时的重工业区马斯河(MeuseRiver)谷，由于气候反常，工厂排出的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凝聚在靠近地表的浓雾中，经久不散而酿成大祸，致使大批家禽死亡，几千人中毒，60人丧命。1948年10月27日晨，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山区工业小镇多诺拉(Donora)的上空，烟雾凝聚，犹如一条肮脏的被单。其实，多诺拉的居民对大气污染并不陌生，因为这里的钢铁厂、硫酸厂和炼锌厂等大厂一个挨着一个，日夜不停地排放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但是，像这一次的情景他们却从未见过。因逆温层的封锁，污染物久久无法扩散，整个城镇被烟雾所笼罩。直到第6天，一场降雨才将烟雾驱散。这次事件造成20人死亡，6000人患病，患病者差不多占全镇居民(14000人)的43％。到这时，内燃机经过不断的改进，发展成为比较完善的动力机械，在工业生产中广泛替代了蒸汽机。因而，在30年代前后，以内燃机为动力机的汽车、拖拉机和机车等在世界先进国家普遍地发展起来。1929年，美国汽车的年产量为500万辆，英、法、德等国的年产量也都接近20万--30万辆。由于内燃机的燃料已由煤气过渡到石油制成品一一汽油和柴油，石油便在人类所用能源构成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开采和加工石油不仅刺激了石油炼制工业的发展，而且导致石油化工的兴起。然而，石油的应用却给环境带来了新的污染。这一阶段，“建立在汽车轮子上的”美国后来居上，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工业强国，2其原油产量在世界上遥遥领先，1930年时就多达12311万吨；汽车拥有量在1938年时达到2944．3万辆①。汽车排放的尾气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以及铅尘、烟尘等颗粒物和二氧化硫、醛类、3，4一苯并芘等有毒气体；一定数量的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在静风、逆温等特定条件下，经强烈的阳光照射会产生二次污染物一一光化学氧化剂，形成具有很强氧化能力的浅蓝色光化学烟雾②，对人、畜、植物和某些人造材料都有危害；遇有二氧化硫时，还将生成硫酸雾，腐蚀物体，危害更大。这是一种新型的大气污染现象，因最早发生在洛杉矶，又称洛杉矶型烟雾。1943年，洛杉矶首次发生光化学烟雾事件，造成人眼痛、头疼、呼吸困难甚至死亡，家畜犯病，植物枯萎坏死，橡胶制品老化龟裂以及建筑物被腐蚀损坏等。这一事件第一次显示了汽车内燃机所排放气体造成的污染与危害的严重性。此外，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要原料的有机化学工业的发展，西方国家不仅合成了橡胶、塑料和纤维三大高分子合成材料，还生产了多种多样的有机化学制品，如合成洗涤剂、合成油脂、有机农药、食品与饲料添加剂等。就在有机化学工业为人类带来琳琅满目和方便耐用的产品时，它对环境的破坏也渐渐地发生，久而久之便构成对环境的有机毒害和污染。显然，到这一阶段，在旧有污染范围扩大、危害程度加重的情况下，随着汽车工业和石油与有机化工的发展，污染源增加，新的更为复杂的污染形式出现，因而公害事故增多，公害病患者和死亡人数扩大，人们称之为“公害发展期”①。这体现出西方国家环境污染危机愈加明显和深重。3中国古代环境卫生的治理及其特点广州南越王宫遗址发掘的水井。左图是渗水井，右图是食水井。渗水井井底遗留有过滤的沙和煤渣，进行污水的净化处理；食水井外围专门铺设了圆形槽沟，防止泥沙流入。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认识到地理位置、环境、水质等与健康长寿有密切关系。如《左传》等书就有关于水土影响人体健康的论述。《左传·成公六年》云：“土薄水浅，其恶易觏，……于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管子·水地篇》云：“越之水浊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汉代以降，医家们关于环境与人类健康关系的论述更具专业性。如医学家巢元方在分析南方的气候与疾病的关系时指出：“南地暖，故太阴之时，草木不黄落，伏蛰不闭藏，杂毒因暖而生。”(巢元方等：《诸病源候论》卷10《瘴气候》)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著入“择地”，要求居4住环境“背山临水，气候高爽，土地良沃，泉水清美”（《千金翼方》卷14《退居》）。