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方志体系视野下村志的立身与编修

1国家方志体系视野下村志的立身与编修王建设【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被称之为母体文化的村落文化，是凝聚在中国整体文化中并通过农民体现出来最精微的思想基础，是中国整体文化不断汲取营养的最主要精神支柱、思想源泉和基本观念。中国乡村的变迁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本质上也是乡村变迁的历程。研究中国历史变革的走向、规律及其特征，只有从乡村社会研究入手，才能真正获得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认知价值的认识。展示中国传统文化，最佳方式乃整体修编村志，应列入国家《地方志工作条例》，国家方志大体系应对村志包容并蓄，纳为一系。关键词：方志体系村志工程整编●村落——中华传统文化之源地中国之所以名排世界四大文明古国，5000年积淀的传统文化乃其重要标志。谈中国文化，离不开中国特有的封建文明，而这种文明又具古老的历史渊源和世系传承特性。历经5000年进程后的今天，中国形成了经济高速发展而造就强大的物质文明。与此同步的是现代文化也得以迅猛发展，诸如城市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等等，各类现代文化又分别衍生出层层的分枝分叶文化。目前中国2000多城市（县城）中，尤以中东部地区，几乎各行业群体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这些新兴的文化集合覆盖了城市社会，以至成了城市人现实物质生活以外的主要精神寄托和追求。但倘对这些新兴文化的成因乃至其内涵追溯、剖析可以发现，它们几无例外的都根植于被称之为母体文化的村落文化，无一不在传统村落文化的基础上而后有所发展创新。这是由中国的最大国情——拥有幅员辽阔的广袤农村、近百万村居、数以近10亿计的农民主体所定义的。村落自有村落文化，村落文化既是中华文明的萌芽也是中华文明的中流，以至顽强地续接至今。村落自诞生的那一天起，文化便应运而生，从人类发展史来说，村落文化总是伴随村落的诞生而诞生，伴随村落的消亡而消亡。一个村落史，也就是一部村落文化史，研究村落文化离不开对村落的考察。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则离不开对中国村落整体的历史的考察。今天，我们所定义的中华民族是由无数个氏族和家族构成，家族上面是氏族，家族下面是家庭。村落则是国家和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元，家庭是民族最基础的构成单元。村落，这一由“聚族而居”模式发展起来的极为稳定的社会单元，是中国农村广袤地域上和历史渐变中一种实际存在的、历史最为悠久的时空坐落。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如果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一立体展演，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与乡土村落有着紧密的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之浩瀚博大，几无例外的都原产民间、乡村，而后才走向城市。而走向城市的传统文化不管怎样变异和创新，其根仍在乡村，其宗迄今不变。19世纪末美国学者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一书问世，催生了中国本土学者对于中国村落研究的热情，包括梁漱溟、吴文藻、林耀华、费孝通、杨懋春、2杨庆堃、许烺光等。比较集中一点的是，都在研究一个具有数千年农耕文明历史的中国传统村落文化，得出“传统村落中最为浓厚的家族观念、宗族观念，使得村落文化具有极为牢固的内在结构与外在形态”这一观点。诸如市场、宗族、宗教等组织以及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地邻之间的非正式相互关系网等，都起到了维系村落成员之间关系的作用。并认为，村落中的一切相关文化，都是在村落生活中的人们所创造的，都是村落文化的一部分。对村落中的任何文化形态展开研究，都是村落文化研究，它包括建筑营造与堪舆规划、生产生活与经济模式、文化教育与道德教化、宗法礼制与村落治理、民族民俗与宗教信仰、民间艺术与手工技能、生存空间与资源环境等等。由于村落文化具有聚族群体性、血缘延续性的特质，并承载了中国久远悠长的文明历史，因而极具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传承性。村落成员的生产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有形或无形的文化形态，从表面化一般形式的呈现，到隐性化深层次的内在文化结构与内涵，都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着“社会人”由单一个体到家庭家族，进而到氏族，最后归属于民族范畴，再直接引申到“国家”概念的文化层面的全部涵义。可以这样说，村落文化是凝聚在中国整体文化中并通过农民体现出来最精微的思想基础，是中国整体文化不断汲取营养的最主要精神支柱、思想源泉和基本观念。