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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与国学主讲：於梅舫中山大学历史系第一讲“国学”的历史文怀沙，斋名燕堂，号燕叟。笔名王耳，司空无忌。著名国学大师、红学家、书画家、金石家、中医学家、吟咏大师、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桑兵：在民国以来的学术脉络里,根本没有文怀沙的一席之地。媒体现在评价他的学术成就,就是假设他有学术成就了？但是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学术成就嘛。没有成就却大谈他的学术成就大小真假,岂不可笑？文怀沙这样的“国学大师”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这跟媒体非理性炒作有关。你看《世纪大讲堂》、《百家讲坛》有多少大师,很多是做不好学问才上去的。现在把学问当江湖已经很普遍,他们还算好的。有人不是说他是裘千丈吗,这种人现在在大学内外很多。像文怀沙这种“大师”都是媒体或者他自己封的,我们没有一点这意思。”不管他是88岁还是99岁,揪他这么一个老人大肆做文章,倒有些苛刻了。就算文怀沙想骗人,他一个人一张嘴一支笔怎么骗?我们更应该反思媒体非理性炒作的不足。经常地,媒体自己造出一个大师,又将他摧毁,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并没有创造出多少真学问,反倒制造了一些假娱乐。学术的事，媒体插手是多管闲事。学问本来就是面向小众的,你要它通过媒体传播给普罗大众,只会制造一些所谓的“公共知道分子”,探讨的问题没有深度。第一节近代“国学”的兴起一、最早使用近代国学一词者：1、1902年1月6日，沈增植《与周家禄书》：“学堂一事，言易行难，空腹褊心，竞谈教育，教育固若是其易言乎？今日所当整顿，固不在西文而在中文，中文且不在国学而在国文。此间有学课、文课之分。”2、1902年秋梁启超在日本谋创《国学报》，曾和黄遵宪函商，希望由他俩人加上马鸣分任其事。黄遵宪则建议撰写《国学史》。3、1902年罗振玉赴日本考察，在所撰《扶桑二月记》中使用了“国学”的概念。4、据说1900年王均卿、沈知方、刘师培、宋雪琴等人在上海创立国学扶轮社。（可疑）二、国学兴起的西学背景1、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发展为中体动摇例证：a《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之《海关十年报告》译编：“自义和团动乱以来，包括政府官员、知识界、绅士以及商人在内的人士，几乎普遍地确认，向西方学习是十分必要的，反对西式教育的人几乎不见了。”b中学日益成为旧学的代名词，被看作无用之物。《张南裓辑印佚丛自序》（1909）：“吾曩以壬寅走京师，当丧乱之后，士夫若梦初醒，汲汲谈新学倡学堂，窃喜墨守之习之由是而化也。入琉璃厂书肆，向者古籍菁英之所萃，则散亡零落，大非旧观，闻悉为联军搜刮去，日本人取之尤多。而我国人漠然无恤焉，以为是陈年故纸，今而后固不适于用者也，心又悲之。迨乙巳返里，幽忧索居，南中开通早，士多习于舍己从人之便利，日为卤莽浮剽之词，填塞耳目，欲求一国初以前之书于市肆，几几不可得。比来海上风会所至，乃益灿然。”2、天下意识与近代世界眼光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悉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潘博《国粹学报序》：“盖以易朔者，一家之事。至于礼俗政教，澌灭俱尽，而天下亡矣。夫礼俗政教固皆自学出者也，必学亡而后礼俗政教乃与俱亡”。《拟设国粹学堂启》：“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昔西欧肇迹，兆于古学复兴之年，日本振兴，基于国粹保存之论。”“是故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3、学术因素的直接刺激a欧美的汉学、东方学b日本1893年：黄庆澄《东游日记》：“查东人最好古，往往有隋唐以前书中士已佚者，彼国犹珍存之。自西学盛行，此风一变，昔所存者，弃若弁髦。曩闽粤商人，间有购取以归，而获重利者。前星使黎莼斋观察莅任，竭力搜罗，刻《古佚丛书》一部。其时，署中杨君（守敬）亦嗜学好古，遍处采买，得古书甚伙。近我京都琉璃厂书贾，复迭次搜贩。于是，市中古书，为之一空。间有一二出售者，亦必昂其价值，视为奇货，而士大夫所藏者尤为珍秘云。”20世纪初，孙雄：“近岁新学甫有萌芽，旧学已渐陵替，有青黄不接之叹。日本藏书家岁至吾国京师及吴中都会，捆载旧本经史子集与金石书画之属，不惜重赀购归藏贮，以致国朝人诗文集凡在干嘉以前稍稍有名，今无刻本，靡不昂贵，故收书甚为不易，施愚山诗文全集、鲒绮亭内外集均须三四十金，视十年前盖三倍矣。”第二节国学研究与西学因素一、“国学”与欧化梁启超：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与其它留学欧美之学童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国粹学报》：“夫欧化者，固吾人所祷祠以求者也。然返观吾国，则西法之入中国将三十年，而卒莫收其效，且更敝焉。毋亦其层累曲折之故，有所未莹者乎。”“一言之蔽之，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是故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国粹学报》略例：“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阅者因此可通西国各种科学。”举例：1、激进者：胡适《国学季刊》发刊词：“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途的时期。我们此时正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2、保守者：廖平的弟子李俊卿说：“时当海禁初开，欧美学术之移入中土者，疏浅且薄，不足以副先生之采获。先生虽乐资之为说，而终不能于先生之学有所俾。使先生之生晚二十年，获时代之助予，将更精实绝伦也。”二、从近代国学的不同发展阶段看国学与西学1、国学的倡导者：主要在保存，不在研究，强调抱残守缺，但也吸收西学。东京国学讲习会：“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王国维：“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指争论者为不学或不知学之徒。他认为：“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2、二三十年代，新文化派。由五四新文化鼓动起来的国学热潮，一开始就与欧美输入的科学主义联袂而至。毛子水《国故与科学的精神》（1919年），直陈国故学是现在科学的一种，“必须具有‘科学的精神’的人，才可以去研究国故”，“科学的精神”是研究国故学的根本。