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党员队伍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大革命时期党员队伍发展的回顾与思考党员是党的细胞，是党的活力的源泉。中国共产党由建党初期的5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1750多万人，成为领导着13亿多人口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这一了不起的变化，既让人感到振奋，也催人深思。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来临之际，认真总结党员队伍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于在新世纪进一步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就国共合作建立前后、大革命高潮阶段、大革命失败前后等三个阶段，对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队伍由停滞不前到迅速增长再到急剧下降这样的戏剧性变化及其原因进行分析。这对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大革命时期党员队伍发展过程回顾党员队伍的发展历程，同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一样，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从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宣告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到1927年7月“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标志统一战线破裂，国共两党进行了两党关系史上的第一次合作。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仅有党员50多人。由于党成立后就投身于工人运动，并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发展党的组织队伍，到中共二大时全国党员人数就达到195人,一年内党员增加了近3倍。中共三大时党员增加到420人，虽然增长速度没有上一年快，但也增加了1倍多。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前后的一年左右，中共党员队伍发展相当缓慢。1923年6月到1923年11月近半年时间，“全国党员增加不过百人”；从1923年11月到1924年5月，有的地区党员总数“时增时减”，而新党员“一时竟不见增加”。为了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1923年6月召开的党的“三大”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了党内合作关系。国共合作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革命形势高涨，我们党的队伍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北伐出师之前的1926年4月，党员发展到1.1万人。在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大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党员队伍发展更快，到1927年4月，全国党员达到5.7万人。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发动“7.15”反革命叛变，第一次大革命终于失败，党组织惨遭破坏，党员数量锐减到1万多人，党的组织转入秘密状态。二、大革命时期党员队伍曲折发展的原因探析（一）、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前后中共党员队伍的缓慢发展及其原因。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前后，中共党员队伍的发展速度异常缓慢，但并不是说这个时期中共党员的绝对数没有增加，而是相对于其前面的创建时期和其后面的大革命高潮时期的增长速度而言实在太缓慢了。为什么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党员队伍的发展速度反而如此缓慢？原因何在？依据大量史料分析，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过分看重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忽视中共的组织队伍建设，而这种态度又直接影响到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对发展自身组织队伍的认识。在指导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过高地估计了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国民党的革命性和力量，根本瞧不起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陈独秀也认为：“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很幼稚。”中共三大通过的决议也明确指出：“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国共合作建立后，为避免惹起国民党的反感，中共中央还进一步强调：“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在“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错误思想左右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把帮助国民党发展各级组织作为党在当前的一件头等大事。为了表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诚意，甚至要求全体党员要“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以致在国共合作建立前后，生怕“国民党误会我们有意拉走他们的党员”，而不敢放手扩大自己的党员队伍。第二，广大中共党员致力于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无暇顾及党的自身建设，是导致中共党员队伍发展缓慢的又一个重要因素。1923年1月，孙中山还邀请陈独秀、林伯渠等中共党人到国民党中央任职。后来又任命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后，谭平山、李大钊又分别被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由于中共方面的一些重要领导人被邀请到国民党里帮助国民党筹划改组，以致“党的工作”，包括组织队伍的发展工作“实际上做得很少”，甚至“什么也没有做”。1924年1月，陈独秀、李大钊等23名中共党人参加了国民党一大，经过大会选举，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等三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瞿秋白等七人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新成立的“八部一处”中央机构中，除谭平山、林伯渠分别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农民部部长外，还有不少中共党人在中央领导机构中担任秘书、干事等重要职务。在国民党的一些地方执行部也有不少共产党人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在国民党机构中任职的中共党人大部分本来就是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委员会的重要负责人，他们加入国民党尤其是在国民党中担任某种职务以后，就把改组国民党作为一项首要的“主业”，而积极努力地工作。而他们却把在中共党内担负的重要工作当成了一种“副业”，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中共自身的建设。