纵览几千年，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始终是历史变迁的主体，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乡村占绝对的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生活模式和乡村文化传统更深层次的代表了中国历史传统。即使对于整个近代而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本质上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考中国历史变革的走向、规律及其特征，如果不从乡村社会研究入手，就很难真正获得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认知价值的认识。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上说：“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这就明示我们，要对自己国家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本性有深刻本质的认识，就应重视对它的整体考察研究，并给予一种庞大的载体对其作以弘大的展演。从中国文化大发展的走向，最好的方法就是整合修编村志。当前文化发展鼎盛期，注重编纂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的同时，力主整编中国地方志中最小单位的村志，以村志为载体，举力弘扬中华母体文化的精髓，藉以凝聚近10亿乡民合力，进而渗透、感教数亿城市人这个庞大群体；同时通过对乡土地情的深入调查研究，找出城乡文化差异产生和变迁的自然、背景及其规律，为文化强村、强县、强市乃至强省、强国提供基础资料支撑，意义就显得十分重要而深远。●村志工程纳入政府工作的思考涉越中国村落的沿革，村志编修古之有焉。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郎遂编撰安徽池州《杏花村志》，“清人为村立志，颇为稀奇，是修村志之起端”。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汪叟编撰上海闵行《紫堤村志》。道光末年侯云若续修《紫堤村志》之后，沈心卿以汪叟是否编纂《紫堤村志》为原本，参阅侯云若续修《紫堤村志》时采集的资料，增修《紫堤村志》成稿于咸丰六年（1856年）。30多年后，张启楠抄录《紫堤村志》，于民国8年（1919年）刻印《紫堤村志》，流传于世。《紫堤村志》自康熙至民国8年（1919年）的202年间，历创修、续修、增修，使其志体不断完善，内容渐实，成为上海地区村志的佼佼者。3当代，自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性修志事业兴起，截至2015年10月底，全国首轮及二轮共编纂出版省、市、县三级志书8000多部,行业志、部门志、军事志、武警志、专题志、乡镇村志等20000余部,地方综合年鉴17000多部,专业年鉴7000多部。然而如此宏大的方志事业，村志不像省市县三级志书，其编修处于自为状态。编修地方志向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流传下来大量的是省、府、州、县志书，作为县以下的村志则鲜见。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报告，现存1949年前编修的地方志共有8200多种，其中乡、镇、村、里志仅160多种，为总量的1.9%，且集中于当时经济富足的江南（江苏、浙江）地区，表明了村志在中国方志中的明显缺失。当今中国，新编方志虽渐成大系，以省、市、县三级志书为主体的方志已铸就国家方志之龙躯，然尚不健全，上缺“中国方志”这个龙头，下缺“中国村志”这个龙尾。早在2003年，黑龙江方志学者梁滨久先生就曾提出编纂“中国国家志”的设想，而其时当代村志的编修刚处在萌芽状态。完整的方志体系，中国方志应对村志包容并蓄，留有一席之位，盖修编村志乃保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社会基础资料的最佳载体。就全国而言，村志编纂一旦全面铺开，必将留下体量硕大、卷帙浩繁的文化遗产，保存大量珍贵、翔实的中国社会最基层的历史资料，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蔚为大观的村志是规模最大的地域文化集群，所载事物，上可至起源，下可至成志之日，来龙去脉，悉数记载。大量的关于气象、自然灾害、矿藏、物产、水利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可录于志，优劣兼记，真实客观。发掘、保存历史遗存是村志存史、服务现实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对本地域人文历史的记述，展示本地人杰地灵的物质面貌和精神风貌，是村志奉行不悖的宗旨。不只于此，村落文化中的活态文化，即村落中所保留的民族文化精神，也应被重视起来。