虽然清代汉学家的方法也有科学的精神蕴含其中，但那是不自觉的，“最容易有弊”。要将不自觉转变为自觉，应当取法近三百年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精神，即欧西文明。胡适《新思潮的意义》：“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深深忏悔关于研究国故的话”，声称自己不存卫道的态度，也不想从中寻求天经地义来安身立命，而是要“捉妖”和“打鬼”，“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以国故学者判断旧文化无用的结论，“使少年人一心一意地去寻求新知识和新道德”，并宣称国学是条“死路”。3、《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学衡》第一期：“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应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至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三、“国学”研究机关的建制与西学分科1、形式的变化：北大国学门：分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等5个研究室，并相继创立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整理档案会、古迹古物调查会（后改名考古学会）、方言调查会。清华研究院国学科：融合中国书院与英国大学制，分中国语言、历史、文学、音乐、东方语言，另设考古学陈列室。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确定的国学范围是，历史、文学、哲学、文字学、考古学、宗教、美术。东南大学国学院：计划分科学、典籍、诗文三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分中国哲学、史地、文学、社会经济四科。厦门大学国学院：分历史古物、博物（指动植矿物）、社会调查、医药、天算、地学、美术、哲学、文学、经济、法政、教育、神教、闽南文化等14组。2、内容的变化：a大学国学系：厦大国学系：要求选修普通发音学、比较语言学、修辞学、英国文学史、西洋美术史、人类学、美学概论、印度和泰西哲学。齐鲁大国学系：增设了逻辑学、文学史、文字学、修辞学等课程。中国大学国学系：增设了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西洋文学史、新俄文学选读及由新学者讲授的中国历史哲学课。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其学生所开列的最低限度国学书目也有常识一类，包括史地学、哲学、论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自然科学、教育学、心理学、数学和英、日文。b研究机构：北大国学门：林玉堂开设“中国比较发音学”和“标音原则”班。方言调查会宣言书：“今日方言调查范围，非仅区区训诂学中之一事，而实为与音韵学、殖民史、印度支那语言学等不可分离的一种研究。”风俗调查会：将风俗调查视为“研究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论、以及法律、政治、经济等科学上不可少的材料”。古迹古物调查会：认识到考古学范围广，发展会员时特别提出：“应网罗地质学、人类学、金石学、文字学、美术史、宗教史、文明史、土俗、动物、化学各项专门人材协力合作。”清华研究院：一是对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二是对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须有通彻之了解。厦大国学院成立时，主任沈兼士认为：“现时欲研究古学，必得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等，作为参考，始有真确之可言”。该院师生的选题均偏重上述方面。c新国学刘复：“我们只须一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中所做的工，就可以断定此后的中国国学界，必定能另辟一新天地，即使是一时还不能希望得到多大的成绩，总至少能开出许许多多古人所梦想不到的好法门。我们研究文学，决然不再做古人的应声虫；研究文字，决然不再向四目苍圣前去跪倒；研究语言，决然不再在古人的非科学的圈子里去瞎摸乱撞；研究歌谣民俗，决然不再说五行志里的鬼话；研究历史或考古，决然不再去替已死的帝王做起居注，更决然不至于因此而迷信帝王而拖大辫而闹复辟！总而言之，我们‘新国学’的目的，乃是要依据了事实，就中国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详的观察与推断，而找出个五千年来文明进化的总端与分绪来。”日本学者：“支那学者多不解科学的方法，犹清代学者之考证学，实事求是，其表面以精巧的旗帜为标榜，然其内容非学术的之点不少，资材之评判，亦不充分，论理亦不彻底，不知比较研究之价值。今日观之，乃知从来支那学者之研究方法，缺陷甚多，具有新思想之支那少壮学者亦承认此缺陷（观《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之发刊宣言）。”胡适：“三百年的古韵学抵不得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几千年的古史传说禁不起三两个学者的批评指摘。然而河南发现了一地的龟甲兽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历史建立在实物的基础之上。一个瑞典学者安特生（J.G.Anderson）发见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一个法国教士桑德华（PereLicent）发见了一些旧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学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见了一个人齿，经了一个解剖学专家步达生（DavidsonBlack）的考定，认为远古的原人，这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万年。向来学者所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了。”胡朴安：“顷岁以来，隐忧之士，鉴于国学之衰落，以为国学将绝也，而不知国学已动复兴之机。一种学术，必有他种学术与之接触，始能发生新学术之径途。因欧洲哲学之影响，研究诸子学者日多；因欧洲言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