比如，中共北京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在国共合作建立前后，他曾四赴上海，两下广州，积极帮助孙中山谋划改组事宜，同时还主持和参加了北京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再如，身为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的谭平山，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更是左右逢源，身兼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央执委会常委、秘书处成员等数职，日理万机，忙不胜忙。中共全党上下积极响应党中央“只要有可能全体党员就要在各地帮助国民党的发展”的号召，全力以赴地从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这就无形中把中共党员队伍的发展工作抛在脑后。中共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国民党改组工作的结果，一方面使国民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完善和扩大。另一方面，由于广大中共党员忙于国民党改组，“对其他的一切都不屑一顾”，党内的组织生活极其散漫。上海、汉口、山东等地的党组织都普遍存在忽视党的小组会议的现象，据1924年5月的上海地方报告称：“上海以所有党员，划分五组”，“在最近一月来惟第一组开了三次会议，第二三组只开过一次会议；第四五组一次也没有开过。”在汉口甚至还存在“忽视小组会议，故意不出席，甚至有成年不为党任事”的现象。不少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只晓得自己是一个国民党员几乎忘了自己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整天忙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中共党内的活动大大减少，党的组织纪律极其涣散。使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受到严重的影响。想直接加入共产党的人自然就少了。第三，全国工人运动处在低潮，党日渐脱离了与工人群众的联系。“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全国的工会“大半封闭解散了，其未被封闭的也只得取守势”。从1923年5月到1924年“五·一”节，全国共发生罢工36次，除湖南水口山工人和湘潭锰矿工人举行的二次罢工规模稍大一点外，其余的都是手工业工人举行的小规模罢工。]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对革命前途十分悲观，他们对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的态度也都十分冷淡，甚至认为：“我们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势力于国民党。”在这种消极思想指导下，就是那些想深入到工人中去开展宣传组织工作的中共党员也失去了往日的热情。在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汉口、长沙等地很多工会组织都遭到严重破坏，“消灭的被消灭，即没有消灭的也不过名存实亡”。党的区委领导有的遭到通缉，有的被逮捕，还有不少党员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据统计，仅湖南水口山工人罢工失败后就有20来名党员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下落不明。随着国民党组织的扩大，需要更多的中共党人去国民党的各级委员会工作，而中共党员又“一时实不见增加”，以至“做群众工作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忙于委员会工作的同志不可能腾出时间去做群众工作”，所以“我们同工人群众失去了某种直接的联系”。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工作做得越少，工人运动开展的规模就越小，次数就越少。工人运动开展得越少，失败的次数越多，工人群众的意志就越消沉，党与工人群众的关系就变得越疏远，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工人积极分子也就越少。党的组织队伍的发展特别是在工人中的发展自然也就越缓慢。第四，中共在发展党员时要求过于严格，堵塞了党员队伍发展的入口。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早在成立之初就力图按照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高标准来接收党员，认为那些“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发展新党员的时候，提倡注重质量，避免单纯地追求党员数量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下发展党员时严格要求就更有必要。但是，如果把党员标准定得太高，要求他们在入党前就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较强的组织宣传能力。其结果，只会把一大批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拒之门外。因为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相当落后。而真正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一定工作能力的人并不多，提出这样高的要求实际上就等于关死了党组织的大门。在国共合作建立前后，中共中央虽然多次强调：“在发展国民党组织之时，关于本党组织之发展，当然不能停止”。但同时又把党组织大门的门槛立得老高，强调“凡非对于本党主义策略及党之纪律充分明了，并恳切的愿意服务本党者，不必轻率加入。”甚至错误地认为，只有“先经过民族民主的政党之政治训练，然后才可以加入无产阶级的政党”。这样，就在中共党人纷纷加入国民党的同时，也把与他们有联系的工会会员及青年学生大批大批地介绍进了国民党。使国民党的组织队伍得到迅速壮大，而中共自身党员队伍的发展却停滞不前。第五，中共活动经费的严重短缺也是制约党员队伍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一旦共产国际的经费不能按时到位，党的组织工作和其它各项工作就无法顺利开展。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办公费用、交通费用以及生活开支也随之明显增加，但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活动经费依然只有1000金卢布。尤其是鲍罗廷来华后，把一切工作的重心都集中在帮助国民党改组上，对中共的财政困难不闻不问。由于中共“在10月、11月、12月都没有从共产国际执委会那里得到钱，而整整6个月没有从红色工会国际那里得到钱了。”党的宣传组织工作都几乎陷入停顿状态。从中共三大到三届一中全会，“《新青年》应出二期，只出一期；《前锋》应出五期只出一期；《向导》应出到四十九期，只出到四十六期”。要想扩大党的队伍，就必须深入广泛地宣传、发动、组织群众，通过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不断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党的宣传工作一旦玩不转，党的组织发展工作自然就会大打折扣。同时，由于缺乏经费，党内的一些日常工作也举步维艰，比如，一些专门从事党的工作的同志，本来薪水就不高，一旦连这点钱都不能到位的话，生了病都没钱医治。再如，因中国地域广阔，从广州派一个人去一趟北京就得花一百块钱，如果拿不出钱的话，事情就办不成。怪不得“对于国民党内的工作”，共产党员既“积极”又“满意”，因为这种工作不仅为他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而且能够缓解他们经济上的困难。国共合作建立后，共产国际的经费提供仍旧时常出现延误数月的情况，仅中共中央在1924年1—6月收到的月平均经费数额与1923年11—12月收到的月平均经费数额相比就差不多少了一倍。[68]由于经费不足，中共“许多方面工作处于荒废状态”。进而使党“失去了许多有利的发展机会。”（二）、大革命高潮时期中共党员人数的迅速增加及其原因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高涨，党员人数迅猛增加，到1927年4月中共五大前夕党员人数就由1925年初的不足1000人猛增到57967人，扩大近60倍。党的组织几乎遍及全国，受中央直接领导的区委就有8个，地委有6个。大革命高潮时期党的组织队伍发展如此迅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共产国际，中共中央逐步认识到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和指导下，中共先后召开了第一次扩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使党的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