这种民族文化中精神性的部分，包括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制度文化的“村礼”“族礼”“家礼”，文化教育与道德教化及其关系，文化传承与文化传播（含宗教文化的传播），民俗与原住民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婚丧、喜庆、信仰，以及与之相关的生产活动之间精神与物质的互为影响关系等等，都是村落文化中活态文化的部分。它们关乎村落中的人如何生活以及文化如何被创造并传承，始终随时代的变迁而演进，尤值得录载于史。尽管村志位处方志体系的低下层面，但其资政的功能却不容忽视。今日组织编纂村志，实际上等于对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了一次深刻、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大量的个案分析。实践证明，凡编出村志的村民和村干部已经从中找到了正确的答案。通过村志悟出了发展乃第一要务，为民是执政根本。只有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共襄善举、大业功成、鉴古通今、继往开来，从而总结经验、记取教训、扬长避短、奋发图强。村志既然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同样不可低估它对社会发展、人类前进的警示、借鉴作用。村志的集合是最全面、最系统的国情、地情调查，编修村志最大的宗旨是使人全面了解农耕文明的历史，是研究当今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资源面临什么问题的最好方式。横向看，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最大弊端就在于为了取得和维持所谓的文明,人类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以致现代世界已十分迫切地感受到保护地球、保护生态、保护资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要。而从当今社会多元发展的大视野角度，村志修编更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于，旨在促进农村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中国的4乡村实现经济总体的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实现中国乡村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增进中国农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农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当今中国农村经济的勃起由东而源、东部率先发展起来，内陆及中西部尚显落后，不可否认的是已有了经济上的贫富差距，也有了文化发展的差异。今天，“一带一路”的战略思想正在推动社会发展再平衡，鼓励向中西部开放，带动中西部开发，推行整体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因而，中国村志的整体修编，应是对国情国力的一次全方位的重大考察。得益于盛世修志，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随着时代的推进，未被列入新方志规划的村志正在中华大地悄然兴起。近些年，各省在普修省、市、县三级志书的同时，一些地方自发编纂村志。1991年6月，浙江省江山市《白沙村志》出版发行，号曰新中国第一部以村为单位单独出版的村志。浙江省将村志编修、出版纳入浙江乡村社会研究系列丛刊，已有一批村志问世。安徽省着手编纂《名镇名村志》，一些地方先行自发编纂、出版一批村志。在山西省28323个行政村中，目前有500余个村子编纂村志。2011年7月1日《山西省地方志工作条例》正式施行，首次将村志编纂纳入政府工作，标志着山西省政府对修编乡村志给予的鼓励和支持。在山西省省会太原，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大，郊区的一些村庄正逐步的被“蚕食”。目前形成“城中村”的共有154个，世世代代生活在村子里的居民，离开老宅子搬迁都市区新家。太原正组织半数以上的村庄编修村志，让村庄这个实实在在的氛围，成为村民记忆中的一部分。2012年，方志学者《国家倡修村志的现实意义》一文被全国各大网站转载，对各地村志的修编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农民自己动手编纂村志的现实，说明千百年来一直处在社会最低层的农民开始发现自身的价值,产生一系列过去梦中也不可能有的新追求。由于生养村民的村落大多名不见经传，身不在典册，它进不了一直是由文人文化中记录的大背景、大历史，因此村民亟需通过史学来为自己定位,让史籍留下自己的足迹,也需要通过史学总结经验,探索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人有爱乡心而后有爱国心，不能爱乡而谓能爱国者，是谰语也”(《辽阳洲志乡土志》卷前)。村志使农民感到特别亲切，尤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爱国先爱村，爱村必读志。村志以其特别生动翔实的资料为村民提供