在环境与健康的关系方面，清代医学家徐大椿更有自己的卓见。他在《医学源流论·五方异治论》中指出：“人禀天地之气以生，故其气体随地不同。”在分析了不同地域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后，他告诫人们，“入其境，必问水土风俗而细调之”，因为“所产之物，所出之泉，皆能致病”。可见，徐氏关于地理环境对疾病与医药影响的认识，已较为深入。鉴于环境卫生与人类健康关系至密，中国古代从很早就开始重视环境卫生的治理，主要做法有五：一是保持房屋内环境的清洁。古人在很早的时候，便注意经常打扫住室。扫地时，恐灰尘扬起，必先洒水。“洒扫”二字，因此成为固定的联绵字。当时不容许随地便溺，连痰液鼻涕，也不许任意吐唾。《礼记·内则》规定：“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唾洟。”不随地吐痰成为一种好的习惯甚至带有礼节的意味。古人对于除鼠非常重视。远在几千年前，《诗·豳风·七月》里，已有“穹窒熏鼠”的话，是说发现房子里有窟窿，就用土把它塞住；如果有鼠藏匿在内，就用火把它熏出。蚊、蝇、虱子，也是传染病的媒介，对人类健康有害。先民在很早的时候，就设法加以驱避和消灭。北宋刘延世所著《孙公谈圃》记载：“泰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熏之。”证明在公元10世纪时，已经发明了用焚烧药物来驱蚊的方法，这些对预防传染病流行，保护环境免受污染有积极意义。二是讲究厕所的清洁卫生。古人很重视厕所的清洁，有的古书中直接称“厕”为“清”或作“圊”字。《说文》：“厕，清也”。《释名》：“厕或曰圂，言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洁清也。”大约就其必须清洁言，便叫做“圊”；就其必须加以屏障掩蔽言，又叫做“屏”或“医”(亦作“偃”)。《庄子·庚桑楚》：“观室者周于寝庙，又适其偃焉。”注云：“偃谓屏厕。”可知古人参观人家的房屋，还会去厕所里看看。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已经有了公共厕所。《墨子·旗帜》云：“于道之外为屏。三十步而为之圜，高丈。为民圂，垣高十二尺以上。”厕所用高高的墙砌起来，保障个人便溺行为的私密性。到了秦汉时期，厕所有“厕”、“溷”、“圊”、“清”、“轩”等多种名称，说明日常生活中厕所得到了普遍使用。三是重视住宅内外水沟的修浚。如果水沟积污太多，容易引起疾病，所以《周礼·宫人》说：“为其井匽，除其不蠲(清洁之意)，去其恶臭。”古代建造房屋，有天井，有水沟，即《周礼》所讲的井匽。这种水沟，修建在地下的叫阴沟，即今日所称下水道；修筑于地面的水沟叫阳沟。古人很注意保持水沟清洁，其他绕屋沟渠，也经常加以修浚。汉代王褒《僮约》中规定家仆的日常劳动中，便有“浚渠缚落”，“浚渠”，即是修治水沟的工作。5四是关注饮用水的卫生。古人很早就发明了凿井以汲洁净水的技术。考古学家在河姆渡遗址发现的一口古井距今已5600余年，井口为方形，水井外围有一圈呈圆形分布的栅栏桩，并有顶棚覆盖(杨鸿勋：《河姆渡遗址木构水井鉴定及早期木构工艺考察》)，这说明当时很注意对饮用水的保护。据乾隆二年（1737年）颁布的《苏州府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道碑》载，当时虎丘山前染坊遍布，污水注入河中，致“满河青红黑紫”，“各图居民，无不抱愤兴嗟”，于是官府颁布禁令“勒石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所有“染作器物，迁移他处开张”，“如敢故违，定行提究”（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这块碑文可说是我国第一件河流水质保护法令。五是注意维护和治理定居生活区环境的清洁卫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居地与公共墓地分隔开，这几乎成为古代社会人们普遍采用的做法。二是实行人畜隔离。三是禁止在街道上倾倒生活垃圾。《韩非子·内储说上》载：“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堪称世界上最早的环境卫生法。到了汉代更进一步规定路旁居民要以水洒道，以防止灰尘的扬起。由于管理比较严格，随意丢弃垃圾的情形得到有效制止，有效地维护了公共卫生。当然，使定居生活区的垃圾清除工作走上经常化和组织化则要到清末。如在杭州，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